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意看，这首词的主人公应是一位妇女。起句“人影窗纱”，点明她看见窗纱上映出人影。“是谁来折花？”她心里想，这是谁来折花呢？她没有怀疑这人会来干别的，首先想到的是来折花，则她爱花之心切，便可想而知。既然爱花，尤其爱自家的花，当然要护花而不愿让人攀折。但她转而又想，虽然不知来折花的是谁，可既来折花，想必也爱花，“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那就“折则从他折去”吧。况且“知折去、向谁家？”如果送到爱花、惜花的人家，岂不是花得其所、花得其人了吗。上片，写发觉折花人时的思想活动。
下片承前，写交代折花人折、插的具体方法。这时，女主人干脆发话了：“从牙，枝最佳。折时高折些。”她告诉折花人，靠近屋从边的花枝最好，折时要把手伸得高些。从这番话中可知，女主人对家中的花枝多么熟悉；生怕别的花枝被损害，又是多么怜爱。及至折花人折完花即将离去时，女主人还向折花人说道：“须插向，鬓边斜。”言这些好花最适合美人插戴，“花面交相映”，方能相得益彰。只是戴的时候，要斜着插在鬓边，才更显得别有风韵。女主人交代别人如此插法，则表明她自己必然是这样插惯了的，是非常欣赏这种插法的。
这首词反映了妇女爱花、爱美的思想和表现，写得极有层次：从“见影”到“猜想”，到“发言”；女主人和折花人由对立（一防一折）到统一（女主人同意折花人折花，并告诉他什么地方花好，怎样来折，怎样去插）。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短词中先后用了7个“折”字。其实，这是词人有意这样安排的。在中国诗歌领域的创作中，运用“反复”这一修辞方法，增强语言的复沓美，是屡见不鲜的。单以词而论，如王观的《卜算子》下片“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便是明证，四句中便用了三个“春”字。
这是一首极有韵味的小令。词人通过对日常生活中一件小事的描述，反映了他的近乎童心的情趣。辛弃疾《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下片云：“西风梨枣山园，儿童偷把长竿。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中闲看。”两首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颇异其趣的一面：都表现了作者某种童心未泯、热爱生活的情趣，但一是单纯的旁观者，一是积极的参与者，就富有人情味一端而言，此词更能贴近生活，因而更能引人入胜。通首皆用通俗的语言和白描的手法，更使作品写得异乎寻常的生动活泼。
这首气势磅礴的诗，既描狼山之景，又抒诗人之情，在众多关于狼山的诗篇中可称冠冕。
首联总起全篇，突兀峥嵘。“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登山面江望海，只见波浪滔天，西向而望，无边波浪拍天而来，缘此而提出是谁凿破了万里之外的昆仑山，使大水冲决而出，奔腾而下？北宋时狼山还孤悬江中，尚未和陆地相接，到南宋文天祥《渡海望狼山》时也只见“狼山青几点，极目是天涯。”王安石是登山眺望，又处于长江出海处，和唐代杜甫登夔州白帝城时所写《登高》虽也见“不尽长江滚滚来”不同，那是在长江中上游，从高处俯瞰，而狼山仅一百多公尺高，和长江入海处的江面开阔相比较，就更觉江阔水大，波浪拍天。“凿破昆仑，地势高，水量大，气势恢宏。用“谁凿破”的提问，更是想落天外。诗一开始就攫住读者，加之“无边波浪拍天来”更给人以汪洋浩渺之感，且有震撼力。这一开篇，不仅起笔不凡，而且为全诗抒情奠定了基础。
颈联写近景，叙感受。“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拍鱼龙化蛰雷。”诗人是春季早晨登临狼山的，只见云雾迷漫，岛屿、沙洲都在雾幔之中，春拍之后，春雷动，原来冬眠蛰居的鱼龙都活跃起来，上句的静景，和富有动态感的下句相映衬，使人更觉得春意勃郁。如果说首联从宏观上写出了狼山地处长江之委海之端的地理形势，那么此联就从近景上写出了狼山的地貌特色。
腹联宕开一笔，赞此处犹如仙境。“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阆苑”，传说神仙所在的地方。到哪里去寻找阆苑的仙人呢？意谓这里就是人间仙境。“灵槎”即星槎，古代神话中往来天上的木筏，《博物志·杂说下》：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诗人由上两联的实写，到此转为虚写，意在赞美狼山实为神仙居所。以上则将狼山的远景、近景、实景、虚意写全、写足，充分显示了狼山的风貌和意境。
尾联总绾全诗并发感概。“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王安石从家乡临川出来后，应试、为官，还不曾有后来丰富的阅历，初见如此浩渺江面，“始觉今朝眼界开”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赞叹之言出于胸臆。登狼山，“举首四顾，海阔天空；长啸一声，山鸣谷应”确使人眼界顿开，心胸豁朗。
《狼山观海》系王安石早期作品，从此可见这为他后来的创作现出端倪，也为有宋一代诗作埋下根芽。象“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天来”“遨游半是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语言率直，就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的“把锋芒犀利的语言时常斩截干脆得不留余地，没有回味的表达了新颖的意思”(《宋诗选》第48页)缪钺先生也说：“王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郡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搏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宋诗鉴赏辞典》第11页)《狼山观海》正体现了王安石早期的诗风。这也可能是北宋初期诗风使然，同时王安石这一诗风也为宋诗的质直、散文化，形象思维不及唐诗埋下根芽。
