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黄子云说：“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味，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取姿态，则可以。”不用去找多少论证，只要随手翻开《温飞卿诗集》中的第一篇这首《鸡鸣埭曲（歌）》拈出来看看，就可以发现黄子云所说的未免过于武断。这篇古诗，不仅姿态迭丽，而且义理堂堂，更韵味深长，是一篇美丽的借古讽今的佳作。
这篇作品写出了温庭筠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那忧心忡忡的爱国情怀。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温庭筠正是为了现实而去发思古之幽情的。但他由于秉素之不同，却把一曲挽歌写得十分艳丽动人。甚至同时而以“艳丽”与他齐名的李商隐，在他的《咏史》一诗中，虽也有同样的意思，如：“北湖南埭（即鸡鸣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比起他的这首《鸡鸣埭曲》来，也直白得多了。无怪薛雪要说：“温飞卿，晚唐之李青莲也，故其乐府最精，义山亦不及。”他的这整首诗，就像是诗人饱蘸感情，用他那忧伤的色调，画出了一幅巨大的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而不是用文字写出的诗。而且，由于他诗中除第一句为了点明情节，运用的是叙述的语言外，通篇都是诉诸视觉的画面，充满了动作性和运动性，再加上他对于声、光、色的调度如此贴切和谐，又仿佛是使人看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电影。早在电影出世一千多年以前，诗人就似乎已掌握了这类乎蒙太奇的表现手法，确实值得惊奇。
全诗共分五绝。
第一绝是写齐武帝萧赜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与气氛下出城的。写出辉煌而鬼祟。
南朝的天子要出去打猎了。他起得绝早。天还是黑黑的，所以看到银河淡淡的白光，寥落的晨星还在不齐地闪烁。皇帝的车队，在宫人和侍从们马队的拥簇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奔出城去了。
在另一处，当计时的铜壶里的水渐渐地滴光了的时候，东方泛起了鱼肚色。这正是大臣们早朝的时候。大臣们一个个地从梦中醒了过来，推被而起：准备盥洗上朝。
这里的耿耿星河、铜壶滴漏，都是共景。而在这一景色下，诗人运用了并行的写法：这里人刚起床，正准备早朝哩；而那里，皇帝们早已过了鸡鸣埭了。两组镜头并行：这里正从容盥漱；而那里，飞奔的马群把尘土踢得老高，奔得很急。这两组平行的镜头，是能说明很多的问题的。至少读者会想到这些宵衣旰食的大臣们，当他们早朝扑了一个空时，那种耸肩摊手、摇头咋舌，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也就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子了。
由于皇帝的车骑需要绝早偷跑的这一情节的安排，让人分明感到了朝廷有两种力量的斗争。据《南史》载：“齐武帝永明六月五日，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表陈射雉，书奏赐死。”这就足见当年反对萧赜这样荒淫举动的人一定不少。然而作者在这里并没有正面的去写，只是用这一特定的情节，精心酿造出这一鬼祟于庄严的气氛，表达出天子的“逃禅”，从而暗示齐之亡，并非亡于齐之无人，而是亡于皇帝的不用并一意孤行的结果。
如果说这一绝里的这个意思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在第二绝里，诗人就干脆把一个破坏好端端的和平宁静的国家之罪责，完全归之于皇帝了。
第二绝，诗人用了三组非常和平静谧的形象，来说明齐之亡，非亡于什么天灾。鱼跃莲东，柳悬栖鸟，宫墙之内是和平静谧的；而万户红妆，镜中皆春，则城乡之人口繁衍，整齐健壮也可见。这些描写也许有点儿夸张，但至少不是战火纷飞，饥鸿遍野，人民辗转于沟壑的形象。据史载：“江南之为国盛矣！”可见齐之亡也并非经济衰落。然而之所以石破天惊，江山骤变，三百年江南王气顿时成了一片战火愁烟，则罪过就在于当朝的荒于政事而酖于游宴的缘故。这就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碧树”一句转捩得妙。碧树上天鸡一鸣，“雄鸡一唱天下白”，既是前半繁华的收束，想见人民的安居乐业；又启后半战乱的序幕：碧树一声，正不亚石破天惊。一“晓”字，作为光明的留恋；也是省悟的开始。正是无穷悔恨而又寓于安乐之中，非常关合而又哲理深长。
