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才子柳永仕途失意后,终日冶游,过着偎红倚翠的放浪生活,这首俚词可为代表作。年轻时在汴京的一次宴会上,他与一个已经分手的歌妓不期而遇,重逢交谈终于达成谅解。这是一段悲欢离合的事,虽然只是宴会上这一场面,却将词人和她的恩恩怨怨写得细腻逼真。上阕先写彼此散后,突然相遇的神态。他认为没有缘由再与她合好,又见她席上强装笑颜,不时皱眉长叹,那楚楚动人的神态勾起他对旧日恩爱的缕缕情思。只见她双眼泪盈,不顾约束,对着他的耳边倾吐着种种隐藏在内心的肺腑之言。而且她对他情感却始终专一。他表示要她“待信真个”,即割断了一切羁绊,他才“收心”,“共伊长远”对前番误会表示谅解后长远相爱。
柳永的俚词特色多方言口语,既通俗又妥贴而曲尽其意,这是他在接触市民口语中获得的。也因为他对市民观察入微,摹写入物的情态、语气及心理变化,才下笔如此传神。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
此诗写作者在除夕之夜,追忆自身的失意,嗟叹故旧的凋零,感慨无限。全诗纯用赋法,通篇抒怀,联联对仗,语言平淡朴实,蕴含着作者愁绪、悲情、痛愤、期望的复杂感情,表现出无限苦辛酸楚的情味。
首联“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意思是说:多年来就在坎坷不得意中渡过,新的一年又当如何呢?言外之意是不会有新的希望了。
颔联说:“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同游者”在这里是指柳宗元、王伾、王叔文、韩泰、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陈谏、凌准、程异、房启等政治上的革新派。他们有的被杀,有的病死,有的渺无音信。这里应特别提出新亡的好友柳宗元。元和十二年,朝廷派柳宗元到条件较好的柳州做刺史,而把刘禹锡派往条件极差的“恶处”(《因话录》)播州(即今遵义地区)。柳宗元考虑刘禹锡的老母年近九旬,不宜去往荒远之地,便主动要求与刘对调。而今柳宗元却在“恶处”困病而亡,这不能不使诗人倍加伤怀。因此,这“有几多”固然是伤悼众友早逝,更主要的是对挚友柳宗元的痛悼;表现的是“一人突逝,举目寂空”的沉痛之情。
颈联表面是写自己的颓伤,表现的是无所作为之情,实际是牢骚之语,抒发的是愤激之情。诗人早年苦读,不慕荣华,注重品格修养;中年积极参加政治革新,极力革新政治,成为永贞革新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时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流徒边州,在极端的困境中,不但写了大量的政治讽刺诗,痛斥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是一批渺小而又可恶蚊虫(《聚蚊谣》),并写下不少相当有份量的政治散文;遇赦放还,仍痛骂靠镇压永贞革新而上台的人物为“桃李颜”之徒。他战斗不息,从来没有以“安闲为自在”过。这种以生死置之度外的不屈精神,绝不能说是“将寿补蹉跎”。因而可以说,此联抒发的是一种极端痛苦的愤慨和牢骚,是正意以反语出之。
尾联:“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表面是说年年的春色皆同,在贬谪幽居时也是如此。而真正的含义却是:自然界的春天是无所谓的,可惜的是看不到政治的春天降临人间,看不到国家兴旺景象的来临。刘禹锡虽然才华横溢,但他并不甘心当一名文士,而是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奋斗一生,壮志未酬,这是十分苦闷的。
此诗表面似乎是表现诗人的平静、闲适、甚至有些颓伤;但字里行间,却隐透出诗人极端的苦闷。这种隐真意实情于字背的方法,是这首诗的主要特色之一。特点之二是“对仗”。本来,律诗只要求中间两联对偶,首尾两联是无所谓的。但此诗却能用字字平易、句句明白如话的语言,写得联联对仗,句句通俗,这是不易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