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的赋前小序交待了作者创作此赋的缘由和目的,正文分两层。
前两段为第一层,这一层铺写了一系列凄凉的秋声:百虫哀鸣,落叶秋风,蝉声,螿声,蛩声,雁声,汇合成一首暮秋交响曲。而写各种秋声时,又多把秋声人格化:百虫声则为“迎暮”,落叶声则称“吟秋”,秋蝉声则曰“思”,寒螿声则谓“愁”,中间又穿插各种凄凉秋景的描写和游子、思妇对秋声的凄凉感受,把秋声烘托得很凄凉,作者之“孤”也暗寓其中了。其中,前段写秋天景色,融入了作者自己遭受多次迁谪之后带来的人生体验;后段集中描写秋天景色,展开联想,扩大境界,结合历史人物典故,使主题意义显得更加深远。
第三段为第二层,这一层是作者直写自己对秋声的感受,以抒其“愤”,表明了作者的心态,显示作者不愿屈服于邪恶黑暗力量的信念。但又用对比手法,先写前人:以谢安之“风流”,山涛之“多可”,犹为秋声而感叹,而自己一生坎坷,无谢安之得志,又一生耿介、无山涛之权变,身处逆境,老去年华,闻秋声而不禁有所动。这里,作者写的是前人,但作者在现实中的“孤愤”之情已溢于言表。不过,作者的所感所动,既不同于宋玉因感于秋风叶落而悲叹失志,又不效法潘岳面对萧索秋景而企想隐居,而是惊秋发愤。作者化用曹操《观沧海》中“老骥伏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意直抒自己不畏压抑,不服老病的激烈情怀,又借雄鹰在鞲犹思慕一搏以表明白己不肯放弃理想的雄心。作者惊于秋声,不甘时光流逝,所以,作者在赋的最后以被系绊的老马自喻,要在垂暮之年,秋风之中,呼啸前进,以一种老当益壮、穷且益坚的青云之志给人以激人奋进的鼓舞力量。
全赋在艺术上主要采取了铺垫烘托,正反对比的手法,作者为了突出旷达乐观,积极进取的情怀,先用清新自然的语言从萧瑟凄凉的秋色,哀怨凄切的思妇、征夫的悲秋之情,忧郁深沉的文人的悲秋之情三个方面进行渲染烘托,同作者自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雄鹰在鞲,企望高飞的满怀豪情形成鲜明对比,形象生动地突出了作者与众不同的老当益壮的情怀。
这是一首反映民生疾苦的诗,全诗八句四十字,展示了唐末农民遭受的严重剥削,表达了作者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深切关怀与同情。这首诗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鲜明的对比,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把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描写得历历如绘,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同时充分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
诗的前四句为第一层,主要描写残酷的高利贷剥削给广大农民所带来的剜心割肉般的痛楚。
开篇就揭露封建社会农村一种典型“怪”事:“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出了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被迫借贷的悲惨境地。二月还未着手养蚕,五月稻子尚处青苗期,然而,贫苦的农民迫于生计,为济燃眉之急,竟不得不以未来的新丝、新谷作抵押,借上“驴打滚”的高利贷。“二”“五”月极言时间之早,这么早就背上阎王债,足以说明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骨枯髓干的地步。“卖”“粜”状其只出不入,深刻反映了农民的辛酸血泪和无比痛苦。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高利贷吮血噬骨的残酷剥削本质。“眼前疮”固然比喻眼前急难,“心头肉”固然比喻丝谷等农家命根,但这比喻所取得的惊人效果决非“顾得眼前顾不了将来”的概念化表述能及万一。剜却性命攸关的“心头肉”以疗眼前毒疮,是迫不得已,其后果更是不堪想象。旧伤未愈添新伤,穷困伴着死亡行,这就是对当时广大农民濒临绝境的高度概括和生动写照。“挖肉补疮”,自古未闻,但如此写来最能尽情,既深刻又典型,因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诗的后四句为第二层,主要是直抒胸臆,尽吐胸中块垒,表达诗人对解决正在激化中的社会矛盾的希望和设想,深寄对“君主”的讥刺之意,表达改良现实的愿望,颇合新乐府倡导者提出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的精神。诗人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在“君王”身上,这反映出作者存在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君王”所代表的个人利益。
“君王”之“烛”只照地主豪绅,权贵达官,而其光不可射及逃亡的农舍,即客观反映其一向只代表豪富的利益而不恤民病,不满之意见于言外,妙在运用反笔揭示皇帝昏聩,世道不公。
“绮罗筵”与“逃亡屋”构成鲜明对比,反映出两极分化的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现实,增强了批判性。它形象地暗示出农家卖青破产的原因,又由“逃亡”二字点出其结果必然是:“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呼号而转徙,饥渴而顿踣”,“非死而徙尔”(柳宗元《捕蛇者说》),充满作者对田家的同情,并含蓄而尖锐地讥刺了“君王”的不恤黎庶,使读者能够透过黑暗的社会现实,思味出那激化社会矛盾的真正罪手。
