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嘉守，凡阅历，几麾幢。便教入从出节，都是分之常。但愿国安人寿，更只专城也好，不用较强梁。准拟耆英会，倚杖看人忙。
汉嘉守，凡阅历，几麾幢。便教入从出节，都是分之常。但愿国安人寿，更只专城也好，不用较强梁。准拟耆英会，倚杖看人忙。
1.帮助他人，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显示一片诚心。有人捐一元钱帮助病重的同学，有人出五十万支援受灾的百姓，各尽其力，这“义”的分量是相当的。
2.尽心尽力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情，而以诚心感动了他人并得到帮助。
3.人要有毅力， 不管这股力量是多么的微小， 持之以恒的应对 ，一定会有回报的 。
4.一个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是不容易的，如果有贵人相助就简单得多，但是贵人（天神）并不是随意帮助别人的，所谓天助自助者，自己不努力，是不能寄望得到别人的帮助；如果所从事的任务是基于一项伟大的情操，则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5.我们要知恩图报,不要忘恩负义。
6.常怀一颗感恩的心，善待亲人，善待友人，善待路人……你会收获更多。
7动物也有灵性,它们就像人一样,也是通感情的,所以我一向都尊重每一个生命.总觉得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它们的眼下,而它们对我们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包容,一次又一次的忍让.其实它们才是自然中最伟大的,而并非人类最伟大.
8 有时候人会被感官所迷惑,但动物却很少出现这中情况.因为它们真正的用上了心去感受世界,用真心去爱护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所以"神"才会被它们所感动,所以大自然报复的往往也只是不爱护它的人类...
9.对待朋友要真心真意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反思,我们所做的究竟是对是错,是过错还是真的让大自然觉得幸福...
10.这个故事跟愚公移山有点像，但更加入了感人的友谊。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吊古战场文》是李华“极思研搉”的力作，以凭吊古战场起兴，中心是主张实行王道，以仁德礼义悦服远人，达到天下一统。在对待战争的观点上，主张兴仁义之师，有征无战，肯定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文中把战争描绘得十分残酷凄惨，旨在唤起各阶层人士的反战情绪，以求做到“守在四夷”，安定边防，具有强烈的针对性。虽用骈文形式，但文字流畅，情景交融，主题鲜明，寄意深切，不愧为古今传诵的名篇。
《吊古战场文》名为“吊古”，实是讽今。全文以“古战场”为抒情的基点，以“伤心哉”为连缀全篇的感情主线，以远戍的苦况、两军厮杀的惨状、得人与否的对比、士卒家属吊祭的悲怆为结构层次，层层铺叙，愈转愈深，结末点出主旨。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开篇劈空描写古战场阴森悲凉的气象：沙漠空旷无边，杳无人迹，河水回环缠绕，群山交错杂列，天地昏暗，气象憔悴，飞蓬根断，野草枯死．飞鸟不肯落下，野兽离群而奔突，使人触目惊心，魂失魄散。接着文锋一转，借亭长之口点题，叙说古战场“常覆三军”的历史和天阴鬼哭的惨状，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与感染力。再以“伤心哉”的慨叹，倾吐深沉的吊古之情，给全篇笼罩上了一层愁惨黯淡的感情色彩。“秦欤?汉欤?将近代欤?”发问深婉，有力统领起全文。
第二段写士卒远戍的苦况和秦汉以来“多事四夷”的原因。作者以“吾闻夫”提领，展开了对历史的回溯，描述远戍士卒历尽行军、露营、夜渡、屯戍之苦。地阔天长，戍边日久，归途知在何处?寄身锋刃，性命难保，怨愤向谁倾诉?但是，戍卒的悲惨遭遇是怎样造成的?“秦汉而还”以下便指出其原因。认为自秦汉以来，为开边拓土，“多事四夷”，边境战事频仍，致使“文教失宣”，王道莫为。这就把罪责推到封建帝王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上，极为尖锐深刻。作者行王道，反霸道，以“仁义”安抚“四夷”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段描摹两军厮杀的激烈、悲惨的情状，是全篇的主体。作者以“吾想夫”驰骋其宏伟的想象，用铺排扬厉、踵事增华的笔法，描绘了两次两军交锋的战争场面，且一次比一次激烈，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是在北风掀动沙漠的地方，胡兵凭借地利进犯，中原主将骄慢轻敌，仓促应战，兵卒畏于严酷的军法，不得不拼命死战。两军相搏，厮杀声震撼山川，崩裂江河，攻势迅猛，如雷鸣闪电。如是在“穷阴凝闭，凛冽海隅”的“苦寒”季节，胡兵又凭借天时“径截辎重，横攻士卒”，中原将士被杀得“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惨不可言。行文至此，作者又以骚体句式抒写凄恻悲愤之情，深沉凭吊之意。两军交锋激战，鼓衰力尽，矢竭弦绝，白刃相交，宝刀断折，士卒浴血拼杀，场面悲壮而激烈。在此生死关头，士卒心情极为矛盾：“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真是字字悲痛，声声哀怨。这发自士卒肺腑的心声，是对扩边战争的血泪控诉。作者满怀沉痛心情，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全军覆没后战场上的沉寂、阴森、凄怆的景象，与前文两军厮杀时那种“势崩雷电”的声势形成了强烈的对照，也是对前文“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的呼应。面对这种惨相，作者那“伤心哉”的感情发展到了高潮，发出了“伤心惨目，有如是耶”的深沉浩叹，它撞击着历代读者的心扉！
