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这一首有名的五律,其妙处在于,诗人以雄劲的笔触,描写唐禅社首乐章·顺和的概括。他通过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意匠经营,以及把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紧密结合,在诗里熔铸了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使诗的意境雄浑深远,既激动人心,又耐人寻味。
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这首诗主要借作者与孤儿的问答,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后母折磨孤儿的家庭矛盾,表现了作者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关心,和对于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全诗富有乐府民歌风味,语言质朴,运用对话和白描手法,所写故事情节贴切逼真,行文质朴,生动感人。
该诗是一首叙事诗。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开头四句为第一部分,诗人用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这也是乐府诗的常用手法,以示事件的真实性。诗人驾车出了城郭北门,马突然沉滞而不肯快跑。马的反常,已暗示出环境的异样。但诗人还未察觉,他下车犹豫了一阵,等候了一阵,见马总是不动就仰头折下一根枯杨的树枝,想鞭马前进。这四句是个引子,交代了事情发生的地点,同时也提起了一个悬念。
“顾闻”四句为第二部分,引出事件。四句意谓只听得小丘林子里,传来一阵阵悲哭之声,诗人问啼者: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这是事件的开端,写得很有层次,先闻哭声,再见其人,未知原因,故发疑问。完全按照客观现实情景写出。正是由于诗人的关切问讯,才引出下面孤儿诉说原委。
从“亲母舍我殁”到“穷厄岂有赀”十四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都是孤儿所说的话,也是全诗的主要内容,写得如泣如诉,真情毕露,舒缓而有致,质直而可信。这一部分共分为二层意思。前八句为第一层,是孤儿诉说后母虐待的情景。这几句话,是字字血、声声泪。后六句是第二层,写孤儿哭坟情状。孤儿上坟去探看生母的冢墓,目的是为了倾诉心中的悲愤和痛苦,孤儿在活的人中无处哀告,只能求告于死去的母亲,这本身就是无限伤心的事。而活着的孤儿毕竟和死去的母亲永远分离了,生身的母亲,既然见不到满腹委屈也就无法申诉所以孤儿热泪纷纷,只能大声哭喊嘶哑了嗓子。生母将孤儿丢弃在人世间忍受穷困煎熬,没有留下财产可供孤儿度日,孤儿不能独立生活,又摆脱不了后母的欺凌和虐待。这六句诗,一层深一层地展示了孤儿的悲惨遭遇和凄苦欲绝的心态——孤儿已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徘徊,如果不能继续忍受虐待,就只有追随生身母亲于地下。
最后两句是第四部分,是全诗的尾声。诗人又以第一人称出来说话,规劝后代人以此为教训,不要虐待孤儿。这在今天看来似乎近于画蛇添足,但在汉魏乐府中却是一种习惯写法,以此点明诗人写作宗旨。这种形式,对后来的乐府诗特别是中唐时代的新乐府有明显的影响。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
《相见欢·落花如梦凄迷》是一首“闺怨词”,词中描写的是一个女子在闺阁之中怀春思人的情形。
上阕写春天即将过去,曾经在枝头上绚烂地绽放过的花朵,这时已经凋零,看着枝头残花,花瓣在风中翩翩飞舞,少女觉得自己恍如梦中,但是这场梦带着淡淡的凄清迷惘。纳兰通过写麝香慢慢燃尽,来暗指时间的推移,结合下一句“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可知这位闺中女子看着园内纷飞的落红,一直到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加上韶华即逝,本就没有积极向上的气象,加上少女心中思念无限,愁绪更是强烈。从“又是夕阳潜下小楼西”的“又”字可知少女已经不止一次在夕阳西下之中凝望落花飘零,也可知她心中愁思点点的情况亦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愁日复一日地在暮春的夕阳中积累着,变得越来越深,越来越长,说不清也道不明。
下阕的第一句,纳兰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愁绪用直接抒情的方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了一个愁容满面,倦于打扮,消瘦憔悴的女子的形象。为了来排遣心中无限的忧愁,少女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她在闲来无事之时就教自己的鹦鹉来吟诵情郎为自己写下的情诗。虽然此举可以暂时化解女子心中的愁苦,但是在教完鹦鹉念诗之后,留下的则是更多的空虚和无奈。曾经的那些诗是他亲口念给自己听的,而如今,念诗的有情人却变成了一只不解风情的鹦鹉,让人感叹心酸。
这首词写得极为含蓄,甚至纳兰连词中的主人公是谁都没有直接告诉读者。整首词仿佛是许许多多破碎的画面,需要读者在心中把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细细品读,还不难发现纳兰在作词时确实颇为用心,就在这短短的三十六个字之间,他分别运用了环境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动作描写,笔笔细腻生动,形象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