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上片先从春游说起。我们的女主人公因为良人离家远行，无心绪去风光旖旎的西湖春游。“一春不识”，涵盖了整个一个春天都未出游；而“不识西湖面”则把西子湖人格化了。“翠羞红倦”乃“羞翠倦红”之意。这位少妇本来是花容月貌可以与绿叶红花匹敌的，但因心绪不佳，面色无华，因而羞见绿叶，倦赏红花。这是从一个层面、一个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郁郁心情。
接下来。词人又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层面表现她的情绪：“雨窗和泪摇湘管，意长笺短”。在下着霏霏细雨的窗前，这位少妇在给良人写信，她含泪摇着笔管将自己的情思倾吐在纸上，然而意长笺短，言不尽意，心中的万语千言只能略表一二。这里的“湘管”是指笔管乃由湘妃竹所制。相传大舜南巡不归，其二妃娥皇、女英（帝尧之二女）日夜哭泣，泪洒于竹，竹尽成斑。因而“湘管”也包含悲苦、垂泪之意。“雨窗和泪”已够悲矣（天泪与人泪合一），再加之湘妃之泪，三泪交融，少妇心境之悲表现尽矣！这是第二个层面。
下片前二句乃第三层面：少妇之心惟有雕梁之上的燕子理解。这表现了女主人公是寂寞的，空房只有燕子相伴；同时也说明女主人公是贞洁的，她从不招蜂惹蝶，每天和她在一起的只有梁上燕；再者表明孤高的、内向的，她不与凡人为伍，只与紫燕为友，向它倾诉心曲。
最后两句展示了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第四个层面：她通晓音律，善弹琵琶，她把自己的哀怨诉诸其弦：她怨时光的流驶，红颜的短暂，希望春光较长地留在人间；然而东风无情，它不管琵琶的哀怨，仍吹走了春光，把落花吹得满地都是。这落花岂不是自己青春的象征吗？她哀叹自己的美丽年华就这样在离愁别恨中匆匆凋零，等闲消逝……
“西湖”──“湘管”──“梁燕”──“落花”，词人就是通过这四个意象段，多方位、多层面地展示了抒情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描画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和特定情境的人物情感律动线。
其一
这首宫怨，运用深婉含蓄的笔触，采取以景托情的手法，写一个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中，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这是从这位少女的悲惨的一生中剪取下来的一个不眠之夜。
在这个不眠之夜里，诗中人忧思如潮，愁肠似结，她的满腔怨情该是倾吐不尽的。这首诗只有四句，总共二十八个字，照说，即令字字句句都写怨情，恐怕还不能写出她的怨情于万一。可是，作者竟然不惜把前三句都用在写景上，只留下最后一句写到人物，而且就在这最后一句中也没有明写怨情。这样写，乍看像是离开了这首诗所要表现的主题，其实却在艺术效果上更显得有力，更深刻地表现了主题。这是因为：前三句虽是写景，却并非为写景而写景，它们是为最后人物的出场服务的。就通首诗而言，四句诗是融合为一的整体，不论写景与写人，都是为托出怨情服务的。
其二
第二首诗描写在夜深霜重的凄凉环境中，宫中女子孤独寂寞的悲惨情景。她彻夜难眠，想起进宫以来的日子实在不堪回首。她渴望得到君王的眷顾，在银灯下守到夜深，最后还是失望而终。这首诗情感抒发较为直接，心理刻画较为生动，充分地表现了宫中失宠女子的幽怨之情。
古乐府歌辞中有《怨歌行》一篇，其辞是：“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此诗相传是班婕妤所作，以秋扇之见弃，比君恩之中断。王昌龄就《怨歌行》的寓意而加以渲染，借长信故事反映唐代宫廷妇女的生活。
夜深霜重，木石敲击秋砧的声音响彻寒夜。在这样一个孤寂的深夜，深宫中那个失宠的女子依旧牵挂着君主是否添了衣裳，昏暗的银灯下，独自裁剪缝补，明知道君主不会眷顾，却还是在内心深处怀着深切的期盼。
这首诗以心理上的深刻描写见长，抒情直接，寥寥数语将一个深宫失宠的女子渴望君主眷顾，挂念君主寒暖又间杂着对君主弃自己于不顾，对自己的一厢深情视而不见的怨愤和痛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深宫失宠女子难于言表的幽怨之情。
其三
第三首诗中前两句写天色方晓，金殿已开，就拿起扫帚，从事打扫，这是每天刻板的工作和生活；打扫之余，别无他事，就手执团扇，且共徘徊，这是一时的偷闲和沉思。徘徊，写心情之不定，团扇，喻失宠之可悲。说“且将”则更见出孤寂无聊，唯有袖中此扇，命运相同，可以徘徊与共而已。
