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嫦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咸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嫦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嫦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郎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郎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郎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咸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宝婺摇响了珠佩,嫦娥将月光照射过去,催促着织女赶紧渡过银河。
织女的才智是上天赋予的,她又将自己的机巧传给了人间。
庭中摆满了鲜花果品,它们的香气飘送到千家万户,吹奏的笙等声也响彻四邻。
而我呢,等到明天将把犊鼻浑晾晒出来,大家就会相信我的贫寒了。
注释
宝婺:即婺女星。又名须女,有四星,二十八宿之一,玄武七宿之第三宿。首联写织女嫁牵牛,婺女近为之摇佩,嫦娥远为之照轮。
灵匹:神仙配偶。谢惠连《牛女诗》:“云汉有灵匹。”巧:乞巧。
遗:给予,交付。农历七月七日夜,天上牛郎织女相会,妇女于当晚穿针,以能连续穿七孔针者为聪明,此种风俗称为乞巧。《荆楚岁时记》:“七夕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铃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得。”
犊鼻:犊鼻裤,形如犊鼻的围裙。
阮家:阮咸,阮籍之兄子也,竹林七贤之一。《晋书·阮咸传》:“咸与籍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服,锦绮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日:‘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因七夕,李商隐就牛、女事而联类及己,又借“灵匹”而自抒慨叹,写下这首诗,故又称为《偶题》。是年春夏间应郑州从叔李褒之招,盘旋于洛下,酌编。
这首诗首联谓织女嫁与牵牛,婺女近为其摇佩,天娥远为其照轮。颔联谓牛女这一对仙侣配于天上,而七夕美俗长留人间。颈联谓七夕之夜,家家户户陈列花果于庭中以乞巧,管乐之声相闻。尾联谓明日曝衣,才相信我同阮偶一样清贫。结句有寓意,借言虽有家室,但依旧贫穷。这首诗语言平实,章法平创,却有寓意。
首联言婺女、天娥促成牛、女之会合,以比婚于王氏实友人鼎力相助焉。三句“灵匹”切七夕,又以喻婚姻的谐美,“灵匹”又以寓匹偶王氏婚姻如娶天娥,美如神仙,世间所无。四句“巧”亦双关,言“乞巧”以切七夕外,又寓王氏女的娇好、美艳。五、六正写七夕乞巧,亦忆婚时的情景。然美满的婚偶并无改自己一生的沦落困顿,故有“明日晒犊鼻,方信阮犊贫”的慨叹。
一至六盖追忆议婚、婚娶之时,故七、八慨叹于现实境况之贫困,有“明日”云云。而“方信”二字,则原未意料也,言下与节镇联姻,即不令己“富贵”,亦不至如今的沦落贫穷;无奈今日竟如阮犊七夕的竿挑犊鼻。
该诗记录了农历七月初七的风俗掌故。前四句写牛犊织女之间的相会,后四句写人家的富足与自己的贫穷,传达诗人与妻子贫贱相守的情形。从章法上看,前六句叙事,较为平实,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颔联别具匠心,一句承上,一句生下。其中可见诗人在运文方面的机巧。末两句用典,以阮偶事迹寄慨,使诗作翻出新意,给人以回味。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这首词以写景为主,由景引出其中的哲理,让人深思。
前两句“西园花落深堪扫,过眼韶华真草草”是写景伤春。由春花凋零已尽,过眼韶华强调花期本就不长。但今日的西园之花是“开时寂寂无人,今日偏草摇落早。”盛开之时寂寞孤独,无人发现;偏偏在凋零之后又引起后来者的感慨悲哀。说明上天给人才能,又让他绝世而无知音。“开时寂寂尚无人,今日偏草摇落早”,就是这种“怨”的一个变相的反映。
