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是一篇抒写怀人情感的名作。其佳妙处尤其表现在它匠心独运的篇章结构上。旧说如“后妃怀文王”“文王怀贤”“妻子怀念征夫”“征夫怀念妻子”诸说,都把诗中的怀人情感解释为单向的;另外,日本的青木正儿和中国的《诗经》专家孙作云还提出过《卷耳》是由两首残简的诗合为一诗的看法。这些看法反映出对《卷耳》篇章佳妙布局认识不足的缺陷。
《卷耳》四章,第一章是以思念征夫的妇女的口吻来写的;后三章则是以思家念归的备受旅途辛劳的男子的口吻来写的。犹如一场表演着的戏剧,男女主人公各自的内心独白在同一场景同一时段中展开。诗人坚决地隐去了“女曰”“士曰”一类的提示词,让戏剧冲突表现得更为强烈,让男女主人公“思怀”的内心感受交融合一。首章女子的独白呼唤着远行的男子,“不盈顷筐”的卷耳被弃在“周行”——通向远方的大路的一旁。顺着女子的呼唤,备受辛苦的男子满怀愁思地出现;对应着“周行”,他正行进在崔嵬的山间。一、二两章的句式结构也因此呈现着明显的对比和反差。第三章是对第二章的复沓,带有变化的复沓是《诗经》中最常见的章法结构特征,这种复沓可以想象为是一种合唱或重唱,它强有力地增加了抒情的效果,开拓补充了意境,稳定地再现了音乐的主题旋律。第四章从内容分析仍是男子口吻,但与二、三章相差很大。这类《诗经》中经常用的手法称为单行章断,比如《召南·采蘩》《召南·行露》《周南·葛覃》《周南·汉广》《周南·汝坟》等诗中都有此类手法。这类手法是合唱形式的遗存,可以想像这是幕后回荡的男声合唱。其作用是渲染烘托诗篇的气氛,增强表演的效果。
《卷耳》的语言是优美自然的。诗人能够熟练地运用当时的民谣套语。《周易·归妹三·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实”正与《卷耳》首句“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对应。把民谣用作套语,像一个套子一样放在诗章句首,为诗奠定韵脚、句式的基础和情感思绪的习惯性暗示,这是《诗经》的起兴手法的一例。诗人善于用实境描画来衬托情感。旅途的艰难是通过对山的险阻的描摹直接反映出来的:诗人用了“崔嵬”“高冈”“砠”等词语。而旅途的痛苦则是通过对马的神情的刻画间接表现出来的:诗人用了“虺隤”“玄黄”“瘏矣”等词语。而描摹山、刻画马都意在衬托出行者怀人思归的惆怅。“我姑酌彼金罍”“我姑酌彼兕觥”,以酒浇愁,便是正面对这种悲愁的心态提示。全诗的最后是以一种已类化的自问自答体收场的:“云何?吁矣!”它既是对前两章“不永怀”“不永伤”的承接,也是以“吁”一字对全诗进行的总结,点名“愁”的主题,堪称诗眼。
怀人是世间永恒的情感主题,这一主题跨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它本身成了历代诗人吟咏的好题目。《卷耳》为中国诗歌长河中蔚为壮观的一支——怀人诗开了一个好头。其深远影响光泽后世。徐陵《关山月》、张仲素《春闺思》、杜甫《月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元好问《客意》等抒写离愁别绪、怀人思乡的诗歌名篇,多多少少体现了与《卷耳》一脉相承的意味。
首三句先以“湛湛长空黑”烘托出胸中块垒,通过对昏黑风雨交加的描写,表达出词人忧虑国事、痛心神州陆沉的悲愤之情。满天密布深黑的乌云,再加上阵阵斜风细雨,使人心乱如麻,愁思似织,“乱愁如织”点出全篇主旨。重阳本来是登高之佳节,由于风雨凄凄,只能登上高楼,放眼遥望千山万壑,浩荡秋色。但“千崖秋色”,寂寞凄凉,会使人泪水滂沱。“白发”四句直抒“老眼”登览之所感。“神州泪”说明词人是为神州残破沉沦的“往事”而极度伤心洒泪。“神州”二字曾在词人词中反复出现,说明恢复中原是他念念不忘的头等大事。
“少年”三句遥接“老眼平生”,折笔追叙少年时代的豪兴与才情。但是目前却青春已逝,壮志成空,进一步突出了如今的家国之恨。“常恨世人”三句则有更深寄托。词人慨恨文士不顾国家多难,只想效法魏晋名士风流的狂客行径,每年在重阳节登高,总喜欢提起东晋孟嘉落帽的故事,把它称扬一番,毫无现实意义。“若对”两句,是说如自己这样的忧国志士,并不追慕魏晋风度,但对国破家亡的现状忧心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词意至此急转直下,壮志未酬,词人在感愤之余,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种局面,在此佳节也只能赏黄花以遣怀,借酒浇愁了。“鸿北去”,目送飞鸿北去,抒发对故土的思恋。“日西匿”暗指南宋国势危殆,振兴无望。以天际广漠之景物作结,与首句呼应,意余言外。
上片写重阳节登高望远所引起的感喟。下片批评当时的文人只知搬弄典故的浮泛文风,表达出词人对国事和民生的极端关注。全词写景寓情,叙事感怀,以议论为主,借题发挥,感慨苍凉。主旋律是英雄失路融家国之恨的慷慨悲歌,意象凄瑟,既豪放,又深婉。
