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首联先写草堂的环境:草堂离城郭很远,庭园开阔宽敞,旁无村落,因而诗人能够极目远眺。中间四句紧接着写眺望到的景色。“澄江平少岸”,诗人凭槛远望,碧澄清澈的江水,浩浩荡荡,似乎和江岸齐平了,这是写远景;“幽树晚多花”则写近景,草堂四周郁郁葱葱的树木,在春日的黄昏里,盛开着姹紫嫣红的花朵,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五、六两句刻画细腻,描写极为生动:“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鱼儿在毛毛细雨中摇曳着身躯,喷吐着水泡儿,欢欣地游到水面来了。燕子轻柔的躯体,在微风的吹拂下,倾斜着掠过水蒙蒙的天空……这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诗人遣词用意精微细致,描写十分生动。“出”写出了鱼的欢欣,极其自然;“斜”写出了燕子的轻盈,逼肖生动。诗人细致地描绘了微风细雨中鱼和燕子的动态,其意在托物寄兴。这二句诗流露出作者热爱春天的喜悦心情,是历来为人传诵的名句。叶梦得《石林诗话》云:“诗语忌过巧。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之妙,如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胜 ,惟微风乃受以为势 ,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句。”尾联呼应起首两句。以“城中十万户”与“此地两三家”对比,更显得草堂的闲适幽静。这首诗写傍晚时分所见到的微风细雨中的景象,表现了环境的清幽美好和诗人闲适宁静的心情及其对大自然的热爱。全诗八句都是对仗,而且描写中远近交错,精细自然,“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刻划之痕。”它句句写景,句句有“遣心”之意。诗中描绘的是草堂环境,然而字里行间含蕴的,却是诗人悠游闲适的心情和对大自然、对春天的热爱。
第二首诗,前两联写景,后两联言志。开篇描绘的是四川一带夜里常常多雨的天气:晚上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的雨,等第二天出门以后,靠在水边的栏杆上远望,才看到天色已经开始放晴。夜里的降雨和天明后的放晴构成了对比,烘托出晴朗天气的可贵,由此也引出下文。由于雨水的淋洗,四周的花叶变得很湿润,树林里也布满了水洼;淋湿的衣服已经干了,枕席也变得干净。“叶润林塘密”,表现出诗人生活环境的清幽和静谧;“衣干枕席清”,显示出夜雨的绵长细密,也显示出诗人住所的简陋。紧接着,诗人描写了自己年老多病的现状,表达了他厌倦浮名的心情。“不堪”说明诗人老迈之甚,“何得”说明他对浮名厌倦之深,语气强烈,感情激荡。最后两句写他慢慢倒酒而饮,借此来消遣余生,表达了诗人对自己身世遭遇的感慨和无奈之情。这首诗与前诗相比基调就沉重了些,描绘了一番蜀地的景象。在咏物的同时抒发了诗人对现实的种种不满和郁郁不得志,而又感慨自己老迈无力去改变现世,无奈饮酒来得以消遣。
这是一首歌咏自然景观的诗,该诗描绘了钱塘江汹涌澎湃的声势。诗人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极力描写潮声之大,水势之猛,写实中渗透想象,描摹形象生动,体现了作者非凡的语言驾驭能力。最后把钱塘江的滔天巨浪及其排山倒海的不凡气势,想象成是伍子胥充满遗恨,表达了作者对伍子胥充满深深的同情、惋惜与慨叹。
首联,紧扣雨中观潮之特点,以雨为背景,突出“涛飞江上台”,为下文进一步描绘钱塘江潮的磅礴声势作铺垫。
颔联,以千万匹骏马飞驰而来比喻钱塘江潮震天动地的涛声,以其仿佛席卷着群山奔腾而来比喻江潮不可抵挡的气势,与宋代词人潘阆的词句“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酒泉子》“长忆观潮”)有异曲同工之妙。
颈联,将状写潮涌之声势与吟咏弄潮儿的弄潮之气魄结合起来。宋代词人周密的散文《观潮》有一段描写弄潮儿的文字:“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着墨无多,却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弄潮儿披发纹身、手持彩旗、涛头弄潮的情景,令人拍案叫绝。施闰章的这两句诗描写弄潮儿,用语更少,别具一格。它写弄潮儿,却不明言,而以“轻舟”借代。驾驭“轻舟”的正是勇敢矫健的弄潮儿,故写“轻舟”,也即写弄潮儿。不写斯人,而斯人自见,这是其精妙之处。江潮汹涌澎湃,“绝岸愁倾覆”,可“轻舟”偏要投身急流之中,“故溯洄”。这里,诗人未具体描写弄潮之场面,而以“愁”与“故”相对照,突出了钱塘江潮惊涛拍岸的气势,更衬托出了弄潮儿迎潮而上、不畏艰险的气魄,可谓这两句诗的又一妙处。
尾联,发诗人观潮之慨。史载,春秋时楚国人伍子胥,其父伍奢、兄伍尚都被楚平王杀 害,他逃奔吴国,先佐吴王阖闾伐楚国,后又佐吴王夫差(阖闾之子)打败越国。最终,夫差听信伯嚭的谗言迫伍子胥自杀,并下令将其尸首装入“鸱夷革”抛进江中。后来传说伍子胥怨恨吴王夫差,死后驱水为涛,因而,钱塘江潮又有“子婿朝”之称,诗伟联发诗人观潮之后的感慨,由观潮联想到伍子胥及其传说,为伍子胥的冤死而鸣不平,笔墨焕然,耐人寻味。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