接下来,王思维笔锋一转,展现了人超脱的一面。所谓“无待”的境界。花的美好和人的才能并不因无人欣赏就不存在,它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作者借“山中”的“花事”表现出来。
“昨朝却走西山道,花事山中浑未了”,山中花比园中花有更强的生命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你换了一个更开阔的视角来观察人生的时候,你对人生顿时就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感悟:“数峰和雨对斜阳,十里杜鹃红似烧。”这两句所写景物很美丽,而其中所蕴涵的那种超越自我的生生境界更美丽。
这首《木兰花慢》以描绘清明的节日风光,侧面地再现了宋真宗、仁宗年间社会升平时期的繁胜场面。清明时节风和日暖,百花盛开,芳草芊绵,人们习惯到郊野去扫墓、踏青。这首词就以北宋江南清明郊游为再现对象,生动地描绘了旖旎春色和当时盛况,是一首典型的“承平气象,形容曲致”之作。
起首六句二十四字,兼写清明乍雨、群花烂漫,点出春日郊游的特定风物。起笔便异常简洁地点明了时令。紫桐即油桐树,三月初应信风而开紫白色花朵,因先花后叶,故繁茂满枝,最能标志郊野清明的到来。一个“拆”字,写尽桐花烂漫的风致。“先清明”,经过夜来或将晓的一阵疏雨,郊野显得特地晴明清新,点出“清明之明”。作者选择了“艳杏”和“缃桃”等富于艳丽色彩的景物,使用了“烧”和“绣”具有雕饰工巧的动词,以突出春意最浓时景色的鲜妍如画。这首词的重点不于对动人春色的工笔描绘,所以自“倾城”句始,词进入游春活动的描述。作者善于从宏观来把握整体的游春场面,又能捕捉到一些典型的具象。“倾城,尽寻胜去”是对春游盛况作总的勾勒。人们带着早已准备好的熟食品,男骑宝马,女坐香车,到郊外去领略大自然的景色,充分享受春天的观乐。“雕鞍”代指马,“绀幰”即天青色的车幔,代指车。结两句,以万家之管弦新声大大地渲染了节日的气氛,词情向欢乐的高潮发展。词的上片,诗人用浓墨重彩绘制出一幅生气盎然的清明踏青游乐图。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江南女子郊游的欢乐。柳永这位风流才子将注意力集中于艳冶妖娆、珠翠满头的市井妓女身上。这富于浪漫情调的春天郊野,她们的欢快与放浪,作者看来,为节日增添了浓郁的趣味和色彩,而事实上也如此。“盈盈”以女性的轻盈体态指代妇女,这里兼指众多的妇女。她们占芳寻胜,玩着传统的斗草游戏。踏青中最活跃的还是那些歌妓舞女们。她们艳冶出众,尽情地享受着春的欢乐和春的赐与。作者以“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衬出当日游人之众,排场之盛,同时也暗示这些游乐人群的主体是豪贵之家。这是全词欢乐情景的高潮。而作者对春之美好和生之欢乐的体验也抒发到了极致。继而词笔变化,作者继以肯定的语气,设想欢乐的人们,佳丽之地饮尽樽里的美酒,陶然大醉,有如玉山之倾倒。“罍”为古代酒器,即大酒樽。词的结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醒。”一句意思是,这些欢乐的人定是拚着明日醉卧画堂,今朝则非尽醉不休。不能把这一句简单用“醉生梦死”去界定,实际上,柳永这里呕歌的是古代女子这难得的自由机会和场合中所迸发的生命的快乐。
这首《木兰花慢》充分体现了柳词善予铺叙的表现特征。诗人依赖调式变化、句式参差,造成了一种急促的节奏和繁密的语势;同时又通过特色景物的点染,大量细节的描写和场面的铺陈,将描写对象加以铺张渲染,为全词带来一种繁复之美。这是两宋时期广为传唱的“欢乐颂”和“春之歌”,体现了柳永创作风格的多样性。
此诗一开头就从这卑微低贱的尉职说起,“黄昏封印点刑徒”,“封印”、“点刑徒”,这就是县尉每天黄昏时的例行公事。诗人不是含糊地一笔带过,而是具体地、不厌其烦地一一点出,更显示了这职责的无聊和不堪忍受。
第二句“愧负荆山入座隅”,与首句成一鲜明对比,以荆山的巍峨高耸反衬自己的沉沦下僚。李商隐赴弘农尉任时曾途经荆山,并写了一首《荆山》诗,诗云:“压河连华势孱颜,鸟没云归一望间。杨仆移关三百里,可能全是为荆山。”对荆山极力赞美,因此这里才顺手拈来反衬自己的处境。
