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觉得奇怪的是，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喜雨的，在文学史上却并不多见。因此，苏轼的这篇散文《喜雨亭记》就显得十分突出了。当然，如果仅仅是因为前人未写而自己写了这一题材，对文学史有所贡献尚不足为奇。一旦后人接手写作，超越了前人的作品，那么前者就只能有一点文学史的价值而谈不到什么艺术的永恒价值了。苏轼的《喜雨亭记》却不是这样，因为它自身就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许多令人品味的地方。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后来的作家裹足不前，心甘情愿地让苏轼一枝独秀了吧。
文章开始即点明了用“雨”命名的缘由，与“喜”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共援引了历史上的三件事作铺垫，说明古人有了喜事，常常受用这件喜事来命名，以纪念喜事，或者也有预示将来喜事连连的意思。这三件事都很有趣。因为它们与国家的政治都有关系，其中并多少含有天人的关系。第一件事，相传周成王的同母弟堂叔得一异禾，献给了成王。成王将禾转送了周公。周公于是作了《嘉禾》一篇。第二件事，汉武帝于公元前116年5月，在汾水上得一宝鼎，于是改年号为元鼎元年。第三件事，鲁文公十一年，北狄鄋瞒国伐鲁，鲁文公派叔孙得臣抗敌，获胜，并俘获了国君侨如，于是特自己的儿子命名为侨如。最后这件事，对今人来说，几乎困惑不解了。为什么将敌人的名称用作自己儿子的名字?这是颇为值得研究的事情。无论如何，这是作者为要以雨志亭所作的铺垫，有了这一铺垫，再说事和雨就有记述的道理了。这就像逻辑学中大前提、小前提的三段论一样，有了大前提，后面的话即好说许多，也容易让人接受。
苏轼到风翔府任职的第二年，建官舍，行政事，凿池引流，美化环境，但不巧的是当地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旱情显现，灾情就会是必然的结果了。大旱望云霓，百姓的忧愁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恰好显示了苏轼笔墨的巧妙。我们知道，苏轼在写《后赤壁赋》的时候，曾经说到自己孤独闲寂，正好有两个朋友来了；霜露既降、明月诱人，想酒而樽空，贤妻正好献上了珍藏多时的美酒；没有下酒之物，正好客人笑哈哈地拿出了出水时鲜。一切就是那么巧，又那么惬人心意。这里也同样如此。百姓们盼望下雨，望眼欲穿，结果是“乙卯乃雨，甲子又雨”，这种句子，轻淡、简单，但不寡味，很像甲骨卜辞中的语言，但甲骨卜辞中是占问、预测，这里则是如实提供了，所以这种句子读来是令人心醉的。够不够?“百姓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按，乙卯是四月初二日，甲子是四月十一日，丁卯是四月十四日。半月之内连降了三场雨，前两次不足，第三次一连下了三天。下得透，下得足，下得实在。要说好雨，喜雨，这才真正称得上是好雨，喜雨！杜甫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总令人有细小入微不够大气的感觉。这里我们要注意“民以为未足”一句的作用，这一抑、一落，然后产生后面的三日大雨，效果才能够显示出来。没有这么一句，当然也可以成立，但是读起来就平软的多了。
这场大雨产生的欢快气氛是可观的：“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这是一幅万民同乐官民同欢的喜庆图，较之欧阳修的太守和民的欢乐，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欧阳修的乐并没有落到实处，架空，浮廓，是在造文、造情，而苏轼这里却是在如实地写作了。我们仿佛也同苏轼一起融入了喜雨的场景之中。唯其如此，苏轼为新落成的亭子命名“喜雨”才是顺理成章之事，才真正具有意义。
