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畿》是南朝时流行在长江下游的汉族民歌。相传当时有个女子,在哀悼为她殉情而死的恋人时,唱了一首歌。歌的开头一句便是这句惊风雨、泣鬼神的“华山畿”,后来用它作为歌调的名称。《乐府诗集》中共二十五首以此为名的歌曲。
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
吴伟业的诗风富丽绵密,词也写得秾丽密致,而这首却疏淡潇洒,风格情调不同一般。这首诗的上片从步向山村人家的沿途所见写起,由远及近,由外到内,一一描绘了山家的幽静环境,主人的身份、情趣不言自明;下片集中描绘山家主人的生活情调,种柳浇瓜,摘橘采茶,真是闲云野鹤式的自在逍遥,表现出作者对山家主人生活的羡慕向往之情。全词写景叙事结合,描写富有层次,语言朴素明净,如话家常,亲切有味。
上阙首句“村坞云遮”,写村落在云遮雾绕中隐约可见,暗写山家所居环山的特点,开头自然平实。接下来两句为近前所见之景:青碧的藤蔓缠绕着老树,翠绿的修竹与白沙相映。渐行渐近,又见一幢房屋临溪傍石而立,一条铺满青苔的小径顺着篱笆延伸。“苍藤老干”,说明村落的古朴僻远。“明沙”“溪堂”“苔径”,点出山家所居近水和环境清幽的特点。以上几句纯用白描,朴拙淡雅,生动地描绘了山家四周的环境与景物。自“文沙几”以下,则为山家室中所见:文沙制成的几案,窗虽小也饰有柔纱。“文沙几”与下片的“瘿尊”呼应,说明虽是山家,却也讲究,所居之人当是闲雅之士,绝非一般山民。“是好事人家”的“好事”,谓热心助人。接下来“启北扉”三句,便写“好事人家”热情待客的情形:先打开朝北的门,移过坐床让客人安坐,可见门外傲霜凌雪的繁茂梅花,进一步衬托山家主人洒脱出尘的品格。上片由远及近,由外而内,步移景换,以写景为主。描写很有层次,可见徐步石径,往访山家,陶醉于身边画境的作者形象。
下阙以叙事为主,上承“是好事人家”,写山翁待客。“衰翁健饭堪夸”,写山家主人年虽老饭量却好,因而身体强健令人夸赞。“衰翁”,足见年事之高;“健饭”,足见食量之大。二者相对,述以“堪夸”,意趣盎然。“把瘿尊茗碗,高话桑麻”,脱胎于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写山家衰翁好客而健谈,与客人边喝茶饮酒,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农事。着一“高”字,顿使衰翁神采飞扬。“穿池”以下是“高话桑麻”的具体内容:在池边开沟,栽上柳树,引水入田,浇灌瓜园。字字句句皆为农家话语,但自耕自乐陶然而居的情态、心态却蕴蓄其中。这两句写得活泼轻松,更让人羡慕隐逸生活的闲适。“霜后橘、雨前茶”则表达山家所获的喜悦,橘经霜后味更甜美,谷雨前采摘之茶尤为滋润。“这风味清佳”的赞语脱口而出,散句入词,朴实自然,山家衰翁怡然自得的神态跃然纸上。末两句说去年自己耕种的土地收成极好,可以无忧无虑地过舒心安稳的日子了。词在山家所居衰翁的侃侃而谈中结束,尽管词人没有对山家生活发表议论,但山家的环境和气氛,衰翁的健谈和安乐,使得词人羡慕并向往。
此词既写出了山家的闲适逸趣,又表明了衰翁的旷达心境。全词语言浅显平易,颇近口语,且词句紧扣“山家”,不乏警句。写景叙事结合,意象显豁明朗,意境深婉含蓄。写景,皆历历可见;叙事,亦可使人如临其境,足见作者写实的功夫。而这首词意趣却多在词外,歌咏山家,向往山家,实际上是为表明作者不忘故国,不事新朝,埋头学问,纵情山水的心迹的。
这篇文章写孟子同梁惠王的谈话。当时各国为了要增产粮食和扩充兵员,都苦于劳动力不足,所以梁惠王要同邻国争夺百姓,采取了自以为“尽心”的措施,可是目的并没有达到。孟子抓住了这个矛盾,指出梁惠王的“尽心”并不能使百姓归顺,同时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行王道,施仁政”,才是治国的根本办法。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外争城夺地,相互攻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对内残酷剥削,劳役繁重,破坏生产力。这就造成了兵员缺乏、劳力不足。争夺人力,成为各诸侯国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梁惠王提出“民不加多”的疑问之前,自诩“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然后以赈灾救民为例,申说自己治国胜于“邻国之政”,“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从两方面描述救灾的具体措施。“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进一步突出梁惠王的自矜,为下文的“五十步笑百步”作铺垫。“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梁惠王希望更多的民归附自己,孟子正是利用梁惠王的这种心理来宣传“仁政”思想并想引导他实行王道政治的。
