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阳春曲”曲牌写春景,可谓名副其实。这组“阳春曲”包括三支小令,渲染出一派风和日丽、蝶逐蜂嚷、百花争艳的烂漫春色。虽是一组曲,但三首又各有侧重。
第一首可名之为“春晴”。首两句写景。首句写墙头杏花。这里的杏花不仅有数支,而且像堆琼砌玉的红雪般,这就突出了花的繁茂。这里的杏花是是晴天的景物。次句写青山。由于青山在屋后较远的地方,所以看上去像一架屏风。“一春能得几晴明?”强调这晴的难得,这一问句流露出了作者满意的心情。“三月景,宜醉不宜醒”,是在赞美令人陶醉的阳春三月,显示了作者悠然自得的心态。
第二首可名之为“春睡”。“残花酝酿蜂儿蜜,细雨调和燕子泥。”花虽然残了,蜂儿却还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从残蕊中采蜜。这样的残花依然是美好的,不给人以零落凄凉之感。春雨往往令赏春者扫兴,可是燕子却还在雨中穿梭忙碌,衔泥筑窠,纷纷的细雨不但没有妨碍它们,反而帮助它调和泥土。燕子这是非常感激这细雨。燕子无情,人是有情的,这是诗人在赞美春雨。这两句体现了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从小小的虫鸟活动中看出了春意。作者以喜悦的心情写了残花、细雨,写了春的另一种旖旎。“绿窗春睡觉来迟”写窗内人的浓睡,似与窗外的燕、蜂无关,但一个“春”字点出了前后的内在联系,又加一个“绿”字对“春”做了补充,窗内窗外联成一片了。睡意之酣畅,正因为春天气候之宜人。“觉来迟”,毕竟还是醒了。是因为“窗外晓莺啼”惊醒的,这是对莺声的欣悦。这里写浓睡,是写了春天;写醒叫觉,也是写春天;都写了春天的美好。
第三首可名之曰“春归”。首两句写春归的景色。上句写近景,下句写远景。“一帘红雨桃花谢”是房前景象。 “十里清阴柳影斜”是放眼远望的景象。初春之柳,是淡黄疏影;绿柳成荫已是春深了。两句构成残春景象,却仍然是美的:红花绿柳,相映成趣,色彩鲜丽,令人赏心悦目。下一句写人对春去的依依不舍。名花之城洛阳的人们赏春的人比平时多起来,是因为春已无多,也有为春饯别之意。最后两句,作者感叹:“春去也,闲煞旧蜂蝶。”没有了花,蜂蝶自然无所事事了。虽是感叹惋惜,却并不感伤。
总之,这组曲子将春意写得十分浓丽,使人得到暖融融、醉醺醺的感受,并在细小的物像中显出大自然复苏后的生机。三首曲子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在写法上也注意了变化。第一首论述,第二首问答,第三首感叹。三首比照,浑然一体而又多姿多彩。
文章第一段回忆作者与石昌言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石昌言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充满劝勉之情;第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对敌国之耀武扬威应毫不“震惧”,并举奉春君的例子说明要善于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文语言简洁明快,文势波澜起伏,跌宕有致。
文章第一部分叙写两人的交谊,表达了对石昌言的感激、钦敬和仰慕的感情。作者以追叙的方式,通过紧密联系的两条线叙写了两人的交往与情谊:一条是石昌言科举、守官、升迁,直到以高官身负国家民族重任出使契丹的过程;一条是自己为小儿、读书、废学、感悔、苦读,后又求官京师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作者得到了石昌言的喜爱、鼓励、赞赏和肯定。所以,作者对石昌言既有亲戚之情,又有知己之情。故作者说:“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这是承接上下文的关键,是这篇文章的文眼,作者由此成功地实现了内容和情感的转变。同时,这句话本身也包含着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表明,石昌言才能出众,获取富贵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任,出使敌国,折冲于口舌之间。其次,它戒勉石昌言,个人的富贵荣辱事小,国家民族的利益事大。此次出使,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切不可顾虑个人的生死荣辱。
第二部分紧承第一部分,阐发“有感”二字,就石昌言出使之事,表达了对石昌言的羡慕、期望、鼓励和诫勉的感情。这一部分又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层,通过叙写蜀人彭任对出使契丹时所见所闻的叙述,批评了宋朝使者和宋朝统治者对于契丹的恐惧和屈服,告诫石昌言,这不过是敌人的虚张声势之计。这一层的言外之意,实际上是批评宋王朝对于契丹的屈辱政策。第二层,以汉朝娄敬出使匈奴的史实为例,证明契丹“无能为”。当年娄敬出使匈奴,匈奴冒顿将其壮士、肥马藏匿起来,只以老弱、羸畜示人,娄敬认为这是匈奴故意示弱,建议汉朝不要攻打匈奴。刘邦不听从劝告,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反观现在的形势,契丹故意虚张声势,正说明它“无能为”。第三层,以孟子的话鼓励石昌言,要坚守气节,维护国威,不辱使命。孟子以一介布衣,尚能凭自己的品德和学问,傲视时君执政,而石昌言作为皇朝使者、朝廷高官、才志之士,出使一偏小之契丹国,自应表现出令人瞩目的气概。
这篇文章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特点。其一,结构严谨,脉络清晰。石昌言既是苏洵的亲戚好友,又是他钦慕的能为国分忧的士大夫,所以文章的前一部分抒写了个人的情谊,后一部分阐发了国家民族大义,二者和谐统一,恰切地表达了二人的关系和情谊。其二,情理兼备。这篇文章是一篇赠序,作者与石昌言既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又有共同的为国为民分忧的志趣,而石昌言出使的又是强悍不羁之虏庭,所以作者在此文中所表达的感情是丰富复杂的,有感激、钦慕,也有期望、诫勉。全文抒情意味浓厚,但相对而言,前一部分抒情意味重,后一部分说理成分多。其三,题材取舍恰当,语言得体。石昌言既是作者的亲戚和好友,又是他所钦慕的朝廷大员和才志之士,所以该文首先叙写了二人的私人情谊,然后才讨论国家政治、民族大义,不枝不蔓,恰切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语言表达上,第一部分言语温婉,如话家常,亲切可感。第二部分,以气运辞,慷慨激昂,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精神风貌的一个侧面。
建安十五年,曹操击败袁绍及其三子,并北征乌桓,平定北方。于是在邺建都,于漳河畔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高十丈,分三台,各相距六十步远,中间各架飞桥相连。然后曹植做出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