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以“咫尺愁风雨,匡庐不可登”作为开头,随手将题目中“江行”的意思镶嵌在内,但没有明说,只是从另一角度隐隐化出,用的是“暗起”的写作手法。
“咫”是八寸。“咫尺”,形容距离极近。“匡庐”即指庐山。近在咫尺,本是极易登临,说“不可登”,是江行遇雨所致,船至庐山脚下,却为风雨所阻,不能登山。“不可登”三字写出了使人发愁的“风雨”之势,“愁”字则透出了诗人不能领略名山风光的懊恼之情。“不可登”,不仅表示了地势的由下而上,而且,也描摹了江舟与山崖之间隔水仰望的空间关系。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即道出当时当地的特定场景,下笔非常简巧。
一般说来,描写高山流水的诗歌,作者多从写形或绘色方面去驰骋彩笔;此诗却另辟蹊径,以引人入胜的想象开拓了诗的意境:“只疑云雾窟,犹有六朝僧”。庐山为南朝佛教胜地,当时山中多名僧大师寄迹其间。这些往事陈迹,成了诗人联想的纽带。仰望高峰峻岭,云雾缭绕,这一副奇幻莫测的景象,不能不使诗人浮想翩翩:那匡庐深处,烟霞洞窟,也许仍有六朝高僧在隐身栖息吧。此种迹近幻化、亦真亦妄的浪漫情趣,更增添了匡庐的神奇色彩。庐山令人神往的美景很多,诗人却“只疑”佛窟高僧,可见情致的高远和诗思的飘渺了。
第三句中的“疑”字用得极好,写出了山色因云雨笼罩而给人的或隐或现的感觉,从而使读者产生意境“高古”的联想。“只疑”和“犹有”之间,一开一阖,在虚幻的想象中渗入似乎真实的判断,更显得情趣盎然。
此诗以疑似的想象,再现了诗人内心的高远情致。写法上,似用了国画中的“滃”写技法,以淡淡的水墨来渲染烟雾迷蒙的云水,虚虚实实,将庐山写得扑朔迷离,从而取代了正面写山的有形笔墨,确可视为山水诗中别具神情的一首佳作。
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再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豪华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悲剧,抒发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历史感慨。全文将海市蜃楼景色描绘得传神入化,又联想到人世沧桑,饱含着哀国叹时的幽咽情怀。
作者先说读《汉书·天文志》时,根本就不相信“海旁蜃气像楼台”的说法。等到避寇海滨,家童跑来报告海上出现海市,父老以为怪异的时候,先是“骇而出”,接着登楼而望,“第见沧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联如叠巘,列如崪岫,隐见不常。移时,城郭台榭,骤变歘起,如众大之区,数十万家,鱼鳞相比,中有浮图老子之宫,三门嵯峨,钟鼓楼翼其左右,簪(檐)牙历历,极公若旌旗之饰,瓮盎之器,诡异万千。日近晡,冉冉漫灭。向之有者安在?而海自若也”。最后说“《笔谈》纪登州海市事,往往类此,予因是始信”。作者由原先的不相信,到骇而出,再到看得入迷,看得津津有味,再到完全相信,把眼见为实的海市情形描写得极为精彩。更妙的是文章的结尾,笔锋一转,说“秦之阿房,楚之章华,魏之异哉!”这就把历史的真实与现实海市的虚幻糅合在一起,说无暇惊诧感叹,实际上是对历朝历代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观楼宇的强有力的批判。
《蜃说》主要记叙作者在某日中午至黄昏意外所见的海市蜃楼,从“海中忽涌数山”到一切幻景“冉冉漫灭”的全过程,着意突现其生灭无常、荣枯莫测的情境。
“海市”时而像奇峰重峦,连绵不断;时而又化作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台和寺庙飞搪,时而又变为人物走兽、旌旗、器皿之状。最后,全部归于烟消云散,大海依然如故。“海市蜃楼”,何其命短!“《蜃说》的叙事状物固然堪称楷模,但作者的立意却不只在这里。宋文中,“论”“记”“说”是常见文体,“论”重于立论推理,“记”是对天文地理、奇闻逸事等的记叙。不过宋人爱发议论,“记”中也常有“论”的。“说”体介于“论”与“记”之间。明吴讷《文章辨体》说:“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已一述之也。”它类似今天的杂感,因事而发,揭示问题,说明道理,发抒感触。
《蜃说》要说明的义理决不在于古书的可信,文中细针密线的形象记叙,都是为下文的“说”作好铺垫。作者从海市的壮观和幻灭,联想到曾经烜赫一时的“阿房”“章华”“铜雀”“临春”“结绮”等宫殿楼台以及它们的主人的历史悲剧,无限的感慨油然而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造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后汉书》记楚灵王建章华台:“穷上木之技,单珍府三室,举国营之,数年乃成。”《邺都故事》记曹操筑铜雀台:“其台最高,上有屋一百二十间,连接攘栋,侵彻云汉,铸大铜雀于楼巅,舒翼奋起,势若飞动。”《陈书》记陈后主修临春、结绮诸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墉壁带悬相栏槛之类并以沉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所有这一切,无不令人望而生畏,但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化为焦上、尘埃的结局。它们的好景不长与海市蜃楼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蜃说》一文,林景熙似在述异,实际上却是借此抒发忠贞爱国之士在国家破亡之后悲愤交集的复杂感情。对赵宋王朝,他痛其不幸,怨其不争;对元蒙统治者,他痛苦而无奈地发出无力的替告,诅咒他们决不会有好下场。作者在《石翁妪》一诗中所写的“阅世如过客,兴亡了不悟”中流露的也是相似的心情。遗憾的是,有的宋文选本,在选录《蜃说》一文时,却删去了文章的末段,舍本逐末,取貌遗神,便寓意殊深的“蜃说”成了单纯述异的“蜃记”,其谬误显而易见。深味十余年亡国之痛的林景熙,正在愁肠百结之秋,不可能有对景自乐的闲情逸致。宋朝的散文创作,在理论上主张“传道明心”,王安石强调文贵致用:“所谓文者,务有补于世而已矣。”叶适也说:“为文不能关世事,虽工无益也。”南宋民族矛盾尖锐,散文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反映社会风云和苦难的使命。宋亡前后的一个时期,散文和诗歌一样,爱国主义成为最突出最鲜明的主题。对投降派的谴责,对入侵者的憎恨,正是林景熙《蜃说》以及其他诗文深厚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两个重要方面。《蜃说》作幻想破灭后的无可奈何的慨叹和诅咒,正是作者在那个苦难岁月的深沉而挚着的爱国情怀的艺术反映。
高克恭是元代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他入仕为官但依然喜欢山水见画。
他常常闲来尽兴在山林水之中乐此不疲,画出许多优秀的山水作品。因为常常在如画的江南为官,所以江南山水的烟雨,小桥流水人家迷人景色,影响了高克恭非常有特色的个人风格。他偶然诗兴来,就写一首见自己心意和情怀的小诗。
诗中“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并非等闲人”是一种悠然自得的境界,也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和启迪。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也并不是能“闲”之人。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人,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的人生是浑浑噩噩的,完全没有自主意识。
真正的闲,是看破红尘之后的放下,是参透人生后的舍得,是忘却荣辱后的淡然。所以说:“不是闲人闲不得,能闲并非等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