第二部分(第2-4段),分析“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不直接回答“民不加多”的问题,而是用梁惠王熟悉的事例设喻,启发对方,使对方容易接受。“王好战,请以战喻。”总提一句,然后举出两个逃兵“弃甲曳兵而走”的两种情况。根据败逃距离的远近,提出“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的反问,进一步启发,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否定自己论点的话:“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最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这两句忽然转入正题,既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又揭示了五十步笑百步的寓意:梁惠王的“移民移粟”跟邻国统治者的治国不尽心,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上数量上不同而已。这里暗示着梁惠王搞小恩小惠并不能使民加多,要使民加多,必须施仁政、行王道。于是文章就自然而然地由第二部分过渡到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第5-7段),阐述了孟子“仁政”的具体内容──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
第5段阐述“王道之始”的道理。孟子认为,合理地发展生产,使老百姓“养生丧死而无憾”是实行仁政的开端,也是使民加多的初步措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三组排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连用“不可胜……也”的句式,给人以吃不完、用不尽的感觉,大大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接着又用“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来小结前三组排句,又以这个结论为前提推出新的结论:“王道之始也。”作者在这里把三层意思、三方面的内容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使民加多”的问题跟行王道紧密联系起来。
第6段,阐述王道之成的道理。这一段,孟子进一步提出教养百姓,使民心归顺的仁政主张,也是“使民加多”的根本措施。“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这三组排句又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三种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后所产生的效果。这三种措施与上文的三种措施相比,显然前进了一步,具有更强的主观能动性。孟子不仅主张养民,还主张教民:“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作者在这里连用四组排句,把自己的主张层层铺叙,渲染得有声有色,为梁惠王展现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用“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两句承上启下,顺理成章地得出“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的结论,与前文“王道之始也”相呼应。
第7段,阐述使民加多应有的态度。孟子批评统治者的虐政,从反面证明自己主张的正确。前两段已经把行王道的道理讲得十分透彻,这一段照应文章的开头。梁惠王口口声声说“于国尽心”,可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哪里谈得上“尽心”呢?“狗彘食人食”和“涂有饿莩”形成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不平等。接着作者针对统治者归罪于岁的推诿,运用比喻进行驳斥:“涂有饿莩”归罪于年成不好,如同“刺人而杀之”归罪于武器一样荒唐,害民的不是荒年而是统治者的虐政。最后两句,“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言简意赅。不归罪于年岁,而是要反省自己,革除虐政,施仁政,行王道,使百姓住有房,耕有田,吃饱穿暖用足,接受教育,懂得礼义,才能使他们归服。“斯天下之民至焉”回答了开篇梁惠王提出的“民不加多”的疑问。
这是一篇纪行赋。此赋作者对滟滪堆提出了不同于世人的独特见解,解释了滟滪堆有功于人的原因,阐发了世事“有以安而生变,亦有以用危而求安”的道理,显示了哲学家、政治家的眼光。全赋行文层层深入,句式灵活,少用典故,语言平易而生动,气势恢宏而急缓有致,体现了作者青年时代的文风。
