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洞庭湖诗歌中,多把描写湖水与旅途艰辛及宦海浮沉相结合,表现出厌恶仕途而又无所适从的情怀。此诗亦是如此。
这首诗的前两联写洞庭波的浩荡声势,第三联写关于洞庭湖的传说,且对此隐隐表示怀疑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的狂风怒号、浊浪滔天“万古多”,含蓄地表达了作者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全诗通篇以写景的形式贯穿,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达到了景与情的和谐统一。
诗作写景,起首便冒出“人生”二字,又以海涛比洞庭波,把洞庭波的浩荡声势形容出来了。第二联是对洞庭波的直接描写,那吞吐日月星河的气势丝毫不逊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第三联似乎对传说中的舜帝南巡到君山,黄帝张乐洞庭湖这荒蛮之地,隐隐表示怀疑。亦为反用典故,以衬托洞庭波的险恶。最后一联写君山之下狂风怒号、浊浪滔天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自古以来经常发生的事。
然此诗也并非单纯写景,如果联系元稹生平事迹来看,就会发现诗人巧地把情感寄寓在其中。元稹年少时曾因事贬江陵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野杂然轻笑。”“附宦贵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罢。晚弥沮,加廉节不饰云。”从《新唐书》看,少年元稹是一个有正义、能谏诤之人,之所以“晚弥沮丧”,其实是他识透了宦海风波而采取的自保行为。这首诗就表现了他对宦海风波的恐惧心理。“泛海”其实也就是宦海,洞庭波未尝不就是宦海风波,而且这样的风波时时刻刻都出现在他的身边,一旦言行不慎,就可能葬身宦海之中。全诗以写景的形式出现,但其中寓含的情感非常深沉。特别是最后“狂风万古多”,更是含蓄地表示自己被贬谪后的隔世之感。
从此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心情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哀愁、愤慨、痛苦、困惑之情溢于言表。洞庭湖的美景成为触动其悲思的琴弦,发而为诗,便出现了美景与哀思的和谐统一了。
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蕴涵性的顷刻,包前启后。在情境的选择上,诗篇不写未见之前绵绵无尽的相思之苦,也不写相见之后载笑载言的欢聚之乐,而是重章渲染“云见”之时的喜出望外之情。而这一顷刻,正是最富于蕴涵性的顷刻。读者透过这位女子难以形容的望外之喜,云能想见她在“云见”之前,白日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和夜间的“耿耿不寐,如有隐忧”之情;也能想见在“云见”之后,夫妇间的“云见复关,载笑载言”和“维士与女,伊其相谑”的融融之乐。以少许胜多许,以顷刻蕴过程,这是构思的巧妙。
哀景写乐,倍增其情。每章首二句,都以风雨、鸡鸣起兴,这些兼有赋景意味的兴句,重笔描绘出一幅寒冷阴暗、鸡声四起的背景。当此之时,最易勾起离情别绪。赋景之句,也确成写情之语。风雨交加和夜不能寐之无聊;群鸡阵啼和怀人动荡之思;鸡守时而鸣与所期之人盼而不至,可谓契合无间,层层映衬。然而,正在这几乎绝望的凄风苦雨之时,怀人的女子竟意外地“云见”了久别的情郎;骤见之喜,欢欣之情,自可想见。而此时凄风苦雨中的群鸡乱鸣,也似成了煦风春雨时的群鸡欢唱了。这种情景反衬之法,恰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董斋诗话》)。这一手法,确实不唯见诸《小雅·采薇》,而是《诗经》中诗人的常用之法。
炼词申意,循序有进。诗篇的结构是单纯的,三章叠咏;诗人的易词写景却是讲究的,它细腻地表现出了人的不同感受。凄凄,是女子对风雨寒凉的感觉;潇潇,则从听觉见出夜雨骤急;如夜的晦冥,又从视觉展现眼前景象。易词写景的这种微妙性,姚际恒《诗经通论》曾有精到的分析:“‘如晦’正写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如晦,‘凄凄’、‘潇潇’时尚晦可知。”诗篇在易词申意的同时,对时态的运动和情态的发展,又有循序渐进的微妙表现。关于时态的渐进,姚氏说,“‘喈喈’为众声和,初鸣声尚微,但觉其众和耳。‘胶胶’,同声高大也。三号以后,天将晓,相续不已矣。”民间尚有“鸡鸣三遍天将明”之说;《风雨》的三章相叠,或许正是以此习惯规律为基础的。随着时态的发展,怀人女子“云见君子”时的心态也渐次有进。“云胡不夷”,以反诘句式,语气热烈,言其心情大悦;“云胡不瘳”,言积思之病,至此而愈,语气至深;末章“云胡不喜”,则喜悦之情,难以掩饰,以至大声疾呼了。天气由夜晦而至晨晦,鸡鸣由声微而至声高,情感的变化则由乍见惊疑而至确信高呼。方玉润说:“此诗人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诗经原始》)实当此之谓。
象征意象,一诗多解。《风雨》的诗旨,今人或主“夫妻重逢”,或主“喜见情人”;联系诗境,前说更合情理。然而,汉代经生的“乱世思君”说,却在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毛诗序》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郑笺申发之曰:“兴者,喻君子虽居乱世,不变改其节度。……鸡不为如晦而止不鸣。”这样,“风雨”便象征乱世,“鸡鸣”便象征君子不改其度,“君子”则由“夫君”之君变成为德高节贞之君子了。这虽属附会,却也有其文本依据。因为,“君子”,在《诗经》时代,可施诸可敬、可爱、可亲之人,含义不定。因此,把赋体的白描意象理解为比体的象征意象,就可能生发“乱世思君”的联想;而把“风雨如晦”的自然之景,理解为险恶的人生处境或动荡的社会环境,也符合审美规律。故后世许多士人君子,常以虽处“风雨如晦”之境,仍要“鸡鸣不已”自励。南朝梁简文帝《幽絷题壁自序》云:“梁正士兰陵萧纲,立身行己,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郭沫若创作于五四运动退潮期的《星空·归来》中也写道:“游子归来了,在这风雨如晦之晨,游子归来了!”从现代接受美学看,这种立足文本的审美再创造是无可非议的;而《毛序》的这一“附会”,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