此诗叙写鲁僖公君臣在祈年以后的宴饮活动。诗一开始便写马,马极肥壮,都为黄色,其“乘”字指出了这些是驾车的马。周代的礼制非常严格,不同的身份地位在礼器的使用方面也有差别。身份本是抽象的名称,它们由具体的物质享受来体现,在出行时,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车驾了。此诗接着转向庙堂,“夙夜在公”的“公”,当作官府讲,与“退食自公”的“公”同。不过,这里的官府不同一般的官府,而是僖公祭祀祈年之处,亦即《鲁颂·泮水》和《鲁颂·閟宫》诗中的“泮宫”和“閟宫”。祈年为郊祭,在国都以外,故首二句反覆咏马。然后才写到乘车马的人,从早到晚忙忙碌碌,揭开诗歌的主要部分,即宴饮部分。在宴会上,舞伎手持鹭羽,扇动羽毛,如鹭鸟一样,有时群飞而起,有时翩然下落,给宴会制造气氛。与宴的人们在饮酒观舞,不绝的鼓声震撼着他们的内心,优美翻飞的舞姿调动他们的情绪,酒酣耳热,他们不禁也手舞足蹈起来。忘记了平日的礼数、戒备、拘谨,都在舞蹈,摅发各自内心的快乐,相互感染,没有语言,但一举一动都在和对方进行心灵深处的交流。这时,诗人也为眼前的情景所感动,而发出由衷的希望:“于胥乐兮!”(“呵,大伙一起快乐呀!”)
第二章的形式和首章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有所变化,一是描写得更具体细致,指出马为牡马,大伙在官府中所忙碌的是饮酒跳舞;二是写出时间变化,“鹭于飞”是舞者持鹭羽散去,舞宴结束,故而饮宴者也带着醉意而返回。
第三章揭出郊祀之事。駽为青骊,与前言乘黄不同,疑为鲁公所乘,以乘駽推出鲁公,显出其与群臣不同。群臣的欢乐是君主所赐,故曰:“在公载燕。”饮宴不是一种孤立行为,既是欢娱群臣,更是祭祀,朱熹说:“凡庙之制,前庙以奉神,后寝以藏衣冠,祭于庙而燕于寝,故于此将燕,而祭时之乐,皆入奏于寝也。且于祭既受禄矣,故以燕为将受后禄而绥之也。”正指出这种联系。下面四句是诗人的祈祷,希望从今以后,有好的收成,并把这福泽传之子孙。榖,兼含福善之意,诗人不仅希望鲁君把收获的粮食传给后代,更希望鲁国福泽绵长,享祚长久。《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郊祭对于鲁国显示出在诸侯中的崇高地位,故诗人极力赞扬,每章以“于胥乐兮”为结束。
“君教使臣”乃此诗之原旨。使臣秉承国君之明命,重任在身,故必须以咨周善道,广询博访。上以宣国家之明德,下以辅助自己之不足,以期达成使命,因而“咨访”实为使臣之大务。而在出使之际,君之教使臣者,正在于广询博访。使臣在奉使途中,时刻不忘君之所教,时常懔懔于心,怀有“靡及”之感,更是忠于职守、忠于明命的表现。《小雅·皇皇者华》这首诗,正是从这两方面著笔歌咏的。
诗的首章,先阐明君教使臣之旨,诗人说:“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诗意委婉而寄意深长,既以慰使臣行道的辛苦,又戒其必须忠于使命,常以“靡及”自警。从措词来看,是婉而多讽,而用意则是非常庄重。至于君教使臣之具体内容为何,则于诗的第二章至第五章中,用使臣口气,反覆表达,以见使臣时刻不忘君之所教,时时以忠贞自守。
第二章原诗云:“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前三句皆为使臣自道其出使在征途上的情况,第四句“周爰咨诹”,始表明“博访广询,多方求贤”之义,亦即“君教使臣”的主要内容,而为“每怀靡及”句中使臣所怀思的主旨。三章至五章的诗意,与二章全同,特因叶韵关系,在语词上作了改变:“我马维驹,六辔如濡”、“我马维骆,六辔沃若”、“我马维駰,六辔既均”。此数语,皆以道使臣在奉使途中威仪之盛。因车有四马,故章次亦叠至四次。二章言“载驰载驱,周爰咨诹”,三章言“载驰载驱,周爰咨谋”,以及四章、五章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其意义皆为“遍于咨询”,亦即“广询博访”之义。由此表明使臣之在征途、无时无刻不以君命为念,则使臣之敬奉使命,可想而知。明此义,则知此诗中之“每怀靡及”、“周爰咨诹”两句,乃全诗关键所在。
