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
【句解】第一次“窥镜”自视，刻画了邹忌的外貌：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逼真地再现了他不无自得的神情。正是有了这点自信。才使他敢于和齐国有名的美男子比“美”。
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句解】其心里应该是对自己的美貌充满信心，所以，这第一问的语气应该是充满自信，且沾沾自喜的。
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妻子的回答，极赞其美，语态亲昵，饱含偏爱之情。尤其“美甚”二字，将此种神态、心理渲染得淋漓尽致。与后文“私我”呼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
【句解】插笔介绍徐公，说明徐公是齐国著名的美男子，为邹忌怕比不上他提供现实依据。
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
【句解】邹忌对自己的美貌略有怀疑。因此，这句话的语气应带有疑惑，并且急于知道结果。另外，考虑到所问的对象是小妾，因此，语气是严肃，焦虑，急切的。
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
【句解】妾回答，少“君美甚”一句，仍用反问语气，表现了妾低微的地位和畏怯、顺从心理。与后文“畏我”呼应。
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
【句解】邹忌一方面希望妻、妾的回答是可信的，另一方面仍在怀疑。
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句解】客回答，因有求于人，故答语婉转，阿谀奉承。与后文“有求于我”呼应。
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
【句解】“窥镜而自视”，自我感觉“弗如远甚”。可见，由“自信”到“自惭”，心理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句解】妻、妾、客的回答，都肯定了邹忌美于徐公，但邹忌并没有飘飘然，而是在会见徐公后，又经过冷静的思考悟出了妻、妾、客的谬赞是有其原因的，就是“私我”“畏我”“欲有求于我”。这表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看清事物的本质。这句话也是下文他用暗示、比喻的方法讽谏齐王的基础。
在歌咏其“武功”与“王业”以后，作者便又转到今日所见之现实：“人说当年，离宫筑向云根。烧烟一片氤氲，想香姜，古瓦犹存。”“人说”者，本地的“旅游向导”向我介绍也。他们说，别看这儿是一片怪石峥嵘（云根即指山石。《金壶字考》：“云触石而起，故石曰云根”），当年高欢的避暑宫却就建筑在这片山石之上！言外之意，明显含有着无限沧海桑田，今昔盛衰的唏嘘感慨。而离宫虽亡，天龙寺的香火却仍极盛；词人由此而联想开去：在那一片氤氲的烟气之下，想来也还剩有当年“香姜阁”（高欢在此曾建“香姜阁”、“冰井台”等建筑，据杨慎《升庵全集》卷六十八）的古瓦吧？这同样也是以寺庙的旺盛烟火与离宫的圮废已久，作一种今昔对比，表达出自己“思古之幽情”。随后又叹曰：一代之“人物”既逝，现今流传于人间的，就只有他的一曲绝唱——《敕勒歌》了！于是词人便十分激动地吟出了下面三句：“琵琶何处？听残《敕勒》，销尽英魂。”据史载，高欢与西魏在玉璧一战中曾经大败，士卒死者七万人，西魏人纷纷传说高欢中箭受了重伤。高欢为了振奋人心，用勉强坐帐，使斛律金歌唱《敕勒歌》，其辞曰：“敕勒歌，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高欢亲自和唱，哀感流涕，一时大家为之动容。因为此歌是用琵琶伴唱的，故而音调尤感悲怆。朱彝尊便以“琵琶何处”兴起，引出“听残《敕勒》”和“销尽英魂”的吊古之情来。其意是说，当年伴着琵琶高歌《敕勒歌》的“英灵”（指高欢）如今安在？只有这一曲《敕勒歌》还在至今流传人间！这其实还是在表现他缅怀斯人已逝、感叹其仅存遗韵的伤感意念和历史感慨。
下片续写这种“昔盛今衰”之感：“霜鹰自去，青雀空飞，画楼十二，冰井无痕。”里头也暗藏几个历史典故；“霜鹰”指高欢有次与刘贵、尉景等人射猎，放一白鹰（故曰“霜鹰”）。不料有一赤兔，奔入茅屋，鹰逐于后，结果被屋内之狗把鹰、兔全都咬死。高欢于是怒而射杀其狗。这里言“霜鹰自去”，即言其射猎之事已逝矣。“青雀”指当年高欢篡夺北魏政权前，民间有谚语曰：“可怜青雀子（暗喻魏帝清河王子），飞来邺城里，羽翮垂欲成，化作鹦鹉子（暗喻高欢）。”（以上关于高欢的史事，俱见《北齐书·神武帝纪》。）这里言“青雀空飞”，亦言其“王业”已泯灭也。“画楼十二，冰井无痕”则继言高欢专政之后，曾经建造了无数（十二言数量之多）亭台楼阁（其中即有“冰井台”，据讲大伏天中可于其中取藏冰），但而今却也无痕无迹了。这四句借着咏叹史事，目的还以抒发“英雄无觅”的历史感慨。
再下“春风袅娜，依其芳草罗裙”两句，是说岁月流驰，此地仍是春风春草，游女如云的游冶景象，这又与“画楼十二”作遥远的对照，以反复申方言其历史兴亡之叹。而最为令人伤感的更是结尾数句：“驱马斜阳，到鸣钟，佛火黄昏。伴残僧，千山万山，凉月松门”。这时，时间已转到斜阳西下，“佛火黄昏”的傍晚，满耳所听，唯闻佛寺晚钟；举目所望，唯见山月松门。是何景也，是何情也，词人那种一切皆归于“空”，一切皆归于“虚”的寂寥意念，便在这暮钟佛灯、残僧凉月的画面中，即淋漓尽致却又含蓄曲折地表露了出来。唐人诗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朱彝尊此词，也是一篇见“行宫”而说“玄宗”的怀古之词，不过它却比前者写得更其酣畅、更其感慨淋漓；特别是末尾的以“天龙寺”晚景作结，更易使人催生出深沉的“历史意识”与“宗教情绪”来。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词的上阕，以轻松的笔触捕绘了清新的景致，彰显出词人无官一身轻的潇洒自在。”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两句中，“三日”是写实，从临安到青墩，水路约需三日行程；“秋塘”点明季节和时间，用语精练而又准确；“平度”二字，写出了舟行的平稳，反映了词人心情的恬适。“病夫因病得来游，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两句中，“病夫因病”，词人自称“病夫”，其实不过是“引疾”，不是真正有病。所谓“因病得来游”。也是一种因祸得福的遁词。表面上像是暗自庆幸，实际上是聊以自嘲，内心当藏有难言的痛苦。语言直而能纡，质而见巧，从而刻画了词人内心痛苦而外貌旷达的自我形象。
词的下阙“去年长恨拿舟晚，空见残荷满”两句，使词人的思绪从眼前转移到了过去，与上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空”字与前面的“长恨”相呼应，表达了无限怅憾的心情。从词情发展上来说，是一跌。“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繁花相送过青墩”二句，词笔又拉回来写乙卯岁奔赴青墩的情景，径承上阕意脉，抒发此时感慨。从词情来说是一扬。在这一跌一扬之中，词人的喜与恨种种感情变化，内心矛盾，便曲曲传出，沁人心脾。
全词在艺术结构上匀整对称，浓淡相宜，情景事浑然一体。行文意境清旷，抑扬跌宕，情寓景中，颇耐寻味。在虚虚实实中刻画了词人乐观旷达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