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从题目看，该诗似乎是由读《封建论》引发诗兴的，然而诗中的主要观点交锋，则是聚焦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论列的儒家、法家及法家代表人物秦始皇的是非问题上。诗首联即明确涉及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举动。郭沫若之“骂”，简而言之，既包括非议、斥责、抨击其“苛政”及其“苛政”中的“焚坑”之举，也包括过分否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秦始皇是不顺应向“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的，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搞奴隶制暴政的人物，而“焚书坑儒”即其暴政中的暴行之一。
“焚坑”是“过”是“罪”，还是非“过”非“罪”，对此历来众说不一，或将之作为“苛政暴政”之证据，或视之为对付和打击“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有力措施。毛泽东在诗句中是选用褒义词“事业”来状写它的，在毛泽东的观念里，“焚坑”是服从维护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之“事业”的，是与其“统一中原”的伟业相关的，是维护其“统一基业”“统一大业”的一种措施和手段。既然连“焚坑”都无须过分责备，那么不言而喻，秦始皇的其他政治举措就更无须责备了。因此毛泽东既诚恳又严肃地奉劝郭沫若：对秦始皇应当“少骂”，你对“焚坑”所持的“暴行说”是需要“商量”的。换言之，即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多肯定，少否定，多否定甚至根本否定的观点是不对的。诗题特意用了“呈郭老”三字，接着首联又用了“劝”字、“君”字和“商量”二字，使这首“论战”诗一起笔就带有彼此商榷和探讨有关中国历史人物的看法之和睦融洽的氛围，有助于消解对方的心理压力和自危心态。
该诗的首联着意于历史性、肯定性地评价秦始皇及其下令实行的“焚书坑儒”举动有利于维护秦王朝“统一大业”的合理性；颔联则着意于在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及相互对比中，肯定秦始皇创立“大一统”的秦朝的历史功绩远胜于只讲“空话”而无政治实践成果的孔丘。颔联出句是与颔联对句的“孔学”强烈对比着的。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被学界一部分人评价得过高的“孔学”，其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一样。看战国时代的历史实践检验的结果：秦始皇以统一战争消灭了割据的诸侯国而破天荒第一次建立了“大一统”的秦王朝，可孔丘的那些学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变革”“历史飞跃”的政治实践中却无法实施、几无所用，这岂非如同无多大价值的“秕糠”。毛诗领联该是主要置于“战国时代”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而言的，因而“秕糠”之说该是有其真实性及合理性的。
如果说，颔联是从特定的“战国时代”的视角来评说，那么颈联则主要是从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视角来评说，它进一步把秦始皇和秦王朝置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予以肯定性评价。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书对先秦社会历史及当时诸流派的诸多人物等，做了研究和评说，当年曾被学界誉为“颇多创见”之著述。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诸多学术成果历来是十分赞赏的，如郭沫若于1944年发表的总结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曾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使用；又如郭沫若在《奴隶制时代》等著作中提出的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的论断，毛也表示赞成。而对“十批”，为何毛则笼统地断言“不是好文章”。就毛泽东历来就不赞成“崇儒反法”的观点以及此诗之主旨而言，主要是因为“十批”否定秦始皇、肯定孔丘学说的崇儒抑法的基本观点，与毛泽东的观点相悖。毛泽东认为：“十批”中批判“秦王政”，可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总之，颈联着意于肯定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行政统治体制的重要历史进步作用及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并认为与此相悖的观点是不对的。由于“十批”只“骂”（否定）秦始皇而未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因此是不能称为“好文章”的。
