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联是曲江即景。“苑外江头坐不归”，“坐不归”，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这个“不”字很有讲究，如用“坐未归”，只反映客观现象，没有回去；“坐不归”，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不想回去，可见他心中的情绪。这就为三、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
以下三句，接写坐时所见。“水精宫殿转霏微”，在“宫殿”、“霏微”间，又着一“转”字，突出了景物的变化。这表面上是承“坐不归”而来的：久坐不归，时间已经快到晚上，所以宫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写中，却没有日暮的景象，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浦起龙《读杜心解》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作过比较，指出：“此处曲江诗，所言皆‘花’、‘鸟’、‘蜻’、‘蝶’。一及宫苑，则云‘巢翡翠’，‘转霏微’，‘云覆’，‘晚静’而已。视前此所咏‘云幕’，‘御厨’，觉盛衰在目，彼此一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宫殿转霏微”所显示的，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这个“转”字，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
与此刚好成对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短短一联，形、神、声、色、香俱备。“细逐”、“时兼”四字，极写落花轻盈无声，飞鸟欢跃和鸣，生动而传神。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久坐江头，空闲无聊，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桃花细逐杨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以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桃花欲共杨花语”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这一联用“自对格”，两句不仅上下对仗，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此处“桃”对“杨”，“黄”对“白”。鸟分黄白，这是明点，桃杨之色则是暗点：桃花红而杨花白。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细逐”和鸟的“兼飞”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
风景虽好，却是暮春落花时节。落英缤纷，固然赏心悦目，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于是三、四联对酒述怀，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
先写牢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纵酒，早就甘愿被人嫌弃；我懒于朝参，的确有违世情。”这是诗人的牢骚话，实际是说：“既然人家嫌弃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参？”正话反说，更显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这里所说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诗人素以“忠君”为怀，但失望过多的时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辞。以此二句，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
最后抒发愁绪：“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这一联是说：只因为微官缚身，不能解脱，故而虽老大伤悲，也无可奈何，终未拂衣而去。这里，以“沧洲远”、“未拂衣”，和上联的“纵饮”、“懒朝”形成对照，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杜甫虽然仕途失意，毕生坎坷，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还勉励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希望以国事为己任。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是因为抱负难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
这首诗首联写重到古驿舍所见，地属人迹罕至之“闲坊”，驿是荒凉陈旧的“古驿”。颔联写此行的心理感受，这里用了鲲化为鹏和丁令威化鹤归乡两个典故。颈联紧承“鲲自化”“鹤仍归”而来。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感慨。尾联写壁间题诗旧迹，以“暗尘”“残墨”回应首联“闲坊古驿”“空堂”。这首诗运用典故，抒情气氛凝重，感情沉郁而强烈。
大概，驿舍也因官职大小而异。他住的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大僚下榻的处所。地属僻静“闲坊”，驿是陈旧“古驿”，门虽“朱扉”却又常“掩”，客厅是荡荡“空堂”，诗一开头便仿佛把读者带进一个古寺，一种荒凉幽寂的气氛扑面而来。客衣初解，四观寂寥，不由人想起这些年的宦海浮沉，于是带出次联，写此行的心情感受。“鲲自化”用《庄子·逍遥游》鲲化为鹏故事，喻指不少得志者飞黄腾达，官运亨通，但他们扶摇宜上，与我本不相干；“鹤仍归”用《搜神后记》中丁令威成仙后化鹤归来的故事，一方面切自己此日旧地重来，一方面有物是人非之叹。这一联用的两个典故，格言升沉异势，深寓感慨。
三联紧承“仍归”，写此日追寻旧迹的行动。故地重游，驿中庭院已经起了变化。那片竹子比过去长得更多了，那株古松比过去长得更粗大了。竹子，他是一根根数过的；古松，他是解下腰带量过的：这哪里是在数竹、量松，他分明是在思量这些年闲抛的岁月，分明是在寻找这些年往来奔波的脚印阿I竹增松长，岁月如流。可见这数竹量松看似悠闲的动作中，实含有无穷感慨，万种凄惶。陆游当初入蜀，来到宋、金对峙的南郑前线，满环恢复壮志。他曾一再代王炎划进取长安、恢复中原之策，也曾“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短衣刺虎，那意气何等豪纵。谁知不久王炎内召，他也改官成都，恢复大志，初既不行于江淮，今复受阻于西北。一番心事，都付东流；几多岁月，磋陀以尽。今日故地重来，数竹量松而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那感情是十分深沉复杂的。哪里去追寻流逝了的岁月，哪里去寻觅失去了的心。诗人在彷徨，在摩挲，突然，他发现了。
“惟有壁间诗句在，暗尘残墨两依依” 这诗句题在壁上，字迹漫漶，蛛网尘封，尚依稀可以辨认。这壁上的诗句，留下了往日的雪泥鸿爪，也记下了当时的激烈壮怀。抚今追昔，他怎能不心事万千结联“暗尘”“残墨”，回应起句“闲坊古驿”，首尾回环，加深了全诗的怀往感旧之情。“依依”叠字收篇，声情缭绕，更留下无穷的酸楚，不尽的沉思，供人品味。
这首诗，气氛沉重，感情抑郁而强烈。从一起的“闲”、“古”、“掩”、“空”诸字，宜员结尾的“暗尘”、“残墨”，始终幽暗凄冷。客之孤独与堂之空旷的映衬，化鹤故事神幻色彩的渲染，数竹量松，摩挲残墨的行动，凡此种种，使气氛显得沉闷低徊，给人一种压抑之感。从感情看，全诗神完气厚，沉痛深婉。而独具机杼的是：全诗无一字明说“情”，其意象却又处处含有深沉强烈的感情。比如说，以“闲坊古驿”寓天涯落拓，以鲲鹤变化概人事升沉，以竹松寄岁月不居，以残墨追怀往昔，个人的心迹，时代的风雨，都涵蕴其中，因此获得摧抑人心之力。至于中二联的对仗工绝，犹其余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说，陆游七律中的佳者“著句既遒，全体亦警拔相称。盖忠愤所结，志至气从，非复寻常意兴”。他评断陆诗，从思想感情的诚挚深厚出发以探求其兴会风格，可谓于超牡骊黄之外，独具真赏。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原毁》论述和探究毁谤产生的原因。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文章先从正面开导，说明一个人应该如何正确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才符合君子之德、君子之风，然后将其合这个准则的行为拿来对照，最后指出其根源及危害性。通篇采用对比手法，并且全篇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士风，可谓入木三分。
本文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愤懑，但在其平之鸣中道出了一个真理：只有爱护人才，尊重人才，方能使人“乐于为善”。此文从“责己”、“待人”两个方面，进行古今对比，指出当时社会风气浇薄，毁谤滋多，并剖析其原因在于“怠”与“忌”。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有变化，语言生动形象，刻画入木三分。
第一段
第一段论证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是“古之君子”的表现特征。
第二段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其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其责其二；即其新，其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其计其十；究其旧，其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其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其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其能为之。
第三段
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作者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其怠其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其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试验说明，顺理成章地得出了“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这一根本结论。最后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对比手法
文章通篇采用对比手法，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其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其应者”的比较，等等。此文还运用了排比手法，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表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