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总写金山胜景。诗人用“烟波微茫信难求”的海上仙山蓬莱岛为喻写金山夜景，十分恰切，夜色朦胧，长云漠漠，连飞鸟也为难以前往而发愁。可是“蓬莱有路教人到”，诗人的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颔联让人想起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句式上虽有点模仿的痕迹，但不乏创新。李白以气势胜，杨蟠以炼句胜，各有千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出句中的动词用得很妙，尤其是“乱点”和“出”，把山给写活了，不但有生气，而且有灵气。比王安石《桂枝香》中“翠峰如簇”要生动得多，就连李白的“半落”，也怕是“稍逊风骚”。
颔联写的是白天，颈联写的是晚上。这一联要比王安石的“天末海门横北固”和“远有楼台只见灯”那几句“尤胜”（方回《瀛奎律髓》），苍茫的天宇下，多景楼、北固山“横空出世”，屹立天际，千百年来“阅尽人间春色”与沧桑；灯火辉煌的“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城依然非常繁华，“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景象是十分令人神往的。这一切，在朦胧的夜幕轻纱的笼罩下，和蓬莱仙山简直没有什么两样。
尾联若理解为取李商隐《重有感》中“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的诗意，似乎是吹捧裴如晦也能“安危须共主君忧”。若以纯写景解，却别有一番风味。金陵上空的一轮明月，正挂在牙旗上，船在江中破浪前行，那月亮似乎像是坐在浪头上。这样写江中明月确实非常别致，非常独特，非常新颖，比张若虚“滟滟随波千万里”有趣得多。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小说《西游记》第八回中，如来佛祖唤聚诸佛，开设“孟兰盆会”，这首《苏武慢》就写在这一章节的开篇之处。
这首词的上片前面六句，从反面入手，描述了多少参禅求道的人，痴迷于无法办到的事情中，到最终也是一事无成。再接着的五句，是正向表述了佛法无边，佛法的神通广大。但是只有真觉悟了才能达到佛法的最高的境界，才能够脱离掉六道轮回之苦。
词的下片反复渲染了想要达到佛家的最高境界，是必需经历无数艰难险阻，千辛万苦，云深雾锁，冰崖千丈。但真的又有谁能够听得到杜鹃的呜叫，寻找到佛祖的身影呢。只有披艰历险，溯源探流，才能够窥见到佛祖的光芒。
这首词摆脱了佛理诗词的抽象空洞的议论，而是通过意象、比喻和对比等手法，表述了参禅求道的感悟，因此较有韵味。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