三、四两绝连起来写，句法有变化。“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很有点像今天用滥了的电影手法。他先用两个空镜头，天上出现震怒的迹象，不过不是现在习用的电闪雷鸣，而是划过古时象征兵灾的彗星；海上狂涛卷着巨石，发出惊人的怒吼。狂涛的吼声化成渡江的战鼓；卷起的雪浪化作战舰犁开的浪花。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交代了战争的进行。形象生动而笔墨经济；这就是诗词优于散文的地方。接着，“绣龙画雉填宫井，野火风驱烧九鼎”，写齐朝的覆灭，国家处于一片战火之中，十分出色。把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写得如此色彩斑斓。也许正是色彩如此艳丽，这才更加使人触目而惊心的。试看：皇帝的龙袍，后妃的霞帔，这曾是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神圣的物件，人们见了它是要顶礼膜拜的，亵渎了它就会诛及九族。然而如今却是连它穿着的人一起，都抛进宫中的井里，连井都快填满了。青铜的九鼎，那是代表着国家的神器，非大典是不能轻易开启的，如今也被熊熊的战火所吞没了。将一个国家的覆灭，写得惊心动魄。这里的色彩愈艳丽，就愈益令人心惊而不忍目睹。使庄严神圣的东西完全处于邪恶的毁灭之中，那是不由人不痛心疾首的。没有任何叙述的语言，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能有这样富有鲜明而动人的力量。
诗人在这里是咏史，所以从想象中又回到了现实。眼前是“殿巢江燕砌生蒿，十二金人霜炯炯。”过去的宫殿荒芜了，只有燕子在梁上做窠；阶石因长期没人践踏而长满了蒿草。而为了怕人民造反，尽收天下兵器所铸成的十二金人，抛置在废墟里，满身白霜，空自炯炯发出寒光，似乎仍然很神气。然而它愈神气，愈益显出以为没收了兵器就可以天下太平是多么愚蠢可笑。这鲁莽的金人，其实正是无知的象征。它神气得炯炯发光，对着这长满蒿草的废殿，是非常绝妙的讽刺。
最后一绝，诗人放眼望去，看到了过去的紫禁城。它塌了，只能隐约见出的墙基，上面也长满了青草，和一眼望去的芊绵绿色连成了一片。当年这里融融的春光，只落得如今空暖荒陂。过去了，六朝金粉，几许繁华，不仅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这禁城的废墟上，野棠梨树都长得这么高大了。这繁花似雪的野棠梨开得多美丽，这亭亭玉树，是不禁使人要想起曾在这儿歌舞过的《玉树后庭花》来的。他就是这样把过去与现实、把荒淫与败亡联系了起来，并过渡得天衣无缝，这简直就是绝好的蒙太奇。
读这首诗，眼前所见的都是被强调了的艺术景象。正是这些艺术化了的画面，使得读者产生了对于南朝天子昏庸的愤慨，感到了诗人热爱祖国的痛惜心情。诗是有高度的思想性的。果然不久，农民起义，唐室也就如同汉朝那样经过纷乱而告终。由于历史是这样的相象，以至读者难以断定诗人在这里，到底是悼齐，还是在哀唐。因此，诗人是站在了时代的最高点而预见到了晚唐末世的未来。
有的学者说：“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在他的乐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就在这首乐府中，实在也看不出浓艳的词藻有什么不好。它不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思想内容与形式主义的可怕的因素，而只是反映了一个作用的艺术风格。而艺术的风格，是民族传统与现实的社会风气在特定气质的作家身上相结合的结果；它是不能成为评定艺术家的高下之凭据的。看看这首诗的内容，也实在不能不惊讶于他有这样的预见。如果不是一位以人民、国家、民族为忧的人，他是不能于别人的酖乐中感到灭亡的忧戚的。他既敢吟《鸡鸣埭曲》，想必邯郸超的故事他也是知道的。那么，当别人在高压之下，而粉饰升平的时候，他却敢冒忌讳而偏要去揭历史的疮疤，正像他自己说的：“永为干世之心，厥有后时之叹。”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可能办到。所以诗人那艳丽的风格，实在是因为他有火样瑰丽的忘我的战斗精神而形成的。
词的上片极尽夸张之能事，描摹舞女的轻盈体态；下片前两句则侧重于对其风韵的刻画，末二句尤为传神之笔，将眉目传情的微妙动作，以及“舞错《伊州》”而不知的忘情举动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该词词语简洁，典故妙用，夸张铺垫，情意缠绵，结尾处尤有无穷语意。
