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只堪三太息，是非终付一胡卢。
连天烟草迷归梦，动地风波历畏途。
辛苦一生成底事，躬耕犹得补东隅。
成败只堪三太息，是非终付一胡卢。
连天烟草迷归梦，动地风波历畏途。
辛苦一生成底事，躬耕犹得补东隅。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