诗的后两句是用典:“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相传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南)得到一块玉璞,曾献之于楚厉王和武王,都被误认为是石头,而以欺君之罪先后把他的双足砍掉。后来,楚文王即位,才使玉人治之,得宝玉,名之曰“和氏之璧”。卞和得璞的荆山与作者所在的荆山同名,故有这样的联想。卞和因献玉而两次被刖足,这是无比悲惨的遭遇。可是李商隐却希望自己能像卞和那样把双足砍断,这样,就再也不必在官府奉迎趋拜了,其惨烈又还迥出乎卞和之上。
李商隐写作曾被人讥为“獭祭鱼”,因为他很喜欢用典。其实李商隐诗的许多典故都是用得很成功的,比如这首诗,在用典上就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自然巧妙。诗人是从眼前的荆山联想到卞和得玉石的荆山,又由这一荆山联想到卞和献玉的不幸遭遇,又由卞和之不幸联想到自己之不幸,所以就非用这一典不可。二是花样翻新。它不是一般的比附或替代式的用典,而是根据内容需要来用典,“典”只是辅,只是宾,是诗人此时那种强烈愤懑之情的映衬,一个“羡”字,真是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读。
其一
第一首写移居求友的初衷,邻里过往的快乐。吟味全诗,每四句是一个层次。
前四句:“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追溯往事,以“昔”字领起,将移居和求友联系起来,因事见意,重在“乐”字。古人迷信,移居选宅先卜算,问凶吉,宅地吉利才移居,凶险则不移居。但也有如古谚所云:“非宅是卜,惟邻是卜。”(《左传·昭公三年》)移居者不在乎宅地之吉凶,而在乎邻里之善恶。诗人用其意,表明自己早就向往南村,卜宅不为风水吉利,而为求友共乐。三、四两句,补足卜居的心情。诗人听说南村多有本心质素的人,很愿意和他们一同度日,共处晨夕。陶渊明生活在“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的时代,对充满虚伪、机诈、钻营、倾轧的社会风气痛心疾首,却又无力拨乱反正,只能洁身自好,归隐田园,躬耕自给。卜居求友,不趋炎附势,不祈福求显,唯择善者为邻,正是诗人清高情志和内在人格的表现。
中间四句:“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由卜居初衷写到如愿移居,是诗意的转折和深化。兹役,指移居搬家这件事。“弊庐”,破旧的房屋,这里指简陋的新居。诗人再次表明,说移居南村的愿望早就有了,终于实现的时候。其欣欣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说,只要有好邻居,好朋友,房子小一点不要紧,只要能遮蔽一张床一条席子就可以了,不必一定求其宽敞。不求华堂广厦,唯求邻里共度晨夕,弊庐虽小,乐在其中,诗人旷达不群的胸襟,物外之乐的情趣不言而喻。在对住房的追求上,古往今来,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现出高远的精神境界。孔子打算到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居住,有人对他说:那地方太简陋,孔子答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杜甫流寓成都,茅屋为秋风所破,愁苦中仍然热切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推己及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怀。刘禹锡为陋室作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陋室铭》)其鄙视官场的卑污与腐败,追求高洁的品德与志趣,在审美气质上,和陶渊明这首诗有相通的一面。