亭名由来有自，讲清楚之后也就等于曲终奏雅，逐善可陈了。但是苏轼又在这里做出了好文章，说他善于翻空出奇也好，说他敢于寻根溯源也好，无论如何，作者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艺术技巧。作者把笔锋一转，以设问的方式，从反面人手来探讨喜雨。曲径通幽，我们试想，也许这是继续写此雨的唯一途径，但苏轼找到了，并不一定是妙手偶得，可能是苏轼的真正功力所在。文中说道：“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饿鸿遍野，盗贼蜂起，百姓遭殃。但是不到五日，不到十日，就喜雨骤至，泽惠我民，又怎么能说不是上天厚待苍生?加上这么一段，文章就显得十分充实，丰满，在对比中更觉得雨之可喜。
写到这里，苏轼开始笔歌墨舞了，但是也曲尽其妙。“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伊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然；归之造物，造物不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你看，他还是落在亭上，层层递进，把天降喜雨的大功劳像画饼一样，在太守、天子、造物和太空面前虚晃一二，并忙里偷闲找出了一句，让这些人都一一默然，谦虚地拒绝这一荣耀，多漂亮的话，各路诸侯都奉到了，然后再实实在在地放到主题上去。既然如此，就让我们以喜雨来为亭子命名吧。一虚一实，一推一进，总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作者紧扣一个“雨”字．一个“喜”字。在不到五百字的文章中，“雨”字出现了十五次，有两次作动词使用，“喜”、“乐”共出现六次。通篇都贯穿着为雨而喜的喜气洋洋的气氛。
中国古代，自孟子开始，创天子、官员要有与民同乐，乐民之乐的思想。写这种作品的人很多，但真正写得好的不多。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其一，苏轼的此篇文章则表现得更好，好就好在落实、不空。
这篇文章在用词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一、排比句多。比如第一段，作者为了说明古人有喜事则名物以示不忘，举了三个例子，三个例子就是三个排比句，借助这种句法，使读者在文意方面有一种说理透彻，充实满足的感觉。第二段写大雨之后，百姓的欢乐场面以及第四段的“雨珠”“雨玉”说，也同样用的是排比形式。在人们喜之不尽，手舞足蹈之时，文字上必须有所变化，一味的松散不可能有文字的整饬条理来得惹眼引人。二、结尾的用韵。《喜雨亭记》的结尾很有意思，它既照应了开头，又给人许多的联想，值得我们注意。苏轼的哲学思想是儒释道三家合一的。在他的诗文中，经常出现对大自然发问的句子，以表达他的人生观和他旷达乐天的情怀。这次大雨之后，感谢谁为好?这里他展开的想象，是从太守到天子，从天子到上天，从上天到造物，其中“玉”、“粟”押韵，“日”“力”押韵，“功“空”押韵，“冥”“名”押韵，读之有循环不尽，均成系统的感觉，神完气足，优雅俊美，然而是虚笔，真正目的则是要归之其小小的亭宇，这样也就把造物、上天、天子、太守、百姓、借助“喜”之“雨”用一个亭子联系了起来，有歌唱的味道，所唱者依然是喜雨，一篇文章的主题所在。
为什么古代关中富甲天下，而近代却默默无闻，特别是唐以后人文凋敝。是不是我们的人种退化了，我近来翻阅（唐代移民史），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在唐末到宋初的移民浪潮中，关中地区首当其冲，人口大量向东迁移，先经洛阳，然后到苏州扬州等运河地区。大家熟知的大文学家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但却是苏州人。但我们从其文学作品中仍能感受到其陕人后裔的豪迈文风，范仲淹后来也多年在陕从官，报效桑梓。其实在唐末吴县（今天的苏州地区）已有1/3的北方移民。其实不管是从西周之镐京到东周之洛邑；还是西汉之长安到东汉之洛阳；从隋炀帝迁都洛阳到武则天时期42年居住洛阳，关中地区到洛阳的人口迁移一直是单向的，并又有一次向东南方向迁居。还有明代昆山人顾炎武，曾在华山滞留多年，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佳句。