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以后拈，而况用齿齧。
其色已可爱，其味又更绝。
食此无珍言，哀哉口与舌。
不忍以后拈，而况用齿齧。
其色已可爱，其味又更绝。
食此无珍言，哀哉口与舌。
这是一首咏史词，作者词中从杨贵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歌咏唐天宝年间玄宗荒淫、杨妃专宠的史事，给世人以深刻的借鉴和启迪。
本篇集中笔墨，单就杨妃喜食鲜荔枝，玄宗命人从岭南、西蜀驰驿进献一事发抒感慨。开头三句从五岭荔枝成熟写起。首句点明产地产时，次句点明荔枝成熟，第三句描绘荔枝的外形内质，次第井然。荔枝成熟时，果皮呈紫绛色，多皱，果肉呈半透明凝脂状，这里用“绛纱囊里水晶丸”来比况，不但形象逼真，而且能引发人们对它的色、形、味的联想而有满口生津之感。
接下来两句，承首句“五岭”，专从产地之遥囊托讽致慨。“可惜天教生处囊，不近长安。”似故意模拟玄宗惋惜遗憾的心理与口吻，又似作者意味深长的讽刺，笔意非常灵动巧妙。从玄宗方面说，是惋惜荔枝生长囊离长安的岭南，不能顷刻间得到，以供杨妃之需；从作者方面说，则又隐然含有天不从人愿，偏与玄宗、杨妃作对的揶揄嘲讽，而言外又自含对玄宗专宠杨妃、为她罗致一切珍奇的行为的批判。
过片“往事忆开元”句一笔兜转，点醒上片。说“开元”而不说“天宝”，纯粹出于音律上的考虑。“妃子偏怜”及以下“驿使”本《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这里的“偏”与上片的“天教”正形成意味深长的对照。
结尾三句“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无驿使，满眼骊山”。“魂散马嵬关”，指玄宗奔蜀途中，随行护卫将士要求杀死杨妃，玄宗不得已命高力士将其缢死于马嵬驿事。“红尘”用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意。驿使，指驰送荔枝的驿站官差。这三句既巧妙地补叙了当年驰驿传送荔枝的劳民之举，交待了杨妃缢死马嵬的悲剧结局，而且收归现境，抒发了当前所见所感：热闹的新丰道上，被过往行人车马扬起的红尘依然如故，但驰送荔枝的驿使却再也见不到了。词人对淫侈享乐、乱政误国的历史教训并不直接说出，只用“有”、“无”的开合相应与“满眼骊山”的景象隐隐透露，显得特别隽永耐味。
全文记载了范仲淹购置义田的经过，赞扬范仲淹乐善好施的精神，同时斥责当时那些只知自肥的封建官吏。全文以古衬今，中心明确，语言朴实，感情深切。
本文通篇以“义”字作线眼，旨在表彰范文正公自奉俭约，购置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的高风义行。全文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略可分为叙述、议论与补述三大部分，又可细分为六段：
大抵前三段以叙述为主，是文章的主体。将范文正公乐於助人的秉性、义田制度的概况及设立义田的夙愿，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以为后段的议论作张本。
首段言简意赅，以“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作为全文的纲领，用以提起下文。文中点明范文正公“好施予”、“赡族人”之善性，是为创办义田的伏笔；且强调施助并非来者不拒的浮滥，而是以“亲而贫，疏而贤”为主要对象。
第二段由总叙而分叙，采取节节进逼的手法，详细记叙义田设置的经过及其良好的规模制度。以“方贵显时”点出时机，“号曰义田”点出主题，“养济群族之人”说明义田的目的，“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为总纲，并领起下文，然后再将救助的概况、对象、管理者及自给自足的运作方式作原则性的概述，具体而微地使人感受到范文正公义田的规模轮廓。尤其在叙述施行办法时，为避免行文之僵化、句式之刻板，特别使用“错综格”中“抽换词面”的修辞方法，例如在“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等四句同样叙述文句之后，转用“葬者如再嫁之数”的表述方法，使得规章制度的介绍，不致於失之严肃呆滞，反而使得语气鲜活灵动，引人共鸣。
第三段则采用追叙法，以“尝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追溯范文正公立志多年方能实现的艰苦历程，更加突显这份志业的艰难与志向的坚定。再以子孙修业承志的情形“如公之存也”，来展现子孙的贤肖以衬托范文正公的高洁人格，并可由此见出义田制度“规模远举”之可能，这尤其是“终其身而没”的前贤们，无法望其项背的所在。更进一层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孙而已”描写出范文正公自奉俭约、养济群族的仁者襟怀与高洁人格，令人感动。
第四、五两段为议论。第四段也是先叙后议，以晏子亲亲仁民的美德正衬范文正公“规模远举”之贤在晏平仲之上。文中先以较大篇幅叙述晏子周济齐士三百馀人的故事，并以“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儒家之“仁有等级”与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德性比拟之，用以证明晏子的确具有仁者的心怀；以衬托法归结於“观文正之义，贤於平仲”两句，晏子已贤，而范文正公则更加是难能可贵，“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正是在极尽赞美晏子之后，以贤衬贤，垫高范文正公好仁之德，节节逼进，处处蓄势，文章气势流畅且具有说服力。此外，在桓子与晏子的对话之中，人物语言之神态表情，栩栩如生，颇具有临场感。
第五段则以今昔对比，感慨世风日下，只图一己之享乐，而不知推己及人之仁爱。以“殁之日，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的事实与“世之都三公位，享万锺禄”的达官显宦“奉养之厚，止乎一己”的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用不肯济人饥寒的权贵显宦，来反衬范文正公之义行可风。尤其是以四个连句的排比，极写显宦之奢靡享乐、卿士大夫及士人自养丰厚，又以“况於施贤乎！”、“况於他人乎？”两层，照应范文正公的“义”，而归纳出：“是皆公之罪人也”的结论，真是当头棒喝，发人深省。在这两段一扬一抑、借宾显主的映衬写法之中，既可以深化主题的意境引人共鸣，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内心世界的价值判断与好恶取舍。
末段补述所以写作此篇文章之缘故。先以三句排比句来总结范文正公一生的行迹与事功，表达对范文正公无尽的崇敬与景仰，然而此事后世必有史官会加以记载。作者只是就“独高其义，因以遗於世”的一笔扣题，标明其作记命意的所在。
全文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在平实流畅的笔调中，既批判了世风日下，自养丰厚，而无视族人饥苦之自私之士，也让我们对范公自奉俭约，周济群族，人饥己饥的高风义举更加景仰向慕，想见其为人。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