最后四句:“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具体描写得友之乐。邻曲,即邻居。在义熙七年(411年)所作《与殷晋安别》诗中,诗人说:“去年家南里,薄作少时邻。”可知殷晋安(即前所说殷景仁)当时曾与诗人为邻。诗中所说的友人,多是读书人,交谈的内容自然不同于和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限于农事(见《归园田居》),而带着读书人的特点和爱好。他们一起回忆往事,无拘无束,毫无保留地交心,他们一起欣赏奇文,共同分析疑难的文义,畅游学海,追求精神上的交流。诗人创作《移居二首》时,正值四十六、七岁的中年时代。这是人生在各方面均臻成熟的时期。中年的妙趣和魅力,在于相当地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做自己所能做而且也愿意做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和读陶渊明归田以后其它作品一样,《移居二首》给人的感受是鲜明而强烈的:诗人厌恶黑暗污浊的社会,鄙视丑恶虚伪的官场,但他并不厌弃人生。在对农村田园、亲人朋友的真挚爱恋中,他找到了生活的快乐,生命的归宿,心灵的慰安和休息。高蹈、洒脱而又热爱人生,恋念人生,独特而亲切的情调,情趣与理趣共辉,陶渊明其人其诗的魅力,首先来自对人生与自然的诗意般的热爱和把握。
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向来以朴素平淡、自然真率见称。这种独特的风格,正是诗人质性自然的个性的外化。从这首诗来看,所写移居情事,原是十分平常的一件事。但在诗人笔下款款写来,读者却感到亲切有味。所用的语言,平常如口语,温和高妙,看似浅显,然嚼之味醇,思之情真,悟之意远。如写移居如愿以偿:“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纯然日常口语,直抒人生见解。“何必”二字,率直中见深曲,映出时人普遍追名逐利的心态,矫矫脱俗,高风亮节,如松间白鹤,天际鸿鹄。又如诗人写和谐坦诚的邻里友谊,仅以“时时来”出之,可谓笔墨省净,引人遐想。欣赏奇文,状以“共”字,分析疑义,状以“相与”,均是传神笔墨。如果奇文自赏,疑义自析,也无不可,却于情味锐减,更无法深化移居之乐的主题。而“共”与“相与”前后相续则热烈抗言之情态呼之欲出,使“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成为绝妙的诗句,赢得千古读者的激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评陶渊明《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用意……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堂吾何羡焉。步止于荜门之里,则朝市深利吾何趋焉。好味止于噉园葵,则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吾何乐焉。”要达到这种心境和生活,是要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的人生体验,才能对人生有睿智的领悟的,正如包孕万汇的江海,汪洋恣肆,波涛澎湃之后而臻于平静。陶诗看似寻常,却又令人在低吟回味之中感到一种特殊的魅力——“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等。读者读着这样的诗句,往昔对生活中一些困惑不解的矛盾,也许会在感悟诗意的同时豁然开朗,得到解释,以坦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万花筒般的人生。陶诗淡而有味,外质内秀,似俗实雅的韵致,在《移居》一诗中也得到生动地体现。
其二
前人评陶,统归于平淡,又谓“凡作清淡古诗,须有沉至之语,朴实之理,以为文骨,乃可不朽”(施补华《岘佣说诗》)。陶渊明生于玄言诗盛行百年之久的东晋时代,“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乃诗坛风尚,故以理为骨,臻于平淡皆不为难,其可贵处倒在淡而不枯,质而实绮,能在真率旷达的情意中化入渊深朴茂的哲理,从田园耕凿的忧勤里讨出人生天然的乐趣。读陶诗《移居二首》其二,即可知此意。