这首诗之所以向为人们所传诵,除了它真实而带有高度概括性地再现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反映了农民的痛苦生活、具有高度的思想性之外,还在于它有高超的表现技巧。
首先,形象的比喻,高度的概括,使得诗歌的容量更为广阔。对农民被迫借取高利贷及其更惨痛的后果,诗人并未明白道出,而是用“剜却心头肉”以“医得眼前疮”来比喻之。剜肉补疮,并非根本的疗毒之策,它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新局面。这样以剜肉补疮来比喻农民以借高利贷济燃眉之急,是再形象不过了,也是再具有高度概括力不过的了。这个比喻,一方面使诗歌的形象具备了可感性,另一方面也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使有限的形式容纳了无限广阔深厚的社会内容。
其次,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把封建社会中贫富悬殊的阶级差别给历历如绘的描写出来了。“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本是对“君王”的希冀之语,但其中却包含了双重对比的意味。从“君王”的角度来说,恩泽不均,只顾富室,不恤贫苦,这一对比,就把“君王”的阶级立场给鲜明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一边是权贵豪门华丽的衣着,丰盛的筵宴,一边却是无衣无食,贫困破产,逃亡在外。这一对比,就把地主富室用高利贷剥削农民的严重恶果给突现出来了。如此形象的对比,也把作者鲜明的爱憎之情给烘托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首诗的语言颇质朴通俗,感情也很真诚感人,充分显示了聂夷中驾驭语言、节制感情的功力。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唐音癸签》),从此诗即可看出。其所以如此,与语言的朴素凝炼同取材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
这是一首赠别词。全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充分体现了作者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词人对老友的眷眷惜别之情,写得深沉细腻,婉转回互,一波三折,动人心弦。
词的上片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元祐初年,苏轼朝为起居舍人,钱穆父为中书舍人,气类相善,友谊甚笃。元祐三年穆父出知越州,都门帐饮时,苏轼曾赋诗赠别。岁月如流,此次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了。三年来,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州,真可谓“天涯踏尽红尘”。分别虽久,可情谊弥坚,相见欢笑,犹如春日之和煦。更为可喜的是友人与自己都能以道自守,保持耿介风节,借用白居易《赠元稹》诗句来说,即“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作者认为,穆父出守越州,同自己一样,是由于朝好议论政事,为言官所攻。
以上数句,先从时间着笔,回忆前番离别,再就空间落墨,概述仕宦生涯,接下来抒发作者对仕宦失意、久处逆境所持的达观态度,并用对偶连喻的句式,通过对友人纯一道心、保持名节的赞颂,表明了自己淡泊的心境和坚贞的操守。词的上片既是对友人辅君治国、坚持操守的安慰和支持,也是词人半生经历、松柏节操的自我写照,是词人的自勉自励,寓有强烈的身世之感。明写主,暗寓客;以主慰客,客与主同,表现出作者与友人肝胆相照,志同道合。
词的下片切入正题,写月夜送别友人。“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一句,描绘出一种凄清幽冷的氛围,渲染了作者与友人分别时抑郁无欢的心情。
“樽前不用翠眉颦”一句,由哀愁转为旷达、豪迈,说离宴中歌舞相伴的歌妓用不着为离愁别恨而哀怨。这一句,其用意一是不要增加行者与送者临歧的悲感,二是世间离别本也是常事,则亦不用哀愁。这二者似乎有矛盾,实则可以统一强抑悲怀、勉为达观这一点上,这符合苏轼宦途多故之后锻炼出来的思想性格。词末二句言何必为暂时离别伤情,其实人生如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词的结尾,以对友人的慰勉和开释胸怀总收全词,既动之以情,又揭示出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苏轼一生虽积极入世,具有鲜明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但另一方面又受老庄及佛家思想影响颇深,每当官场失意、处境艰难时,他总能“游于物之外”,“无所往而不乐”,以一种恬淡自安、闲雅自适的态度来应对外界的纷纷扰扰,表现出超然物外、随遇而安的旷达、洒脱情怀。
这首送别词中的“一笑作春温”、“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等句,是苏轼这种豪放性格、达观态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这些旷达之语的背后,仍能体察出词人对仕宦浮沉的淡淡惆怅,以及对身世飘零的深沉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