写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也就是我的家乡陕西凤翔，凤翔是唐王朝的西京，曾经是晚唐人才和贵族的聚居地。苏东坡初仕凤翔府签书判官三年，可以说对他的人生价值关影响至重，正是由于家乡的纯朴民风，和周秦文化发祥故里文化的熏陶，对其文风产生影响。如果说一个人最难忘记的是自己的初恋，那苏东坡同样也忘不了在凤翔的美好时光，以致后来被贬黄州时，碰到当年的凤翔游侠少年陈季常，两人还忆起当年在凤翔北山纵马驰骋的场景；还有当年在凤翔之任上修的“引凤池”（凤翔东湖），居然后来在杭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二次克隆成功。那篇著名的《喜雨亭记》更是体现了其与民同乐的大同思想。
因为马荀仲是医生，所以稼轩就用药名写入邀他一起去游雨岩的词中。看来纯属游戏笔墨，但正如鲁迅说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一样，这即兴之作，也莫不充满了愤懑之情。
雨岩风景优美，稼轩多次游历，已记于词者有《念奴娇》《水龙吟》《山鬼谣》《生查子》《蝶恋花》可见其情有独钟。词中“木香”、“雨余凉”（禹余粮）、“石膏”、“防风”、“常山”、“知子”（栀子）、“海早”（海藻）、甘松等，均为药名。一经嵌入词中，却全不露痕迹。若不是他特地提出，几乎读不出药味来。药味是读不出，但如松竹之于风雪吧，于“凄凉”中更形挺拔。词之有味，正是在这于凄凉中，更见精神之感人。
首二句“山路风来草木香。雨余凉意到胡床”。此处只不过是说下雨过后，居室内也凉快起来。而户外此时天更蓝、草木更翠、空气更清新，加之天气凉爽，正是最好出游的时候。首先把气氛造足，提出好一个先决条件。然后第三句说明出游的原因，泉石之病已入膏肓，无药可救。第四句一转，已是“多病”了，还甘愿去为这些风月闲情费精神。之所以要“提防”者，是一不小心就容易犯上了之缘故。这里使人想到了梁时的吏部尚书徐勉，史书说他“常与门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而今稼轩已无公事可谈，所以他要提防的倒不是公事，而是要“提防风月费篇章”了，孔子说：诗可以怨。他这就是怨，但却是以游戏笔墨出之。这就又符合了中国诗教之所谓的“哀而不怨”。所谓“不怨”，是指字面上的，并不否定“哀”，故哀正在骨子里。
下阕以道歉为过渡，正是承上启下。词人说得非常可怜。这里他用了两个典故，“草《玄》”，这只是把马医生比作扬雄，说他和扬雄一样，在家里忙着写他的《太玄》经。这只是客套话。而以“山简”自称的就有点牢骚了。山简，西晋永嘉三年（309）出为征南将军，都督荆、襄、交、广四州诸军事，镇襄阳。时天下分崩，山无用武之地，故尝醉酒。稼轩于江西安抚使任上刚授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旋即因诬落职，祖国分裂，他亦无可用武之地，倒是与山简有些相像，然而山简毕竟还是身在公门，没有像他这样一掳到底，成了平头老百姓一个。所以他要说“孤负平常山简醉”了。其实他又不可和山简相比。山简之醉，还有可说，因为他毕竟还是将军，不能为国出力，是以只有“醉”。而他什么也不是，既不守土，也无言责。他也要以醉来麻醉自己，是自作多情。则这“孤负”也实在不知是稼轩孤负于朝廷，还是朝廷孤负于稼轩，谁也不好说，所以他只好说自己孤负了这一“醉”。
末段再一激。“湖海早知身汗漫”，这里邀人而把对方的身份也抬得很高。不止文如扬雄，其品也如竹之直而有节，如松之傲而不屈。看来除了马荀仲，再就是松竹，世上就再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为伴了。这样的“凄凉”表述的还是怀才不遇的愤懑和不甘寂寞的激越。
这首词抒发的是山水之乐，动静之趣。假禅理以言遭际也。这首词上片写水中青山的倒影，水动则倒影动，用水动山摇来比喻自己身世飘摇。下片写客主问答。从泉水喧响中提出了怎么动中求静的问题，但作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让客人从佛经天女散花这一故事中去领会。整首词山动水静的描述，既有哲理的韵味，又象征着宦海浮沉，身在其中飘摇不定，寄托了词人的良多感慨。