全诗以自在之笔写自得之乐,将日常生活中邻里过从的琐碎情事串成一片行云流水。首二句“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暗承第一首结尾“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而来,篇断意连,接得巧妙自然。此处以“春秋”二字发端,概括全篇,说明诗中所叙并非“发真趣于偶尔”(谢榛《四溟诗话》),而是一年四季生活中常有的乐趣。每遇风和日丽的春天或天高云淡的秋日,登高赋诗,一快胸襟,历来为文人引为风雅胜事。对陶渊明来说,在柴桑火灾之后,新迁南村,有此登临胜地,更觉欣慰自得。登高不仅是在春秋佳日,还必须是在农务暇日,春种秋获,正是大忙季节,忙里偷闲,登高赋诗,个中趣味决非整天悠哉游哉的士大夫所能领略,何况还有同村的“素心人”可与共赏新诗。所以士大夫常有的雅兴,在此诗中便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两句用意颇深却如不经意道出,虽无一字刻划景物,而风光之清靡高爽,足堪玩赏,诗人之神情超旷,也如在眼前。
移居南村除有登高赋诗之乐以外,更有与邻人过从招饮之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这两句与前事并不连属,但若作斟酒品诗理解,四句之间又似可承接。过门辄呼,无须士大夫之间拜会邀请的虚礼,态度村野,更觉来往的随便。大呼小叫,毫不顾忌言谈举止的风度,语气粗朴,反见情意的真率。“相呼”之意可能是指邻人有酒,特意过门招饮诗人;也可能是诗人有酒招饮邻人,或邻人时来串门,恰遇诗人有酒便一起斟酌,共赏新诗。杜甫说:“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客至》)“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诸般境界,在陶诗这两句中皆可体味,所以愈觉含蓄不尽。
当然,人们也不是终日饮酒游乐,平时各自忙于农务,有闲时聚在一起才觉得兴味无穷:“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辄披衣,言笑无厌时。”有酒便互相招饮,有事则各自归去,在这个小小的南村,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实在,非常真诚。“各自归”本来指农忙时各自在家耕作,但又与上句饮酒之事字面相连,句意相属,给人以酒后散去、自忙农务的印象。这就像前四句一样,利用句子之间若有若无的连贯,从时间的先后承续以及诗意的内在联系两方面,轻巧自如地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琐事融成了整体。这句既顶住上句招饮之事,又引出下句相思之情。忙时归去,闲时相思,相思复又聚首,似与过门相呼意义重复,造成一个回环,“相思则披衣”又有意用民歌常见的顶针格,强调了这一重复,使笔意由于音节的复沓而更加流畅自如。这种往复不已的章法在汉诗中较常见,如《苏武诗》、《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等,多因重叠回环、曲尽其情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韵味。陶渊明不用章法的复叠,而仅凭意思的回环形成往复不已的情韵,正是其取法汉人而又富有独创之处。何况此处还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诗意的深化。过门招饮,仅见其情意的真率,闲时相思,才见其友情的深挚。披衣而起,可见即使已经睡下,也无碍于随时相招,相见之后,谈笑起来没完没了,又使诗意更进一层。如果说过门辄呼是从地邻关系表明诗人与村人的来往无须受虚礼的限制,那么披衣而起、言笑无厌则表明他们的相聚在时间上也不受俗态的拘束。所以,将诗人与邻人之间纯朴的情谊写到极至,也就将摒绝虚伪和矫饰的自然之乐倾泻无余。此际诗情已达高潮,再引出“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的感叹,便极其自然了。这两句扣住移居的题目,写出在此久居的愿望,也是对上文所述过从之乐的总结。不言“此乐”,而说“此理”,是因为乐中有理,由任情适意的乐趣中悟出了任自然的生活哲理比一切都高。从表面上看,这种快然自足的乐趣所体现的自然之理与东晋一般贵族士大夫的玄学自然观没有什么两样。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说:“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似乎也可以用来解释陶渊明《移居二首》其二中的真趣所在。但同是“人之相与”、“欣于所遇”之乐,其实质内容和表现方式大不相同。