这篇赋写得很有特色。赋前有一篇小序。一般这种性质的小序,都会交代写作的缘起,但苏轼为文,颇为不拘常格。他直接从议论入手,提出自己的观点:“世以瞿塘峡口灩滪堆为天下之至险,凡覆舟者,皆归咎於此石。以余观之,盖有功於斯人者。”然后说明“有功斯人”的原因。序中的内容与赋的意思基本一致,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序是平直的表白,赋是华彩的铺张。
此赋共分三段,行文层层深入。第一段,先从大处落笔,讨论水的特点。“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水有质而无形,其千变万化,掀腾勃怒,使“万夫不敢前”,而水是至信的,是有规律的,只有懂得它的规律,才能使它“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在这段里,作者认为水有这么几个特点:水是“天下之至信者”,是世间万物中最讲信用、最守常规的;水可以测量,但它“不自为形”,自己没有自己的形态,而是“因物以赋形”,它的形态随着承受它的量具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观点很显然来自道家;因为这个原因,水虽然千变万化,但又有常规可循,言外之意,你不能把握水,但你可以把握盛水的单位。接着,作者来了一个总结:当水腾跃发怒的时候,即使是万夫也不敢到它前面去,但遇到像大禹那样掌握了它的规律的圣人,它又显得极为驯服。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出他要讨论的中心——崔嵬的滟滪堆存在的价值。
第二段是此赋的重心。作者先极力地描写蜀江的浩瀚,蜀江在作者的笔下如同楚天风雨,挟势而来,锐不可当,骄逞恣肆。江水在入峡谷之前,一路狂奔,都没有遇到阻隔,弥漫浩瀚,横流奔放在广阔的平原上。当它到达逼仄狭窄的峡口,猛遇障碍,不可一世的它显得极为暴怒,于是使出浑身解数与之争斗,结果却失败了。于是,精疲力竭的蜀江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有限,一改骄狂的态势,“安行而不敢怒”,滔滔汩汩地流入了峡口。作者以如椽之笔,寥寥数语,写出了蜀江的气势:“蜀江会百水而至于夔,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蜀江远来兮,浩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又用巧妙的比喻,写出蜀江与滟滪堆之战:“而战乎滟滪堆之下,喧豗震掉,尽力以与石斗,勃乎若万骑之西来。忽孤城之当道,钩援临冲,毕至于其下兮,城坚而不可取。矢尽剑折兮,迤逦循城而东去。”奔腾而来,骄不可摧的蜀江终被灩滪堆驯服,最终“滔滔汩汩,相与入峡,安行而不敢怒”。蜀江水流崄悍可畏,幸而有滟滪堆,减缓流速。这就是滟滪堆的功劳所在。
第三段是作者的结语,从对蜀江遇峡的观察中,他感悟出了“有以安而生变”“有以用危而求安”的人生哲理。并且说,倘若领会了这个意思,并将其推广运用,也就可以了解事物的必然规律。这是在告诉读者,同时也是在告诫自己。“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变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说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在这里,作者将世间万物的运行分为两种:一种原来一直是平稳的,但运行发生突变;另一种,开始行进在风险中,越过这样的风险以后走向了安宁。就如人生,有人一帆风顺地起来,体会不到世态的险恶,倘若忽然遇到波浪,那么,人生将会发生极大的扭曲和转折,这样的扭曲和转折对于毫无准备的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有的人,一路坎坷,他却不逃避,不退缩,披荆斩棘,一直向前,终会走上坦途。
苏轼为文,继承了先秦诸子中庄子的特色。气势恢弘,如同长江大河般雄浑壮阔。此篇对于他来说虽是小文,但也具备这样的特点。小序中的“弥漫浩汗,横放于大野”,只此一句,便令人想见蜀江的宽阔和浩大。正文中的“蜀江远来兮,浩漫漫之平沙”也有同样的效果。
苏轼无论是为文还是作诗,都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在此赋中,“宛然听命,惟圣人之所使兮”,“行千里而未尝龃龉兮,其意骄逞而不可摧”,就是用了拟人。前一句写水能像人一样听命,表现出其柔顺的一面;后一句更是将水比作一个骄横狂暴的得志之士,联系后文的人生哲理来看,极为贴切形象。而这篇赋中写得最好的,就是江水与岩石的搏斗几句,作者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他将这场争斗生动地比作是一场战争。说江水西来,如同不可阻遏的“万骑”,碰到滟滪堆,就像遇到了个座当道的孤城;于是,拿出“钩援”“临冲”这样的攻城工具,舍命攻取,但这座城却太过坚固,最后“万骑”的弓箭也用光了,利剑也断折了,结果自然是以失败而告终。用写战争的语句来表现这场水与石的战斗,写得极为酣畅淋漓,极具表现力和震撼力。
这篇文章语言平易,少用典故,融议论于写景,使说理形象化,是其艺术上的重要特点。虽然历来不受重视,但无论是其立意,还是其写法,都有值得后人深思和学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