作为辛派词人的代表之一，刘克庄的词一向以豪放见长。但词人也并非不会婉约，而是不欲而已。偶为婉约之词，情意款款，自然又是一首佳作。比如这首《清平乐》，置于婉约词中，几不可辨识，以为又是哪一位多情妙手的快意所为。
南宋时期上流社会有蓄家姬的风气。这首词所描写的就是一个以歌舞佐酒的家姬。一开始一束素绢比舞姬的纤腰，抓住了作为舞姬最重要的因素。由此
开始，上半阕四句，句句使用夸张。刘勰《文心雕龙·夸饰》说夸张“可以发蕴而飞滞，披瞽而骇聋”。夸张手法在突出事物的特点方面，刻画得更有力。此外，这四句中有三处典故：“宫腰束素”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腰如束素”，原句是描写一个据宋玉自己说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子的。
“好筑避风台护取”用赵飞燕的故事，据说赵飞燕体质轻盈，汉成帝恐其飘翥，为制七宝避风台。“惊鸿飞去”用曹植《洛神赋》里写洛神的句子“翩若惊鸿”。这三个成句全是写最美的女子的，用这些典故来写舞姬，自然上半阕的真正含义，就不只是写其的体态轻盈了。
“一团香玉温柔，笑颦俱有风流”两句在继续作形态方面描绘的同时，开始着力烘托舞姬的精神风韵，上下两片之间在这里得到了自然地过渡。同时，这两句对舞女风韵正面、概括的描写，也给结尾两句作了最好的铺垫。
“贪与萧郎眉语，不知舞错《伊州》”（萧郎，泛指为女子所爱恋的男子。《伊州》，舞曲名）两句，《词旨》推为“警句”，好在哪里？首先，“萧郎”在词中即指作者自己，亦或他人，彼此眉目传情，销魂荡魄之际，舞姬竟然舞错了《伊州》曲，其情其景，焕然生动，如在目前。其次，词的前面部分都是对舞姬的客观描写，到此作者才把自己融入其中。因为作者主观情感的融注，也就更加曼妙迷人了。
刘克庄词多写人民疾苦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多有慷慨大江东去的气概，很少剪红刻翠之辞。因此，不少评论家以为克庄词缺少含蓄微婉的力量。这阕词写粉黛，叙歌舞，读来虽不乏明快之感，但情绪缠绵，措词轻艳，结尾处尤有无穷余意，当可代表刘克庄词风的另一个侧面。
此曲由四首小令组成，写年灾之年，农民颗粒无收，还要遭受官府酷刑的惨状，揭露了社会的腐败，反映了农家的疾苦，流露出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全曲风格刚劲，语言本色，采用方言土语，虽质朴无华，却高度凝炼，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胡十八·刈麦有感》是由四支小令组成的重头曲，写出了因遭受严重年灾而颗粒无收，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农民“卖宅田”和“典儿女”的悲惨遭遇。
第一支小令写年情的严重和受灾地区的广阔，农民所种的麦子颗粒无收。曲中开始以一个八十岁的老农之口以质朴的语言道出：“几曾见今年麦！又无颗粒又无柴。”大灾之年，粮食柴火，一点也无，何等凄惨。接着道出“三百日年灾，二千里放开”极言年日之长及地域之广，最后两句“偏俺这卧牛城，四十里忒毒害”，饱含着老农无尽的辛酸、怨怼和无奈。第二支小令写农民劳作的辛苦。即使麦子收成不好也得收，还得请人帮忙，这样又赔了人工和饭食。农民为了能收一些糊口的粮食，麦地里麦子收割之后赶紧又种下豆子，可以说为了活下去，已经想尽了办法。这里深切地反映了作者对农民的同情。第三支小令写了官府不顾人民死活，催逼灾民交税，逼得农民典儿卖女的悲惨境况。写里正之类的乡官却还在那里加紧催租，逼得人们卖田宅儿女。“穿和吃不索愁，愁的是遭官棒。”“穿和吃”并非真的“不索愁”，这样写，只是为了更突出“官棒”对农民的严重威胁。为什么农民们“愁的是遭官棒”，原来“五月半间便开仓，里正哥过堂”，也就是说，“花户每”要过“比粮”这一关。而“花户每”要过“比粮”关，想免遭“官棒”的酷刑，只有“卖田宅”或“典儿女”，别的无路可走。苦只苦“花户每”既无田宅可卖，即使忍痛典了儿女，也还是“陪不上”，最终难逃“遭官棒”的可悲命运。第四支小令写农民的哭诉，跟往年相比，今年更惨，有一年不如一年之意。这是一幅年灾图，读者能够想象到饿得骨瘦如柴的农民站在里长前求情发愁的那种惨状，朴素、真实表现了社会的不合理：由于官僚地主的压迫勒索，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
作者站在农民的立场，揭露了明代统治者横征暴敛的罪行，把天灾和人祸都展示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同情，是散曲中少有的现实主义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