东晋士族自恃阀阅高贵,社会地位优越,每日服食养生,清谈玄理,宴集聚会所相与之人,都是贵族世家,一时名流;游山玩水所暂得之乐,亦不过是无所事事,自命风雅;他们所寄托的玄理,虽似高深莫测,其实只是空虚放浪的寄生哲学而已。陶渊明的自然观虽然仍以玄学为外壳,但他的自然之趣是脱离虚伪污浊的尘网,将田园当作返朴归真的乐土;他所相与之人是淳朴勤劳的农夫和志趣相投的邻里;他所寄托的玄理,朴实明快,是他在亲自参加农业劳动之后悟出的人生真谛。所以,此诗末二句“忽跟农务,以衣食当勤力耕收住,盖第耽相乐,本易务荒,乐何能久,以此自警,意始周匝无弊,而用笔则矫变异常”(张玉谷《古诗赏析》)。结尾点明自然之乐的根源在于勤力躬耕,这是陶渊明自然观的核心。“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理——自然之道。这种主张力耕的“自然有为论”与东晋士族好逸恶劳的“自然无为论”是针锋相对的,它是陶渊明用小生产者朴素唯物的世界观批判改造士族玄学的产物。此诗以乐发端,以勤收尾,中间又穿插以农务,虽是以写乐为主,而终以勘为根本,章法与诗意相得益彰,但见笔力矫变而不见运斧之迹。全篇罗列日常交往的散漫情事,以任情适意的自然之乐贯串一气,言情切事,若离若合,起落无迹,断续无端,文气畅达自如而用意宛转深厚,所以看似平淡散缓而实极天然浑成。
由此可见,作诗以理为骨固佳,其尤贵者当善于在情中化理。晋宋之交,玄风大炽,一般诗人都能谈理。山水诗中的谈玄说理成份多为后人所訾议,而产生于同时的陶渊明田园诗中亦有不少谈理之作,却博得了盛誉。原因就在刚刚脱离玄言诗的山水诗多以自然证理,理赘于辞;而陶诗则能以情化理,理入于情,不言理亦自有理趣在笔墨之外,明言理而又有真情融于意象之中。这种从容自然的境界,为后人树立了很高的艺术标准。
李商隐的这首绝句,“意极悲,语极艳”(杨致轩语),在表现手法上很有特色。
此诗一开头诗人就制造出一种环境和心情强烈反差的氛围。首句平直叙起,蕴藏着极深沉凄惋的感情。“春日”写时光之美妙可爱,“天涯”喻飘泊之遥远;两词并用,便将旖旎的春光与羁旅的愁思交织在一起。第二句使用“顶针”格,重复“天涯”二字,再点题意。春日越是美妙可爱,落魄江湖,远在天涯的诗人更感到惆怅。“春日在天涯”已经使人黯然伤神;而“天涯日又斜”递进一层,就更加渲染了在天涯海角,踽踽独行,穷愁飘泊的悲凉气氛。“日又斜”是说时间向晚,一天又将过去,这就给艳丽的春景笼罩了一层慵倦凄暗的阴影。繁花似锦的春光,与西沉的斜阳,纵然掩映多姿,但无多时,终将沉没于苍茫暮色之中。日复一日,春天也终将红英落尽,悄然归逝。韶光之易逝,繁花之必将凋零,与诗人人生道路上的失意蹉跎,正复泯然相合。著一“又”字,则日暮途穷,苶然疲役之慨,寂寥孤独,空漠无依之痛,尽在言外。两句既包含着对美好事物无限留恋珍惜之意,也包含着生命必将凋零之可悲。
转句在宛曲回环中见奇警,结句余音袅袅,哀艳动人。“莺啼”本来是非常宛转悦耳的,可是由于此时此境,诗人却觉得像在啼哭。这是因为诗人蜡炬成灰,泪已流干,只有托啼莺寄恨了。诗中“啼”写听觉,看花写视觉,“湿”是触觉,为我而湿最高之花乃是意觉,这就把诗人敏锐的联想和深切的感受写出来了。诗人移情及物,使黄莺感叹悲啼而垂泪;而泪水所湿之花,自然也泪痕斑斑,凄楚欲绝。莺花之娇艳,最足以代表阳春的盛景,然而春归花落,总不免于凋零寂灭。是莺花为诗人而悲者,正所以自悲也。
“最高花”之所以会引起诗人如此深情的关注,是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也就是开到最后的花,意味着春天已过尽,美好的事物即将消逝,莺儿的啼声也倍觉哀绝了。再者,也因为树梢顶上的花,上无庇护,风狂雨骤,峣峣者易折,这和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容易遭到损坏的命运非常相似,和李商隐这位有才华、有抱负而潦倒终身的诗人的命运也是非常相似。李商隐所处的时代,唐王朝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夕,诗人对国家和个人的前途深感绝望,因而生命的短瞬,人生的空虚,使诗的伤感情调更加显得沉重。诗人的悲痛已经远远超过了天涯羁旅之愁,而是深深浸透着人生挫伤和幻灭的痛苦。
这种韵外之致,荡气回肠,往往会令人不能自持,溺而忘返。这首美艳而凄绝的绝句既是春天的挽歌,也是人生的挽歌,更是诗人那个时代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