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竟夕，交酬玉觞金斝。更休辞、醉眠花下。待明朝，红日上，三竿方罢。引笙歌，拥珠玑，笑扶归马。
何妨竟夕，交酬玉觞金斝。更休辞、醉眠花下。待明朝，红日上，三竿方罢。引笙歌，拥珠玑，笑扶归马。
“如丹”的“枫叶”，和似霞的樱花一样，是扶桑之国“水木明瑟”的景物留给诗人鲁迅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象。辛稼轩词《临江仙》有“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之句。辛稼轩所写的“嫩寒”，是残冬的轻寒，作为意象，与“春风”相对立；鲁迅笔下的“嫩寒”，是“冬暖”的“景暄”，作为意象，与“枫叶”相映照。“枫叶如丹照嫩寒”是暖色调和冷色调、暖意和寒意的对比、交流和融汇；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主意象”，则赋予扶桑秋光以明媚秀丽、生机盎然的个性。这是“景语”，更是“情语”。诗人想象中明丽热烈的扶桑秋景，寄托着他对即将归国的“远客”的殷殷祝愿，更寄托着他对逝去的青春“华年”的深情忆念。
诗人的心，仿佛随着归客东去的客舟，回到了旧游之地。“心随东掉忆华年”中的“忆华年”三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可能诗人又看到了”绯红的”、“轻云”般的上野樱花，又回到了“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水户，又见到了“脸色仿佛有些悲哀”的藤野先生，又听到了留学生会馆里慷慨激烈的论争……回忆中的这些美好的景物人事以及那勃发着少年意气的峥嵘岁月，都是和那个遥远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来自日本的诚挚而友好的增田涉即将回去了，等待着他的，一定是诗人所见到过的明瑟秋光，诗人的情感像涓涓清流，形成一个无尽的回环，荡漾不已。
全诗四句，只有“却折垂杨送归客”一句是实写，它反映着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秋光正好的扶桑，是一个辽远的空间；已经流逝的华年，是一段遥远的时间，它们构成一组内涵丰厚、外延广阔的心理时空。东去的归棹，既把“远客”渡向彼岸，也把诗人从真实的时空渡入心理的时空，使他的想象从“华夏”遨游到“扶桑”，从“现在”飞翔到“往昔”。在这心理时空中的扶桑，既是“现在时”的，又是“过去时”的。借有限之实境，拓无限之虚境，此诗构思，深得虚实相生、虚实互补的艺术。
全词热烈赞扬了岳飞为南宋王朝的中兴所作的奉功伟绩和他“精忠报国”的爱国品质，表达了对迫害忠良的投降派的强烈鞭达；词人不光为英雄一哭，更是为了寄希望于当时的宁宗皇帝，激励和鼓舞长期受到压抑的主战派将领抗敌御侮的决心，实现社稷一统的宿愿。
上片是追叙概述岳飞的生平事迹。开头两句以问代赞，点出岳飞是万人之中的英雄。下面“身草莽”四句，是说岳飞的浩气长存，精神永在，虽死犹生。从“年少起河朔”到“洗洞庭”，用洗炼的语言高度概括了岳飞的英雄事迹：早年从军，武艺高强，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北望帝京”，是说岳飞时刻不忘收复中原失地。“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是写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惨命运。过去是打败了敌人之后才杀功臣，可如今敌人还在，岳飞就被杀害了，这历史的悲剧令人气愤。“过旧时营垒”以下四句，写出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对岳飞的深挚怀念与无比热爱之情。
下片抒写对岳飞被害的感慨和岳飞冤案得到昭雪后的盛况。“说当年事”，“知恨苦”，是以与岳飞谈话的口气，表露出对英雄不幸遭遇的无比同情。紧接着“不奉诏，伪耶真”的反问，有力驳斥了秦桧一伙强加给岳飞的罪名。“臣有罪”四句，是对支持秦桧杀害岳飞的宋高宗明褒实贬，言外之意是如果皇帝能明察忠奸真伪，就不会酿成岳飞惨死的千古奇冤了。“万古茅土”三句，是对古往今来奸臣下场的概括，断定当时的奸臣也绝没有好下场，表现出一种激愤之情。“人世夜”三句，是说茫茫黑夜必将被光明白日所代替，岳飞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下面三句就写想象中的岳飞冤案昭雪后无比荣耀的盛况，岳飞的勃勃英姿又焕然一新，重现世上。最后三句，写百姓对岳飞的怀念与祭奠，表达出人民也是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
