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1039-1112），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苏辙的散文《黄州快哉亭记》，因其高超的艺术技巧，历来被人推崇备至，公认是一篇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紧密结合并融为一体的好文章。最能体现苏辙为文纡徐（从容缓慢）条畅（通畅而有条理）、汪洋（气度宽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风格，就同他的为人一样。这篇文章由写景叙事入手，而后转入议论。条理清晰，结构严谨，过渡自然，不露痕迹。写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实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远，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叙事，能于简要之中插入闲情，磊落跌宕，分外远致。这篇文章最杰出的地方，还在于它的议论。文章就同样的“风”，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觉殊异的事实，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的结论。立论正确，论证有力，结论无可辩驳，令人信服。“论如析薪，贵能破理”。（梁·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要能破理，立论首先要正确，要“贵是而不务华”。（汉·王充《论衡·自纪》）《黄州快哉亭记》以人对外物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因人而异的事实立论，这无疑是正确的。立论“贵是”，就要贵在正确揭示事物的本质。要能破理，在论证过程中还应做到，所“考引事实”必须“不使差忒”。（宋·洪迈《容斋随笔》）苏辙在文章中征引楚襄王兰台披襟当风故事，作为论证的例子，故事的出处在宋玉的《风赋》（见·梁·萧统《昭明文选》），确凿无误，足可传信。最难能的是，这篇文章的议论始终带着情韵，故虽有一股愤懑不平之气贯注其间，却不显出伧父面目。“风无雄雌之异……而风何与焉？”“连山绝壑……乌睹其为快也哉！”等等议论就是。这些议论都近乎于言情，近乎于绘景，显得情韵十足，无丝毫议论常有的逼人气势。唯其如此，文章纡徐条畅，汪洋澹泊的总体风格，也就不致因这些议论而遭受贬斥。
本文通过记叙取名为“快哉亭”的原因，借题发挥，劝慰在谪居生活的张梦得和苏轼，“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当时苏辙也在贬中，写作此文，亦有自慰之意。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长江水势落笔，写登临亭子能览观江流之胜，暗寓快哉之意。第二段揭出命名的缘由：一是从俯瞰、昼观、夜间、近睹、远眺诸角度，极言观赏亭子周围的山川胜景，足以令人称陕。第三段直议“快哉”：先引《风赋》中的有关文字，点“快哉”的出典，然后就楚王之乐、庶民之忧，联想到“士生于世”的两种不同处世态度，肯定张梦得不以物伤性，自放于山水之间的那种“何适而非快”的乐观倔强的情怀。最后从反面收结，进一步衬托出张梦得旷达胸襟的可贵。
全文结构严谨，紧扣“快哉”着笔，一篇之中“快”字凡七见，既做足了题目，又把不以谪居为患，在逆境中自勉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势宏放，笔致委曲明畅，能体现苏辙散文风格。《古文观止》评：“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俱忘。”这种评价，决非虚言。
作者在本文中畅言“快哉”二字，不仅因为快哉亭所处地理位置的景象使人心旷神怡，而且因为宦途失意之人如果“不以物伤性”，则无论处于什么环境，都能“自放山水之间”而独得其快。文章清新开阔，气势奔逸，将写景、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借用典故并加以发挥，把快意之情写得淋漓尽致。
山水诗除以情景相生见长外，还得有味，有趣味。水鸟哄飞，是常见景，但秦观这首诗写得声色兼备、生趣盎然，非常巧妙地写出春的信息。
“天寒水鸟自相依，十百为群戏落晖”，开头两句既自然清新，又生动传神。“依”、“戏”二字，把水鸟天真烂漫之姿，表现得真是惟妙惟肖。它们仿佛不是一群鸟，而是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在相戏打闹。晚霞抚摸着它们，它们也正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给它们安排的和谐、安逸、自由的生活，这种物物相亲的情景，令人羡慕神往。
这两句的艺术技巧是相当娴熟的。“寒”有冷意，“相依”是静态，这是一幅表现静态美的画面；“戏”是动态，“落晖”却有暖意，这又是一幅表现动态美的画面。但这二者又不是割裂的而是浑然一体的。一部分水鸟在“自相依”，另一部分水鸟却在“十百为群”地嬉戏，这种合而有分，分而有合的状态，这种动静相宜的情调，正是自然界每时每刻所呈现的生动而实在的面貌。这一组画面是采用白描手法，点出了早春时令、晚霞中水鸟的安闲。
“过尽行人都不起，忽闻水响一齐飞”，这是精彩传神之笔。从形式上看，第三句是前两句的承续，但又是为第四句蓄势，“不起”，正是为“起”作准备的。从表现水鸟的动势上看；诗人是有意按照由安静到微动（“戏落晖”）再到喧动（“一齐飞”）的顺序步步演进的；从所表现的声音的频率上看，则是按照由静场（“自相依”）到轻响（“戏落晖”）再到骤响（“水响一齐飞”）的层次把音阶步步增高的。动态和声态同步进行，丝丝入扣，配合默契。最后，在第四句融为一体，把全诗的意境推向高潮。
意境上看，前面描绘出落晖，后面冲飞入天，融入晚霞，更为壮美。这里，既有绘画美，又有色彩美，更因群鸟齐飞，呱呱乱叫，传送出声态美。真是景象飞动，诗趣盎然。
上片开首，作者采用用对比的手法说：“洞户深深掩。笑世间、浓脂腻粉，那般妆点。”描写那白海棠的可爱，说它素洁的淡妆，是不以浓妆艳抹为美的。此处特点是词人用了拟人化的口吻，同时这里也映射、批评了世俗的审美。随即词人又赞美白海棠“认取朦胧明月下，不许东风偷飐”。说它不欲白日中在东风拨动下搔首弄姿，招惹狂蜂浪蝶。在朦胧明月下，尤其展示了它的美。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它“偏触动、词人系念”。词中对白海棠的赞美，表现了词人与世俗的审美倾向的不同。词人又感叹如观赏到白海棠的开放一样，“好春光”是不多的。而“昨日微阴今日雨”，是词人希望天公能够为自己多留一些明媚的时光，哪怕是仅如片刻的“一时暂”，这是词人对春的留恋。
下片，词境又进一步扩展，而以“冰绡雾縠”句为过渡。这里词人用丝绸织品的美丽，来比喻白海棠开放时的美丽春光，衬托白海棠。问“谁烘染”，实际是用疑问来赞叹花被烘染得更美。这春光如一副画一般。下面就是这画面的描述：“爱依依、柔条照水，靓妆清艳。”水边的柳条，依依映照，一片光彩美丽。还有“墙角绿阴栏外影”，这影子照射在芸窗上，照射到床席上。中间，还有被什么隔开的一片“清阴暗澹”，等等。这里词人解答了自己过片所提出的“谁烘染”的疑问。词人对于“烘染”着白海棠的一片春花，作了尽情的渲染。当然，这些都是词人审美欣赏的表现。作为同时也擅长绘画的词人，在整首作品中，也表现着词中有画的特点。最后，词人又未免感伤地说：“不是封姨情太薄，是盈盈树底魂难忏。”白海棠开在晚春，这时，树木已盈盈茂盛，花魂却难以挽留了，而不能怪是封姨鼓风，吹折了它。对于词主人公来说，也触景生情，故发出了“春欲暮，易生感”的喟叹。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