后两句进一步用一个巧妙的比喻来发挥这位宫女的怨情，仍承用班婕妤故事。昭阳，汉殿，即赵飞燕姊妹所居。时当秋日，故鸦称寒鸦。古代以日喻帝王，故日影即指君恩。寒鸦能从昭阳殿上飞过，所以它们身上还带有昭阳日影，而自己深居长信，君王从不一顾，则虽有洁白如玉的容颜，倒反而不及浑身乌黑的老鸦了。她怨恨的是，自己不但不如同类的人，而且不如异类的物——小小的、丑陋的乌鸦。按照一般情况，“拟人必于其伦”，也就是以美的比美的，丑的比丑的，可是玉颜之白与鸦羽之黑，极不相类；不但不类，而且相反，拿来作比，就增强了表达效果。因为如果都是玉颜，则虽略有高下，未必相差很远，那么，她的怨苦，她的不甘心，就不会如此深刻了，而上用“不及”，下用“犹带”，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其实是非常深沉的怨愤。凡此种种，都使得这首诗成为宫怨诗的佳作。
其四
同样是抒写失宠宫嫔的幽怨，表现她们内心的深刻痛苦，在王昌龄笔下，却很少艺术上的雷同重复。第四首诗则带有更多的直接抒情和细致刻画心理的特点。
第一句就单刀直入，抒写失宠宫嫔的内心活动。“真成薄命”，是说想不到竟真是个命运不幸的失宠者。这个开头，显得有些突兀，让人感到其中有很多省略。看来她不久前还是得宠者。但宫嫔得宠与否，往往取决于君主一时好恶，或纯出偶然的机缘。因此这些完全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宫嫔就特别相信命运。得宠，归之幸运；失宠，归之命薄。而且就在得宠之时，也总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失宠的厄运会突然降临在自己头上。“真成薄命”这四个字，恰似这位失宠宫嫔内心深处一声沉重的叹息，把她那种时时担心厄运降临，而当厄运终于落到头上时既难以置信，又不得不痛苦地承认的复杂心理和盘托出了。这样的心理刻画，是很富包蕴的。
失宠的命运降临之后，她陷入久久的寻思。因“思”而入“梦”，梦中又在重温过去的欢乐，表现出对命运的希冀，对君主的幻想，而在自己心中重新编织得宠的幻影。但幻梦毕竟代替不了现实，一觉醒来，眼前面对的仍是寂寞的长信宫殿，梧桐秋叶，珠帘夜霜，听到的仍是悠长凄凉的铜壶清漏。于是又不得不怀疑自己这种侥幸的希望原不过是无法实现的幻梦。以上两句，把女主人公曲折复杂的心理刻画得细致入微而又层次分明。
就在这位失宠者由思而梦，由梦而疑，心灵上倍受痛苦煎熬的时刻，不远的西宫那边却向她展示了一幅灯火辉煌的图景。不用说，此刻西宫中又正在彻夜宴饮，重演“平阳歌舞新承宠”的场面了。这情景对她来说是那样的熟悉，使她一下子就唤起了对自己“新承宠”时的记忆，仿佛回到了当初在复道受君主恩宠的日子。可是这一切此刻又变得那样遥远，承宠的场面虽在重演，但华美的西宫已经换了新主。“分明”二字，意余言外，耐人咀嚼。它包含了失宠者在寂寞凄凉中对往事历历分明的记忆和无限的追恋，也蕴含着往事不可回复的深沉感慨和无限怅惘，更透露出不堪回首往事的深刻哀伤。
其五
这是一首抒发宫怨的诗歌。昭阳殿是西汉赵飞燕得宠时住的寝宫，后来以昭阳殿泛指得宠嫔妃。长信宫是在赵飞燕得宠时失宠嫔妃班婕妤住的寝宫，后来泛指失宠嫔妃。
后两句运用对比描写出失宠于得宠截然不同的差距，白露堂中细草迹是指失宠嫔妃的宫闱清冷，杂草丛生，一片荒凉凄清，使得人物也显得十分幽怨。
红罗帐里不胜情，是指得宠的嫔妃寝宫里红帐高挂，与君王软语温存，不胜惬意，说不完的情意绵绵话。
王昌龄从女性角度出发，运用对比，生动形象刻画了失宠嫔妃与得宠嫔妃的天壤之别，是宫怨诗中难得的题材。对那些嫔妃寄予深深的同情。
此诗只用七句话，简洁地叙述了周初三王对周王朝作出的贡献，重点称赞了周成王为完成先王事业所作的努力。全诗七句中有五句赞美成王，只有开头一句涉及天，表现了周人敬天的同时，更重视人为的努力。
此诗开头，祭成王不从祭主入手，却上溯到文、武二王，再追溯到昊天，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这并不难解释，成王受命于文、武二王，文、武二王又受命于天，所以从天入手，以示成王与文、武二王一脉相承，得天之真命。首二句是全诗的引子，其作用犹如赋比兴中的兴，后五句才是全诗的主体。成王是西周第二代天子，声望仅次于文、武二王，与其子康王齐名，史称“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天下之所以安宁，是因为“成王不敢康”，此与《离骚》所说的“夏康娱以自纵”正相对照。“夙夜基命宥密”伸足“不敢康”之意，一正一反，相得益彰。按此句最难理解。《礼记·孔子闲居》有：“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郑玄注：“其，读为基。基，谋也。密，静也。言君夙夜谋为政教以安民，则民乐之。”陈子展《诗经直解》谓“此句旧解唯此郑注较为明确”；《尔雅·释诂》亦曰：“基，谋也。”正与郑注同义。第五句的“缉熙”是连绵词，不应分解，《大雅·文王》有“於缉熙敬止”，《周颂·维清》有“维清缉熙”，《周颂·载见》有“俾缉熙于纯嘏”，都作光明解，兹亦依之。最后一句的“其”等于“之”，“肆其靖之”等于“肆之靖之”，也就是“巩固它安定它”的意思。文王、武王开创的周朝在成王时得以巩固、安定、这就是祭主一生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