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借对淮水的赞美来反衬作者对淮北沦陷地区恋念的感情,最后两句更写出作者对于当时活跃在淮河北岸的抗金军民的深切怀念,抒情细腻而深刻。全诗即景抒情,离意深沉,含蓄蕴藉,寄托了诗人的惆怅、悲愤和无限感慨。
首联写客人游濠梁时的反常举动。濠梁在皖豫交界一带地方的淮河流域。游客到了此地,就像游子回到故乡;频频不断地畅饮淮河水,对此水表现了无限的深情。
颔联写频酌的原因。当时南宋国都在临安,地处国家东南沿海地区,海水是咸的,不少井水也带咸味,这是实写,诗中的“多咸”,其内涵决不仅如此。南宋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对金人妥协退让,纳币称臣,以求编安一隅,过其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多少有爱国思想的有识之士,对他们都极为痛恨和憎恶,以至对他们所盘据的美丽的西子湖畔也反感起来。连饮水也觉得味道不好。
颈联则又进一步写出淮河水为什么会那样美。春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是从视觉上写淮河的美,更重要的是从淮河水里体味出了浓厚的中原民族精神。看到淮河水,就像看到了中原的大好河山;饮了淮河水,就像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尾联以告戒语气出之,写得极为沉痛。淮河作为界河,中流以北,便属于金国掌管。多少爱国的志士仁人,抗击金兵的英雄豪杰,他们为祖国被践踏,被分割而啼血落泪,东流的淮河水,里边搀入了许多中原父老的珠泪,完全不忍心汲取饮入腹中。
与柳宗元相比,刘禹锡就荣幸得多。他二人虽同时遭贬,但柳宗元生性沉郁,而刘禹锡则生性达观。柳宗元多病,刘禹锡康健。苏东坡评柳宗元“发纤浓于古简,寄至味于淡泊。”而刘禹锡在此,则还多了一团生机和气。所以柳宗元年仅四十七而逝,刘禹锡则寿高七十余,比白居易略差一点。柳宗元也没有如刘、白二人,得以交圭峰宗密大师这样佛教中的泰山北斗,也不如李翱那样得以结交药山唯俨这样的禅林宗匠。这是刘禹锡在安徽和州当太守时送别圭峰大师时所作的诗,并以此诗作为“介绍信”,介绍给白居易。圭峰大师与刘禹锡、白居易还有一段交往,的确是鲜为人知。
“宿习修来得慧根,多闻第一忘却言。”这里,刘禹锡盛赞圭峰大师累世修行,得到了极高的智慧。在释迦牟尼佛的众多弟子中,阿难尊者号称“多闻”第一,所有的佛经,都是经他背诵出来的。圭峰大师是华严宗的五祖,对佛教理论在当时是天下独步。同时圭峰大师还是禅宗荷泽宗的第五代祖师。这两重崇高的地位和卓绝的修行,当然堪称“多闻第一”又“忘却言”了。
“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这里“七祖”指六祖大师的弟子荷泽神会禅师。因神会禅师的努力,南禅击败了北禅,确立了六祖的地位,而他也在后来被唐德宗“钦封”为“七祖”。“便门”是方便法门的简称。禅宗讲“教外别传”,对“三乘”教法不那么看重,而注重“直指人心”的方便法门。
“东泛沧江寻古迹,西归紫阁出尘喧。”圭峰大师曾一度离开陕西卢县草堂寺到江南游历。自从隋炀帝开大运河以来,经洛阳汴河,在泗州入淮河,又经淮安、扬州入长江。故舟行极为方便。圭峰大师此行当在刘禹锡任和州刺史的太和(唐文宗年号,827—836)年间。长安到江南称“东泛”,再回长安自然为“西归”了。草堂寺为姚秦时鸠摩罗什大师译经故地,现今仍为中国佛教祖庭之一,地处终南山北麓。
“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真经相对翻。”白居易以侍郎身分,居河南府尹,地位极高,信佛之诚,又超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白居易还与圭峰师叔洛阳神照禅师熟识,圭峰大师在洛阳与白居易相会,想必就更加热闹了。一起谈佛论禅,必然相契。
在古代,一个地位低下的读书人,为了能进入仕途、获取更大的现实利益,有时必须走攀附权贵之路。年轻时候的韩愈中进士四年却一直不得仕进,所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信,想以文章打动宰相,以求取到宰相的引荐和提拔。《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是韩愈写给宰相的第二封信,信中以动人之笔,比喻自己处境艰难如同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试图以此来打动宰相。文章紧扣“势”、“ 时”着笔,运用比喻、设问、反驳等手法,将个人的思想写得振振有辞,跌宕起伏。作者很讲究行文变化,尤其恳切的言辞将其迫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本文既反映了封建统治下扼制人才的社会环境和人情冷暖,同时也展现了封建文人乞求仕进的窘态。
第一首词中,作者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白居易用的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一幅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
这首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
第三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南朝文士,多有戏美姬、咏歌舞之作,此类诗作,大抵都以秾丽的词藻,描写女子的颜色、服饰、歌姿、舞态,往往流于浮艳轻靡。梁代诗人王暕,虽未能免俗,也有《咏舞》之作,但在艺术表现上,这首小诗却别出机杼,不落窠臼。
摈弃人物的外形摹写,着重从动态中传其神,达其情,是此诗构思上的创新之处。诗的一二两句,以极简炼的笔墨,运实入虚,烘托出舞者的精湛舞技。古谚云:长袖善舞。作者只从绮袖入手,着一“回”字,则双臂的舒展自如,躯体的回旋若飞,已宛然可见。高堂华屋之中本无风,是轻捷蹁跹的舞步,是急速飘舞的裙裾,使平地竟自生风。“从风回绮袖”,读者似乎听到那忽忽的风声,看到那长袖交横、绮罗焕彩的婀娜舞姿。花钿(tián田),是用金玉珠翠制成花朵形的头饰。花钿之转,在于云鬟之转,云鬟之转又在于头部和全身之转。“映日转花钿”,灿烂的阳光透过玉户绮窗,映照着忽左忽右、忽高忽低的花钿,珠玑生辉,光彩夺目。只须稍加想象,即生眼花缭乱之感。二句无一字正面描写如何举手投足,只从袖、钿等处着墨,而舞者之神气已毕现。另外,十个字中连用四个动词,亦造就了强烈的急速的律动感,使画面真有“歌舞场”之生气。
如果说前二句着重从动态中传神,那么,后两句便是通过舞蹈与音乐的协调相应来达情。柱,是瑟筝等弦乐器上赖以支弦的木制码子。柱近则弦紧,故称促柱。危,本为高峻貌,此处用以形容音节急促,故危弦意同急弦。“同情依促柱,共影赴危弦。”前一句谓舞女之情与乐曲所表达的情感相应相通,用现代术语说,即是舞蹈语汇与音乐语汇和谐一致,揉为一体。后一句谓舞女的舞姿充满了乐曲中的激越感,连她地上的影子似乎也受了感染,有了活跃的生命,随着她一起昂扬激奋。“依”,见出女子随着乐曲的情感起伏、节奏变化而改变舞姿,调整动作,一字中包蕴了变化无穷的万千舞态。“赴”,则舞者轻盈优美、飘飘欲仙的美好身影,使读者可触可见。这二字凝炼精警,皆从虚处传神。至此,一个丰姿绰约、舞技高超而又感情丰富、善解音律的舞女形象,遂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了。
此诗在表现手法上遗貌取神,无所藻饰,一洗脂粉香和珠宝气,表现出了可贵的创造精神。与那些靡靡之声相比,诗此可算得上清音雅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