综观此诗,倘使无首章“每怀靡及”之语,则二章以下之“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等语,意义皆不明显,亦不见有君教使臣之义。倘无二章以下“周爰咨诹”诸语之反覆见意,则使臣奉命“每怀靡及”殷殷之意,更无由表现。故此诗艺术特点之一,是前后各章,互相辉映、照顾周密。特点之二是:诗的语言气象开朗,生动蓬勃。首章以“皇皇者华”起兴,落响超迈,命意笼罩全诗。二章以次,语词变动,错落有致,命义相近而不显其重复,语音协调,可诵性甚强。特点之三是用意恳切,不论君之教使臣,以至使臣对国家明命之反应,字里行间,都非常感人。君之使臣以敬,臣之受命以庄,这虽是古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诗的前两句“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诗人以极其洗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破题而入,直点题旨。单就句意而言,这两句就是屈原《楚辞·九歌·少司命》所说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和江淹《别赋》所说的“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但诗人既以亭为题,就超越一步、透过一层,不说天下伤心事是离别,只说天下伤心处是离亭。这样直中见曲,越过了离别之事来写离别之地,越过了送别之人来写送别之亭,立言就更高妙,运思就更超脱。而读者自会因地及事,由亭及人。
不过,这首诗的得力之处却非上面这两句,而是它的后两句。在上两句诗里,诗人为了有力地展示主题、极言离别之苦,指出天下伤心之地是离亭,也就是说天下伤心之事莫过于离别,已经把诗意推到了高峰,似乎再没有什么话好说,没有进一步盘旋的余地了。如果后两句只就上两句平铺直叙地加以引伸,全诗将纤弱无力,索然寡味。而诗人才思所至,就亭外柳条未青之景,陡然转过笔锋,以“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这样两句,别翻新意,另辟诗境。
这一出人意表的神来之笔,出自诗人的丰富联想。《文心雕龙·物色篇》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诗思往往是与联想俱来的。诗人在构思时,要善于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联类越广,转折和层次越多,诗篇就越有深度,也越耐人寻味。王之涣的《送别》诗“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也是从杨柳生意,构思也很深曲;但就诗人的联想而言,只不过因古时有杨柳送别习俗,就把送别与杨柳这两件本来有联系的事物联系在了一起,而诗中虽然说到杨柳是“东风树”,却没有把送别一事与东风相联。李白的这两句诗却不仅因送别想到折柳,更因杨柳想到柳眼拖青要靠春风吹拂,从而把离别与春风这两件本来毫不相干的事物联在了一起。如果说王诗的联想还是直接的,那么李诗的联想则是间接的,其联想之翼就飞得更远了。
应当说,在古代诗歌中,从送别写到折柳,在从折柳写到春风的诗,并非绝无仅有。杨巨源的《折杨柳》诗“水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写得也具见巧思,但与李白这两句相比,就显得巧而不奇。李白的这两句诗是把联想和奇想结合为一的。诗人因送别时柳条未青、无枝可折而生奇想,想到这是春风故意不吹到柳条,故意不让它发青,而春风之所以不让柳条发青,是因为深知离别之苦,不忍看到人间折柳送别的场面。从诗人的构思说,这是联想兼奇想;而如果从艺术手法来说,这是托物言情,移情于景,把本来无知无情的春风写得有知有情,使它与相别之人同具惜别、伤别之心,从而化物为我,使它成了诗人的感情化身。
与李白的这首诗异曲同工、相映成趣的有李商隐的《离亭赋得折杨柳二首》之一:
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
人世死前惟有别,春风争似惜长条。
对照之下,两诗都以离亭为题,都是从离别想到杨柳,从杨柳想到春风,也都把春风写得深知离别之苦,对人间的离别满怀同情。但两诗的出发点相同,而结论却完全相反:李白设想春风因不愿见到折柳送别的场面而不让柳条发青;李商隐却先说送别之人不忍折损杨柳的枝叶,再设想春风为了让人们在临别之时从折柳相赠中表达一片情意,得到一点慰藉,而不惜柳条被人攀折。这说明,同一题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思、不同的写法。诗人的想象是可以自由飞翔的,而想象的天地又是无限广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