上片起句“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甚是豪迈，作者将此地的纵横交错、远近横陈的山水都游览遍了，却用一个“占”字点出，突出了辛弃疾畅游山水的愉悦之感，虽然在政治上失意，不能得到重用，但是词人只是用一根手杖，便占据了这千顷之广的山水，豪气万千。 “老眼”等几句，则是写词人从水中看山的倒影的趣事，“羞”字点出了词人为自己偌大年纪还有如此童心而产生的害羞之感，但是词人又禁不住这种诱惑，他搅动水面，使青山在水中摇动，可见此时词人的内心是十分愉悦的。
下片充满禅机，“一瓢饮”三字短韵，始点出“饮泉”。以下皆讥客问不当之语，下接“人间翁爱飞泉”，四句皆客间之词，客意翁既爱静矣，又爱飞泉来寻静境，泉声速屋喧，何有静中之境？是客以万籁俱息而马静，真不知静境者矣；微风良夜，泠冷呜泉，人籁灭寂，虚籁生林之境，方是静境。客既不识静境，所问非是，乃答以“我眠君且归休，维摩方丈，待天女散花时间”三句，我醉欲眠君且去，今日不必问矣，此一拒却也。待维摩居士示疾丈室，文殊师利来间病时再问，此二拒却也。因为问也并不容易，学养不足者不能启问，释迦遣文殊师利往问维摩居土之疾，以维摩居士具入学养，惟有文殊师利才能胜此启问之任。丈室中天女散花，果不着文殊师利之身。稼轩用此典寅，寅讥客不知进退动机之机。
这词通过细致的观察与感受，描写了动中有静，从动见静的山水情趣。词前的小序引用了梁代诗人王藉的诗句解答了这个问题，它和词的内容是互相补充、互相生发的。全文犹如一篇艺术小品，抒发了山水之乐，动静之趣。
这是一首惜春词。上阕从暮春的雨景写到客中阻雨的愁闷，从视听两方面描绘，笔法细腻；下阕从雨阻行程写到落红铺地、春事消歇，抒归心似箭而难归去的无奈和惆怅。
此篇在春雨迷蒙的意象中，点染人事。上片写春雨中的闺愁。开头三句写一宿春雨初歇，拂晓时烟雾弥漫，鸟儿刚刚睁开惺松的双眼，还未婉转啼鸣，此时，大地一片寂静。而昨日，风雨交加，鸟鸣高屋，一片喧嚣。这是倒叙法，将静与动、冷与热两相对照，以突出今日之“静”，为下面闺愁作了衬托。“墙头”三句，从“静”字展开，写墙头青布酒招已不飘扬，楼上玉人洗尽铅华，只有柳眼微睁，柳丝依依，脉脉含情。几笔景物素描，已将闺愁暗暗托出。“润逼琴丝”三句，进一步勾勒闺房景物──琴、枕、屏障、竹帘，都在春雨潇潇中蒙上了湿润，浸透了寒气，是泪湿？是心寒？闺中人的愁情就能在这闺房景物中。“虫网吹粘帘竹”一句尤妙，以物象描绘之细微，揭示了闺中人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心境。“邮亭无人处”点出闺愁的原因──游子未归。“邮亭”古代驿站。“听檐声不断”五句，正面写出闺中人在春雨中的绵绵情思。她深夜不寐，听夜雨淅沥，檐水滴心，其情苦也。困乏时刚刚入睡，奈何又被“愁极”惊醒，梦中的相会是幸福的，然而又是短暂的，梦醒后，竟是“自怜幽独”。
下片写春雨中的羁愁。开头两句写游子归心似箭，然而最令人忧虑的是雨水成潦，阻住车轮，无法还乡。羁留他乡，岂不愁煞得兰成憔悴，卫玠瘦羸，在等闲之时，在无可奈何之中，不更易使人伤心落泪。此处用典言羁旅之愁。卫玠，晋安邑人，字叔宝，风神秀异。官太子洗马，后移家建业（今南京）。人闻其名，观者如堵，年二十七卒。时人谓“看杀卫玠”。“未怪平阳客”二句，又以平阳客在春雨潇潇中闻哀笛落泪事写羁愁。“平阳客”代指游子。“况萧索”以下四句，乃词意一大转折，说游子在春雨潇潇中泪落思乡，那么在万木萧疏、落红遍地、一片荒芜的深秋时返乡时，会如何呢？词中只以景物与感慨作答──家门外，桃园菽畦，荆棘丛生，如此苍凉景象，游子那有心情与友人秉烛夜游呢？此处结得突然，是转折中的顿挫，词意含蓄，将游子之羁旅也愁、归乡也愁，写得淋漓尽致。可谓“顿挫中别饶蕴藉”。
陈振孙说：邦彦“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直斋书录解题》）。邦彦词的铺叙从此篇中可看出其特点是不平铺直叙，而是曲折回环，开阖动荡，富于变化。
邦彦善创慢曲。张炎《词律·序》言：“美成（周邦彦）诸人又复增渲慢曲、引、近，或移宫犯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大酺》则是美成所创之慢曲，双调，133字，前段15句，5仄韵，后段11句，7仄韵。后为者，以此为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