整首词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凛然，围绕凭吊的主旨，将一首长调写得气脉贯通，一气呵成，足见作者的功力。
这是一首歌咏山水风光兼抒发离情的长调。
上片写春回人间的万千气象，一开始便以曲笔点写春的消息，“暖回雁翼”的“回”字含使动意味，大雁是候鸟，春暧北去，秋寒南归，这温暖的使鸿雁结队北飞的气息，自然便是春天带来的。“骤惊春在眼，借问何起，委曲到山家”三句承前而起，下面几句则是从想象中回转，写眼前的初春景色。“渐渐可藏鸦”之句并无华丽词藻，但却极富想象，给人以流动的美感，并非真有藏鸦，而是“可”藏鸦。该句不仅使人读后如睹其景，而且似乎也使不讨人喜爱的乌鸦因为沾染到春天的气息，变得美丽。
下片是对着面前的景事，抒发淡淡的闲情。起始便是一个嗟叹句“堪嗟”，接下去“清江东注，画舸西流，指长安日下”三句，仿佛是写词人正置身画船，沿着东流注入长江的清江水西去，向着京城──汴京进发。“长安日下”一词是暗用前人句典，唐·王勃《滕王阁序》中有“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之句。唐王朝的都城在长安；古人将权力至高无上的君王比作中天之日，所以“日下”也指君王所居之处京都。不过此处“指长安日下”句，则是指向北宋王朝的都城──汴京，使用的是代称手法。“愁宴阑、风翻旗尾，潮溅乌纱”句首的“愁”字与前面阕首的“堪嗟”二字相呼应因。“乌纱”。“今宵正对初弦月，傍水驿，深舣蒹葭”。仔细品味，这“愁”字的落脚便在“初弦月”上。人们常用月圆月缺比喻人间的离合悲欢。尾句“沉恨处，起起自剔灯花写出了离愁在心不能入眠的情况。词的上片，写景体物精细宛转，色泽鲜明，境界清新；下片叙事言情，疏宕宛转，细密圆美，情真意切 。整首词生动传神的表现了词人在羁旅行役中由对春色由衷的喜爱到对命运艰难的孤愤之情 。
此诗首句点出人物，以“轻薄儿”三字，恰如其分地概括出了王孙公子的特性。“面如玉”一般形容女子容颜美，这里用来描画“紫陌春风”中的轻薄儿，有揭露和讽刺的意味。接着交代时间是春日，地点是京城。公子哥儿日日游冶，恣情玩乐，仿佛他们所骑的马的脚也被都城的春风缠住了似的。再接下去写公子的坐骑和服饰：坐的是绣有鹘鸟飞翔的马鞍，蹬的是发出耀眼光芒的脚踏，身着丝绸绣花长衫，还系上华贵的犀牛皮腰带。这就初步勾画出一个冠盖华美、意气骄横的纨袴儿形象。这是第一层。
中间四句是第二层，通过两个典型细节，进一步揭露轻薄儿的骄奢。一是写轻薄儿拿起缀着珊瑚的马鞭，在绿荫覆盖的大道上，当空挥舞，光彩四溢，比流星飞过夜空还要灿烂夺目。另一个细节是“背拉金吾”，写这位公子一脸酒气，满眼凶光，带着一帮家奴，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为所欲为，甚至倚仗权势，当众把维持治安的官吏金吾也推搡开去。可见其飞扬跋扈、骄横放肆已到了何等程度。
第三层，即结尾四句，进一步写公子恣意冶游、荒淫无耻、夜以继日的浪荡生活。末句更以由美人扶入内室的细节，将其腐朽生活揭露无遗。全诗以出游始，以归家结，通过公子一天内的所作所为，集中概括了这一阶层声色犬马的腐朽生活，从一个侧面揭露了中唐时期上层社会的腐败。
全诗只“轻薄儿”三字是作者的直接评述，其余全是客观描述，让事实说话。作者的倾向性只是在描写中自然地显现。如首句中的“面如玉”三字，暗示出这位公子哥儿一贯过着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作者始写其面如美玉，继而写其花天酒地的狰狞丑态，最后把藏在华丽躯壳中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前后映照中，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王孙公子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的揶揄嘲弄之情亦含蕴其中了。又如，末句的“入门不肯自升堂”的“不肯”二字，刻画轻薄儿在美人面前的矫揉造作和丑恶心灵，都显得辛辣有力，鞭辟入里，透露出作者深深的憎恶和鄙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首别具一格的讽刺诗。
这首诗，色彩秾丽而风格冷峻，造语生新面而笔锋犀利。奇特的想象，典型的细节和精妙的比喻，使诗中人物形象突出。如“紫陌春风缠马足”的“缠”字，极富想象力，而又新颖贴切。诗人让春风都来追随、趋奉公子，为其催送马蹄，则其炙手可热、骄矜得意之态，自是不言而喻的了。皇甫湜曾说顾况“偏于逸歌长句，骏发啅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顾况诗集序》）于此诗中，可见一斑。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