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台湾赋”。词史上自柳永的《望海潮》“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之赋纪杭州盛景开始，遂有以词写都市繁华一体。张景祁此词即属这类题材的作品。需要指出的是，吟诵台湾的词而且又如此富其热情，却是在张景祁之前未曾见过，所以，张氏此篇在诗词史上是很珍稀的作品。特别是因为词人从宦台湾，知淡水县多年，中法战争中又身处岛上休戚与共，故而笔底情深意厚，尤觉可贵。
上片着重写台北一带的民情风物以及“华夷”共处的奇异景观，是怀着很高的热情和爱心来吟唱的。虽也还用了“夷”、“蛮”等词，但毫无轻蔑亵渎之意自显而易见。词一开始用“瀛洲胜”三字，表现了他对“海外城都”的回想和神往。当客人一告诉他台湾在台北开府的消息时，“画鼓春城”的盛况就浮现在脑海了，他仿佛又置身在“瑰灯夜市，娖队蛮靴红舞”的“莎茵绣土”上。瑰灯，是华丽鲜亮的灯火，娖队，则形容整齐的队伍。这乃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集会歌舞的场面，夜景璀灿，十分动人。张景祁说还有机械发动的车辆叫人新奇(“奇肱”，《博物志》言“奇肱国民能为飞车”，此处借喻)，来自东西方的各种马队(“马徕”，徕即来，瑶圃，意为天外远方)也极为壮观。
在顺笔排比铺陈到“莫讶琼仙”(即不要惊讶这是天上神仙所居处)时，词人笔锋一转说：“眼看桑海但朝暮！”你们切莫以为那是个世外桃源，其实，台湾经历的沧桑变化就在前不久呵！张景祁老辣地由此转入下片的对战争时代的回想。
这样，在上下片之间构成柔与刚、欢与悲、暖色与冷色的对照，使这篇“台湾赋”从时空的广袤性，从历史的演变背景上显得更丰富、更充实。作为词人，张景祁是更多地有着政治眼光的一个作家。
“天涯旧游试数”，一个“数”字拉回了历史的往事。“绿芜”句写战争惨败时的景况，“啼鵙”(伯劳，诗词中与鹃同义)句勾勒了军民的心情凄苦，这是一段耻辱的历史，岂能忘记。“绝岛螺盘”以下，强调了“此是神州庭户”，似在提醒人们，宝岛风物虽美，但不能再文恬武嬉，松弛武备，重蹈覆辙了！“惊涛万古”四字是意味深长的长鸣警钟之句。最后则又表述了他的愿望：“洗净兵戈，卷残楼橹”，永保国泰民安，天下太平。这一年张景祁已整六十岁，他自觉年迈已不能重游旧地，故而他心愿即使“梦踏云峰”，一睹“曙霞天半吐”的壮观也满足了。
应该说张景祁的“愿洗净兵戈”的祝祷，并非是没有预感的。尽管他不可能测知日后政局的演化趋向，但一种忧虑似老在他的词心盘缠。后来的历史证明，不到十年，中日战争爆发，甲午一战，清水师全军覆没，日帝的魔爪铁蹄继之长期蹂躏台湾岛。如果张景祁还在世的话，“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知他又将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词篇来呀！
“如丹”的“枫叶”，和似霞的樱花一样，是扶桑之国“水木明瑟”的景物留给诗人鲁迅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象。辛稼轩词《临江仙》有“金谷无烟宫树绿，嫩寒生怕春风”之句。辛稼轩所写的“嫩寒”，是残冬的轻寒，作为意象，与“春风”相对立；鲁迅笔下的“嫩寒”，是“冬暖”的“景暄”，作为意象，与“枫叶”相映照。“枫叶如丹照嫩寒”是暖色调和冷色调、暖意和寒意的对比、交流和融汇；霜叶红于二月花的“主意象”，则赋予扶桑秋光以明媚秀丽、生机盎然的个性。这是“景语”，更是“情语”。诗人想象中明丽热烈的扶桑秋景，寄托着他对即将归国的“远客”的殷殷祝愿，更寄托着他对逝去的青春“华年”的深情忆念。
诗人的心，仿佛随着归客东去的客舟，回到了旧游之地。“心随东掉忆华年”中的“忆华年”三字，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可能诗人又看到了”绯红的”、“轻云”般的上野樱花，又回到了“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水户，又见到了“脸色仿佛有些悲哀”的藤野先生，又听到了留学生会馆里慷慨激烈的论争……回忆中的这些美好的景物人事以及那勃发着少年意气的峥嵘岁月，都是和那个遥远的国度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来自日本的诚挚而友好的增田涉即将回去了，等待着他的，一定是诗人所见到过的明瑟秋光，诗人的情感像涓涓清流，形成一个无尽的回环，荡漾不已。