文章起笔不凡,要写浮渡山,开头却从长江写起。浩瀚的长江之水会合鄱阳湖水后,过九江向东以下,气势更加宽阔浩渺。江北 淮南一带地方,尽是平原旷野,远望长江、淮河,似乎看不到一处瑰丽奇伟、深幽表邃的奇异景观。笔触简劲,口吻斩截。行文顺递直下,笔锋一转,引出桐城诸山,又特地标举浮渡山的“幽深奥曲”,确实是突起奇峰的一笔。由此扣题,随后以人与山水冥合会通的议论展开。姚鼐认为,天下山水的形貌者表现着大自然的奥妙,山水的情性变化都与人的心情相沟通,只有那些放任心志于形体躯骸之外而与万物相通的人,即那些寄情物外、超尘脱俗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奥妙。而那些早晚去游历浮渡山的人,他们是否几乎都能得到山水的意趣,看一下形貌就能有所了解,或者使山水的意趣压抑而隐藏在荒芜的草木及泥土石块中,等待与山水情性冥合者去发掘,作者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请教友人左仲郛,由此点出了写作此文的缘起。左仲郛游浮渡山后,拿出一卷诗给姚鼐,姚鼐观之,“则凡山之奇势异态,水石摩荡,烟云林谷之相变灭,悉见于其诗”,使他提出的问题。“盖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子?”作者的看法是肯定的,表现出他对左诗的高度评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治学和行事的传统,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系。在我国文学理论史上,屡有文人论及山川风物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强调诗人从沉浸山川风物之中去获得灵感和诗才,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为其舅父吴氏所作的《灵谷诗序》中,也以其地山川风物起笔,而归结到其人之诗。姚鼐的这篇序,也正是这样的章法。
文章的上半以议论展开点出作文的缘起、主旨,写得颇具韵味;下半则是作者加快昔年与仲郛以事同舟出游的情景,写得雄豪慷慨。作者以轻捷的笔调,描绘了昔日出游的情景:“中夜乘流出濡须,下北江,过鸠兹”,云天苍苍,江水泱泱,江上积聚着若有若无的薄雾,飘浮着一片茫茫的白色,天水连成了浩渺的一片;微风击波,发出阵阵水流之声,与岸石相激而腾涌直来,时有大鱼跃出波中,场面极为壮观。描写生动,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基声。良辰美景令人醉,作者面临此情此景,不由概然而言,向往他日能北渡黄河,东上泰山,饱览沧海景观;再沿长城西上,游历恒山、太行山、大岳山、嵩山、华山等名山,登临终南,凭吊汉、唐古迹;然后再登临岷山、峨眉,直到两边极远之地;沿长江而下,出三峡,过洞庭,游览庐山、霍山,再沿东海而归,以实现自己的志愿。文势一气直下,使人如见其心。行文至此,又以客之戏语回复到本题,由天下之奇折回到所居里中,感叹自己连距家不到百的浮渡山也未尝一往。然后再次回复到上文,想像自己“一旦而获揽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间执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谁共此哉?”回绾往复,极波澜之致,而结尾亦以一问句煞尾,戛然而止,感叹万知。这一段乍看,似与上段游离,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由诗而及仲郛其人,由仲郛而及作者本人,正是上文主旨的补充和深化。姚鼐并未游过浮渡山,于山景不能措一词,于是从其周围的地于形势,逐步收缩到浮渡山;于此山也只是笼统地带出,而后放笔去写游览名山大川的志愿,末尾才轻轻接触到“浮渡”本题,若即若离,这是巧写;而文笔跳脱灵动,驾驭自如,确是名家大笔。
姚鼐论文,“以谓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敬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海愚诗钞〉序》)。他把优秀的文章分为偏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两种,而“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这篇文章正是姚鼐作品中深得阳刚之美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