第四段以“吾闻之”领起，采用历代战争对比的方法，说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先用“牧用赵卒”和“汉倾天下”相比，一个“大破林胡，开地千里”，一个搞得“财殚力痛”，从而得出“任人而已，其在多乎”的结论，说明解决边患问题关键是选用良将，而不在于用兵多少。再以“周逐猃狁”与“秦起长城”、“汉击匈奴”对比：有的“全师而还”，君臣和乐安闲，雍容娴雅；有的“荼毒生灵，万里朱殷”；有的“虽得阴山”，“功不补患”。说明解决边患的办法是以“仁义”、“王道”安抚四夷，而不是黩武开边。引古是为证今，作者用历史事实揭露了唐代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讽刺了唐玄宗用人不当。
第五段通过“吊祭”的场面，进一步对造成“蒸民”骨肉离散的战争作了血泪控诉。“苍苍蒸民，谁无父母”几句，作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用铺排的句式，反诘的语气，气盛言宜地对“开边意未已”的统治者发出了“苍苍蒸民”“杀之何咎”的质问。接着又袭用汉代贾捐之《议罢珠崖疏》“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老母、寡妻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的文义，点化出“布奠倾觞，哭望天涯”，悲怆凄凉的吊祭场面。面对着这“天地为愁，草木凄悲”的惨状，联想到“从古如斯”的一幕幕悲剧，提出了“守在四夷”的主张。结尾点明全文的主旨，与上文相呼应，极为巧妙有力。
《吊古战场文》虽以骈体为宗，但与六朝以来流行的讲求偶辞俪句，铺陈事典，注重形式美，内容空洞贫乏的骈文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李华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李华提倡古文，力求克服齐梁靡丽之习，于骈俪之中寓古文之气，以散驭俳，崇雅去浮，使文章显示了清新质朴和刚劲有力的格调，充分表现了盛唐新体文赋的特色。
谢榛说：“熟读所作，有雄浑如大海奔涛，秀拔如孤峰峭壁。”（《四溟诗话》）《吊古战场文》在构思和表现手法上富有创造性。过去的吊文多以抒情为主，而《吊古战场文》则以议论为主。这些“带情韵以行”的议论，高屋建瓴，一泻直下，气势甚壮。中间用感叹句、反诘句调节节奏，使音调铿锵，参差成趣。运用夸张、对偶、排比、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造成了一唱三叹的韵致，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段与段之间又以“吾闻夫”、“吾想夫”、“吾闻之”等散文性质的词语连接，使全篇始终保持着像“大海奔涛”一样“沛然莫之能御”的磅礴气势，一扫历来骈文那种绮丽柔弱的文风。这对后世的文赋有着颇大的影响。
这首诗前四句写渡河情况。“河流迅且浊，汤汤不可陵。”起笔写出了黄河的气势和特征：水流迅猛而浑浊。“桧楫难为榜，松舟才自胜。”这里说，连桧楫使用起来都好像力不胜任，松舟也只是勉强胜载，可见河水的迅猛，渡河的危险、困难。中四句写岸畔所见。“空庭偃旧木，荒畴余故塍。”庭户是空的，旧木横躺着，像要倒塌的样子；田地荒芜了，还可以看到往日的田埂畦垄。“不睹行人迹，但见狐兔兴。”周围也看不到行人，只见狐兔横行。这里的村庄完全破败了，像《古诗·十五从军征》所写：“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这就是作者眼中所见异族政权统治下的情形。在这描写中见出作者伤感、同情、愤慨等心情。“狐兔”既以纪实，当兼喻异族统治者。由此回过头来看前面关于黄河的描写，似也有兴寄：那汹涌浑浊的河水，当影射北中国的沦丧、淆乱。南宋张元干曾将这两个比兴融在一起，写道：“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贺新郎》）以愤慨中原之陷入金人之手。最后两句：“寄言河上老，此水何当澄？”这两句的意思明显是指澄清天下、拨乱反正。由于前面写有渡河情况，这两句出现就不显得生硬；又由于前面写有社会凋残、生民涂炭情况，这两句也就显得很有感情、很有力量了。这表现了作者渴望国家统一、拯救生民出洪荒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还可交代一下，“河上老”或许用河上公的典故。葛洪《神仙传》谓河上公住在黄河之滨，能预卜未来。作者“寄言”于这种决疑释惑的人物，更能见出他渴望河清心情的急切。这里的用典是浑然无迹的。
“渡黄河”这种题材在南朝诗歌中实属罕见。作者身临北境，写出了旅途的感触，从而流露了澄清天下之志。这在“江左沉酣求名者”（辛弃疾《贺新郎》）不复顾念中原块土的情形下，这诗的创作就显得很是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