《狼山观海》虽然是王安石的一首逸诗，可是它给留下了写南通狼山的名篇，也可窥见王安石早期诗风，并对研究宋诗有一定价值。不仅南通人重视它，也是王诗与宋诗研究界值得珍视的。
这是一首咏燕之作。燕子作为春天的信使，美丽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赏爱，所以咏燕之作代不乏人，《诗.邶风.燕燕》，南宋词人史达祖的《双双燕》词就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特别清拨之作。张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显然汲取了我国古代咏燕诗词的文化底蕴，尤其可以看出他对史达祖《双双燕》词在艺术构思上的某些传承。不过，作为清代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一流文学宗师，张惠言始终不屑于拾前人牙慧，始终欲有创立和开辟，他的朋友鲍桂星就说他：“独念君生晚近时，慨然为举世不为之学，每举一艺，辄欲与古之第一流者相角，而不屑稍贬以从俗”（《受经堂汇稿序》）。所以，惠言的这首《双双燕》词虽有汲取，但多新变，展示更多的是他独立不偶的心性以及别出心裁的艺术追思，且又传达出他游踪漂泊而又寂寞孤苦的人生遭际。
农历一月底二月初的“春社”时节，“满城”均下着淅淅沥沥的春雨，那沥沥雨丝与潇潇雨声唤起一双燕子无家可归的“新恨”，因为花开花落，冬去春来，年年迁移的侯鸟燕子，又要开始新的漂泊。然而，此时此刻，燕子还不知道家在何方。春天的花朵还是那样灿烂，春天的杨柳还是那么葱翠，它们重重叠叠隔断了通向闺中思妇居住的“红楼”小径。燕子隐隐约约还记得去年砌下的旧巢，但又不能确认。燕子打量了多少屋檐雕龙描凤的殷实之家，想找出去年旧巢，但它们最终还是飞来飞去，迟疑彷徨，找不到一个栖息或再筑新巢的地方。谁人能够了解燕子春去秋来那年年岁岁都萦绕在心头如“丝魂絮影”般的漂泊与孤独的心境？那漂泊与孤寂的燕子呵，前身理应是那一片片凋谢飘零的“落红残粉”。燕子迟疑彷徨，但它们相濡以沫，态度亲昵。它们不停地呢喃，似乎在交换着意见，又似乎在互倾衷肠。它们恩爱的关关鸣声，又让黄莺鸟听得那么专注。燕子虽然恩爱，但它们栖移不定的漂泊生涯，毕竟比不上那日日在水池画栏傍双栖双眠的鸳鸯来得宁静、温馨。
张惠言出生于常州武进县一个世代为儒然科考不彰的清寒家庭，四岁时父亲就病卒，其母将他含辛茹苦教养而成。惠言回忆其早年孤苦生活时描述道：“一日，暮归，无以为夕餮，各不食而寝。迟明，惠言饿不能起。先妣曰：‘儿不惯饿惫也？吾与尔姊尔弟，时时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茗柯文编.先妣事略》）。从十四岁开始就外出教授为生，其间两次在安徽歙县金榜家设帐授徒，泄留时间最为长久。二十六岁至三十九岁时又七上京师应进士试。在张惠言四十二岁的生命历程里，约四分之三的时间身居异乡，为糊口而漂泊四方。所以惠言一生饱尝抛妻离子的别离之苦，也屡受寂寞孤苦的煎熬。此词就借咏燕，委婉且淋漓尽致地抒写他身处异乡时那种寂寞难耐的孤苦感，那种漂泊四方时压抑在心头的感伤，那种茕茕孓立时对亲人与故乡不可遏止的思念。词中“满城社雨，又唤起无家，一年新恨”，“前身应是，一片落红残粉”，“输于池上鸳鸯，日日阑前双暝”等语，既是惠言对浪迹天涯燕子的拟人化描摹，更是他此时此刻孤苦、感伤、思念且又有几分怨懑心态的真实反映。张惠言《双双燕》词所反映出来的苦寒人生遭遇，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传统社会中诸多为生计、为功名奔走四方、萍飘天涯的“寒士”们孤苦生涯的真切写照。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起得很有气魄，开门见山，向迷恋仕途的人提出了严重警告：你们知道吗，在仕途上追逐功名利禄的人如同坐在一辆载重的下坡车上一样，随时可能摔得车毁人亡，个中危险谁看破了。首句运用比喻，准确切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紧接的三句全是为首句作注脚。第二句“惊险谁参破”，实际意思是说谁也没有参破。为了让这些迷恋官场的痴人惊醒，三四句就用事实来说话：“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 ”两句十个字，是充满血和泪的总结，是对元代官场的险恶的真实概括。贯云石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初平宋统一全国的重要功臣之一。公元1286年在授给他高官后不久，元世祖忽必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行省钱谷”（《元史·世祖本纪》），要从“贫贿”入手整垮这位开国功臣，他被逼自杀了。桑哥主持朝政, 百官动辄得咎，他“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而杀之。”和贯云石同朝为官的权臣铁术迭儿，“蒙上罔下，蠢政害民”、“恃其权宠，乘间肆毒，睚眦之私，无有不报”（《元史奸臣传》），将不少正直的官员杀害了。这是全曲的第一层意思，写官场的险恶，虽占篇幅较多，但还不是作品的主旨所在。
“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是第二层；点明全曲主旨。“风波”：指“竞功名”的政治生活。宋代邵雍曾隐居河南苏门山中，题所居为“安乐窝”。后世遂以安乐窝代指隐居安逸的生活。全句说，这一切怎么比得上我躲避政治斗争、辞官归隐。全曲集中笔昙描绘“竞功名”的危险，是为了同“安乐窝”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同“玉堂臣”比，隐逸生活是闲适美好的；同“遭残祸”比，隐逸生活是安全幸福的。这样描写，就使作品所肯定的生活具有强烈的吸引人的力量。
这首散曲在艺术上的鲜明特点是把歌颂隐逸生活同大胆揭露官场险恶结合起来写，语言泼辣，道理透彻，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批判力量，抵消了消极情调，显示出豪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