尾联“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在前三联的历史性和肯定性评价秦始皇的基础上，尾联着意指出：对秦始皇的历史功业，远在唐代的柳宗元早就肯定过，今人千万别不及柳子厚而持历史倒退观点。柳子厚论说文代表作之一是尖锐抨击苛政的《捕蛇者说》，毛泽东则特别看重他的《封建论》，并且奉劝郭沫若要“熟读”（反复阅读、深思、领会）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毛泽东认为，此政论文涉及的废“分封”、削“藩镇”、实行和加强中央集权与统一的“郡县制”的行政体制的主张和本质精神是对的。“莫从子厚返文王”，意译之即：不要从柳子厚否定“分封制”和主张废“分封”的观点，又退回到肯定搞“分封”的周文王时代的观点上去。所谓“分封制”，即君王把土地分封给宗室和功臣，让他们分别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由君主统辖的“诸侯国”，其结果往往是形成诸侯割据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毛泽东在这里是认为，连唐人柳宗元都不否定秦始皇首废“封建制”（分封制）和首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都反对“分封制”而主张顺应历史发展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难道今人尚不及古人。其实质是认定：历史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同时奉劝郭沫若也要熟知和接受此番道理和此种观点，不要持“历史倒退”的观点。
此诗写的是历史题材，涉及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及人物，可属咏史诗。虽然不能断定此诗与毛泽东在当年特殊背景下的“政治运动”思维毫无关联，但从诗句本身来看，如何评判秦始皇的历史功业，应是它的主旨所在。此诗内含丰富，无渊博、扎实的史学功底，难以创作出如此之诗，应视为造就、构成毛诗的“史诗性”的重要诗作。
关于《明河篇》这首诗有个典故。《唐诗纪事》载：“之问求为北门学士，天后不许，故此篇有乘槎访卜之语。后见其诗，谓崔融曰：‘吾非不知其才，但以其有口过耳。’之问终身耻之。”这条记载虽颇类小说家言，似未必可靠，但这首诗中的确蕴含着某种怨愤情绪。诗人以神奇瑰丽的笔调，咏赞了秋夜银河的美好，在扑朔迷离的氛围中，抒写了天上、人间的离愁别恨。全诗充满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流溢出凄迷、伤感的情调，隐隐透露出志不得扬的怅惘。
开头四句，以写景河笔。这里的“南楼”“西山”借用了两个典故。《世说新语·容止》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另《世说新语·简傲》载：“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诗人借用这两个典故，抒发自己希望像魏晋名士那样，纵情山水的心愿，寄寓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这短短的四句诗中，先是以风凉、气清和万里无云，来衬托河汉的“明”；接着，把银河比作一条清浅的河流，还赋予它以“纵复横”的动势，使之更显清莹可爱，而典故的运用，使诗意更为深厚，所抒之情更加含蓄、婉转。
接着八句，诗人描绘在洛阳城中观看明河的情景。在这八句中，诗人以“画堂琼户”“云母帐”“水晶帘”等华美的辞藻，使各种富丽堂皇的景象接连呈现，既表现了帝都特有的风物，也与明澈的银河相映照，在一片柔光中，给帝都蒙上了一层朦胧、幽深而又神秘的色彩，使天上、人间连为一体。作者是富有创造力的宫廷诗人。他在诗中出色地运用了河的比喻：云母帐前反射的月光变成“泛滥”的“河水”。
接着诗人在以下的八句中，想象在银河的映照下，“南陌”思妇对于征人的思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慨。诗人从万户捣衣声中，想到了一去不归的征人，并进而想到了正在“鸳鸯机”上刺绣的女子。正在思妇思念征人时，一只孤雁正从牛郎、织女相会过的“乌鹊桥”边飞过，发出哀怨悲鸣，更使思妇的离愁难以平息，她痴痴地坐望天河，默念征人，直到银河渐渐地隐没。这明河似乎懂得舒卷屈伸、出处进退之道。《关尹子·三极》：“云之卷舒，禽之飞翔，皆在虚空中，所以变化无穷，圣人之道则然。”明河在黎明渐晓之时，任由浮云的遮蔽，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光辉让给那晓月的流光，悄然隐去；而思妇的眷怀之情，却无法停歇。这一段，是上文的转折和深入，它由单纯对明河的赞美，转入对人事的感叹，进一步把人间、天上融为一体。那捣衣之声与雁飞萤度相交织，冷清、凄切之感，无穷的相思之情，将伴着耿耿长河，无终无了。特别是诗人在“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两句中，赋予明河以人的崇高感情，使得它本来就美好的风彩更为美好。这里采用十分婉曲的手法，进一步赞美了明河，也为最后四句埋下了伏笔。
最后四句，诗人以神话故事，作了精彩而又富有深意的收结。如此美好的明河“可望不可亲”，因此，诗人要到天上去。晋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有人乘槎而去。遇一丈夫牵牛而饮。遂问此是何处。牵牛人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按严是汉代术士）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又据《太平御览》卷八引刘义庆《集林》：“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支机石也。’”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糅合到一起，自然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执着地追求美好明河的强烈意愿。同时，诗情几经曲折，终于从地下跃升到了渺远的空中，天上、人间，到此合而为一，使诗歌充满了神奇、幽远的艺术魅力。自己终究希望离开那城阙阻障、复道蔽空的帝都洛阳，到自己向往的地方去，字里行间深深地隐含着诗人难以言喻的怨愤。令人目眩神迷的表象下，蕴含着诗人因仕途失意而产生的苦闷与忧愁，以及对于当时政治的不满情绪。
这首诗虽然充满了典故和传统寓意，却仍然生动地描写出京城上空的银河景象。全诗疏密有致，摇曳生姿，既有跨越天上人间的宏大境界，又有对思妇之情的细致剖析。在结构上变化波澜，恰到好处地使用了顶针的修辞手法，如“复出东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归”，“乌鹊桥边一雁飞。雁飞萤度愁难歇”，使得转接自然，气势流走。另外，全诗以散行为主，但却穿插了一些对句，如昏见晓河、云母水晶句，在自然中表现出精工，显得从容整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