全诗四句，只有“却折垂杨送归客”一句是实写，它反映着一个真实的物理时空。秋光正好的扶桑，是一个辽远的空间；已经流逝的华年，是一段遥远的时间，它们构成一组内涵丰厚、外延广阔的心理时空。东去的归棹，既把“远客”渡向彼岸，也把诗人从真实的时空渡入心理的时空，使他的想象从“华夏”遨游到“扶桑”，从“现在”飞翔到“往昔”。在这心理时空中的扶桑，既是“现在时”的，又是“过去时”的。借有限之实境，拓无限之虚境，此诗构思，深得虚实相生、虚实互补的艺术。
这篇文章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以无往而不乐。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无所希冀，无所追求，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不会有什么烦恼，能成为二个知足者常乐的人。这是用庄子“万物齐一”的观点来自我麻醉，以旷达超然的思想来自我安慰。不管祸福，美丑，善恶，去取，通通都一样，自己屡遭贬请，每况愈下，也就不足挂齿，可以逆来顺受，无往而不乐了。其实，这是置无限辛酸、满腹怨愤而不顾的故为其乐，有其形而无其实，犹如酒醉忘优之乐，并非敞怀舒心的快乐。全文以“乐”字为主线，贯穿始终，被称为“一字立骨”的典范文章。以议论和记叙相结合的方法，从虚实两个方面阐明了主旨。游于物外。就无往而不乐。
第一段，从正面论述超然于物外的快乐。“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一切物品都有可以满足人们欲望的作用，假如有这种作用，都可以使人得到快乐，不一定非要是怪奇、伟丽的东西。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有美丑、善恶之分，爱憎自有不同，人各有所求，其选择、去取也不能一样，所以很难“皆有可乐”。苏轼是以“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看待事物。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写法特点上看，是一起便说“超然”，提出“乐”字为主线。上面是从总的方面论述，下文是举例加以证明。“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是说物各有用，都可以满足欲求，给人快乐。推面广之，人便可以随退而安，无处不快乐了。四个皆字使文意紧密相联，语势畅达，浑然一体。
第二段是从反面论述不超然必会悲哀的道理。求福辞祸是人之常情，因为福可以使人高兴，祸会令人悲伤。但是，如果人不能超然于物外。任随欲望发展，必然陷人“游于物内”的泥潭。物有尽时，很难满足无止境的欲求。而且事物往往被某些现象掩盖着本来的面目，美丑不一，善恶难分，祸福不辨，取舍难定。事物的假象常常令人头昏目眩，什么也看不清楚，不超然于物外，就会盲目乱撞，结果必然招来灾祸，造成绝顶的悲哀。上面两段，一正一反，正反对照，有力地论证了只有超然于物外，才能无往而不乐；如果超然于物内，则必悲哀的道理。从理论上为记超然台的事实奠定了基础。这是以虚领实的写法。
第三段，步入正题，叙述移守胶西，生活初安，治园修台，游而得乐的情景。用具体的事实说明了超然于物外，必得其乐的道理.这一段可分为三层：一、移守胶西，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优托喜的伏笔。二、生活初安。“比岁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面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是写初到胶西后年成不好，政局动乱，生活艰苦。用了五个四言句和一个连词，句子精悍，节奏急促，与处境维艰交相吻合。再次写忧，以见喜之可贵，乐之无穷。“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意外的变化带来无限喜悦。