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词前十八句为第一段。首四句以议论开头,说明只要统帅神武,从军就无苦有乐。接着“相公征关右”以下六句,以曹操用兵的神武予以证明。诗中以“震天威”、“俯拾遗”、“一举”、“再举”等夸张之笔,写曹操用兵所向无敌的神武之态;以“军中多饫饶,人马皆溢肥”,“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飞”写曹军的兵强马壮、轻捷矫健;接着八句,以“陈赏越丘山,酒肉逾川坻”,“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写军中饮食宴乐之盛和俘获物资之多。
“歌舞入邺城”以下十四句为第二段,写班师凯旋,并述厉节入仕协理朝政的怡然自得。
全诗语言明快,感情豪壮,专写从军之乐,极尽铺张扬厉,比喻夸张,与其它“愀怆之辞”(钟嵘《诗品》)迥然不同。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三百九十五。下面是原扬州大学教授李廷先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是一首诗风粗犷,立意奇警的抒怀诗。奇就奇在最后一句:“磨损胸中万古刀。”
诗中说,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世间纷繁复杂的事情便一一发生。韩愈也有“事随日生”的诗句,意思相同。当时正是唐代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的混乱时期。诗人经常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善良的人受到欺压,贫穷的人受到勒索,正直的人受到排斥,多才的人受到冷遇。每当这种时候,诗人便愤懑不平,怒火中烧,而结果却不得不“磨损胸中万古刀”。
作者是个富有正义感的诗人。《唐才子传》说他在少年时期“尚义行侠,旁观切齿,因被酒杀人亡命,会赦乃出,更改志从学。”这位年少时因爱打抱不平而闹过人命案的人物,虽然改志从学,却未应举参加进士考试,继续过着浪迹江湖的生活。他自幼形成的“尚义行侠”的秉性,也没有因“从学”而有所改变,而依然保持着傲岸刚直的性格。只是鉴于当年杀人亡命的教训,手中那把尚义行侠的有形刀早已弃而不用,而自古以来迭代相传的正义感、是非感,却仍然珍藏在作者胸怀深处,犹如一把万古留传的宝刀,刀光熠烁,气冲斗牛。然而因为社会的压抑,路见不平却不能拔刀相助,满腔正义怒火郁结在心,匡世济民的热忱只能埋藏心底而无法倾泻,这是十分苦痛的事情。他胸中那把无形的刀,那把除奸佞、斩邪恶的正义宝刀,只能任其销蚀,听其磨损,他的情绪十分激愤。诗人正是以高昂响亮的调子,慷慨悲歌,唱出了他自己的心声。
这首诗用“磨损的刀”这一最普通、最常见的事物,比喻胸中受到压抑的正义感,把诗人心中的复杂情绪和侠义、刚烈的个性鲜明地表现出来,艺术手法十分高妙。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还没有看到用“刀”来比喻人的思想感情的。这种新奇的构思和警辟的比喻,显示了刘叉诗歌的独特风格。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