“予既乐其风俗之醇，而其吏民亦安予拙也。”自己爱上了胶西，百姓也爱戴太守。官民相爱，必然官民同乐。由苦变乐，真是无往而不乐。生活初安，就有余力洁庭治园，为寻乐作些事情。三、修台游乐。先交待台的位置、旧观和修缮情况。利旧成新，不劳民伤财，含有与民同乐之意。再写登台四望，触目感怀，见景生情，浮想联翩，所表现的感情十分复杂。时而怀念超然干物外的隐君子，时而仰慕功臣建树的业绩，时而为不得善终的良将鸣不平。这正表现了作者想超然子物外，而实际上又很难完全超然处之的矛盾心情：有怀念，有羡慕，有不平。这一层虽属常见的“四望法”，但写得不落俗套，没有用对偶排比，只用了较为整齐的散行句，别具一番疏宕流畅的情韵。最后描写了台的优点：“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流露出无比喜爱的感情。因此，予与客不管“雨雪之朝，风月之夕”，都时常登台游乐，亲手做菜做饭，饮酒欢歌。这种游玩，确实是很快乐的。最后又落脚在“乐”字上。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苏辙（子由）为此台命名并作赋的事。文章到此方点明“超然”二字，具有画龙点睛之妙。且结句“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既照应开头：又与前文所说乐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如应不应，有意无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见出两种人不同的思想境界，回味无穷。
诗中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有味，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诗的开头写到祖塔院去的村路景物和作者的服饰。在村路上看到紫李黄瓜的色彩和香味，作者戴着乌纱帽、穿着白葛衣，感觉凉快。《冷斋夜话》称：“哲宗间右珰陈衍：‘苏轼衬朝章者何衣？’衍对曰：‘是道衣。’”朝章是上朝穿的官服，道衣是民间有道者穿的便服，较为凉快。接下来写到了祖塔院，那是在野地里的寺庙，故称“野寺”。作者在病中，所以在寺里闭门靠枕，就入梦乡了。当时是夏天，所以开着轩窗迎风，称“风轩”；因为入梦的时间较长，所以醒来看到窗外的松阴转移了。这一联写在寺中的情景。
作者在杭州做通判，与知州共理政事，平时不可能到庙里去游息。所以说：“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因为有病，所以有闲到庙里来休息，也是不错的事情。有了病，安心就是药，不用再求药方了。佛家认为，人求安心在于自己，自己认为心安了就是，不用外求。作者更认为只要自己能安心就能治病，不用再求药方了，结尾联系虎跑泉，说和尚借给匏瓢，供他自由自在地喝泉水。
这首诗的构思，先写到寺前的路上景物，联系诗人自己的装束。次写到寺后的情景，结合诗人病中情事，再跟祖塔院的祖师慧可联系，从慧可询问安心的方法想到诗人自己的病。诗人把院僧同自己联系，归结到虎跑寺的泉水。这样的结构，容易形成一种可供后人摹仿的写诗样式。纪昀指出，苏轼这首诗“易于摹仿”，说明他的写法，按照游祖塔院的经过来写，可以供后人取法。钱钟书《宋诗选注》说，陆游除爱国诗外，还有“一方面是闲适细腻，咀嚼出日常生活的深永的滋味，熨贴出当前景物的曲折的情状。”纪昀讲“此种已居然剑南派”，就指这一方面的诗，苏轼这首诗正是例证。它的艺术特色，就是闲适细腻，像“因病得闲”，“歌枕客梦”，“松阴转”，“安心是药”等等都是。纪昀的批注指出，“剑南别有安身立命之地”，钱钟书又指出：“什么是诗家的生路、‘诗外’的‘工夫’呢？”“他说：‘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换句话说，要做好诗，该跟外面世界接触，不用说，该走出书本的字里行间，跳出蠹鱼蛀孔那种陷人坑。”就苏轼这首诗而言，虽然容易让后人摹仿，但它从生活中来，也是创造。后人摹仿这样的写法，这是后人的事，对苏轼来说却是他自己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