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烈文》对诸侯具有安抚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全诗共十三句，不分章，可按安抚与约束之意分为两层：前四句和后九句。前四句是以赞扬诸侯的赫赫功绩来达到安抚的目的。这种赞扬可以说臻于极致：不仅赐予周王福祉，而且使王室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助祭的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功臣，被邀来助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而祭祀时周王肯定子功绩，感谢子为建立、巩固周政权所作的努力，使诸侯在祭坛前如英雄受勋，荣耀非常，对周王室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周王为君临四海的天子，对诸侯仅有安抚，只让诸侯怀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诸侯加以约束，使诸侯生敬畏之心。后九句以“无”领起，这个“无”通“毋”，释“不要”，为具强烈感情色彩的祈使词，使文气从赞扬急转为指令，文意则由安抚转为约束。七句中用了两个这样的“无”，以断然的语气，训诫诸侯必须遵从；“百辟子刑之”，更是必须效法先王的明确训令；而“前王不忘”似乎只是训诫诸侯不要忘记先王之德，却又隐含不要忘记先王曾伐灭了不可一世的商纣，成王也在周公的辅佐下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即不要忘记周王室具有扫荡摧毁一切敌对势力的雄威。
后九句的指令、训戒，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正名。《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话中所说的君臣名分，与《周颂·烈文》这首诗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后者虽然没有点出“君臣”二字，含义却更加深刻：诸侯的功绩再大，也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并且仍要一如既往这么做下去；周王的号令诸侯，乃是行君临天下的威权，并将绵延至子孙万代。
《正气歌》为南宋名臣、民族英雄文天祥所作。宋末帝赵昺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元大都（今北京）。文天祥在狱中三年，受尽各种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1281年夏，在湿热、腐臭的牢房中，文天祥写下了与《过零丁洋》一样名垂千古的《正气歌》。他在自序中说道：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尺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 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沓，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该诗慷慨激昂，充分表现了文天祥的坚贞不屈的爱国情操。1283年1月9日，在拒绝了元世祖最后一次利诱之后，文天祥在刑场向南拜祭，从容就义。其绝命辞写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抗元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系写作于北京（元大都），鲜为人知的文天祥祠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是抗元英雄文天祥曾被元朝关押三年的地方。文天祥祠现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东墙上嵌有诗碑，镌刻着文天祥当年在这里写作的著名诗篇《正气歌》；后殿庭中，有一株向南方倾斜近45度角的古老枣树，就是相传代表文天祥“不指南方不肯休”不屈精神的“指南树”。
文天祥，南宋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1236年生于诗书之家，1256年21岁时赴南宋国都临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应试，得中状元。1259年，文天祥为父守孝三年期满，正式步入仕途时，南宋已面临蒙古大军南下入侵的危急局面。忧心如焚的文天祥上书朝廷，揭露奸臣误国劣迹，并提议“建立方镇、各守一方”，即军事防御按地段承包责任制，但是“书奏、不报”，不被理睬。耿直忧国的文天祥宦海沉浮20年，始终遭压制、排斥。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帝国。1274年，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率军20万再次侵宋。南宋虽然有兵70余万，但主幼臣奸，一触即溃。文天祥捐出家产，筹饷募集民兵5万进京勤王，反被奸臣阻挠，解除兵权。
1276年阴历正月十八日，伯颜元军进抵距临安只有30里的皋亭山，右丞相陈宜中畏敌逃遁。正月十九日，时任临安知府的文天祥临危受命，被朝廷授为右丞相，前往皋亭山议降。掌权的太皇太后谢氏授意如能谈成，可以让小皇帝向忽必烈称侄子，实在不行，称孙子也答应。正月二十日，文天祥面见伯颜，说自己只议和，不议降，并要求元军先撤兵，后谈判。伯颜大怒，扣押了文天祥。正月二十一日，谢氏率南宋君臣举国投降。
1276年阴历二月初九日，誓死不降的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出发前往大都（今北京）。中途在镇江停留时，文天祥与同伴共12人于二月二十九日夜设计逃脱，历尽艰险经仪征、扬州、通州（今南通）乘船回归南宋故土。在长江口绕道先北后南迂回航行时，文天祥在船上写下了赤诚感人的诗篇《扬子江》：“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文天祥终于回到浙江温州。此后，不肯降元的官员们拥立已经降元的南宋恭帝的幼弟为帝，建立了苟延残喘的小朝廷。南宋故土一度只靠文天祥率军独撑残局，终于寡不敌众，于1279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在广东海丰的五坡岭兵败，再次被俘。
元军押着文天祥，走海路经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去进攻南宋小朝廷最后的基地崖山（今广东省新会县海域）。文天祥在敌船中写下了《过零丁洋》，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出自此诗。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1279年阴历十月初一日，文天祥被押送抵达大都，安置在馆驿。元世祖忽必烈很赞赏文天祥的才干，他派已降的南宋恭帝及多批降臣前来劝诱，文天祥不为所动，严词拒绝，后于十月初五日被关进兵马司牢房（在今府学胡同）。
文天祥在关押三年期间，书写了几百篇诗词文章，以抒发爱国之情。1281年夏季，在暑气、腐气、秽气等七气的熏蒸中，文天祥慷慨挥毫，在牢中写就了千古流传、掷地有声的铿锵之作《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1283年初，元朝侦知有人联络数千人，要起兵反元，营救文天祥。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提审，作最后的劝降，并许诺授予丞相官职。文天祥告诉忽必烈：“一死之外，无可为者。”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今北京交道口南大街）慷慨就义，终年48岁。文天祥在刑场写下了绝笔诗：
昔年单舸走维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雷变，气哇烟云草树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尘沙黯澹路茫茫。
衣冠七载混毡裘，憔悴形容似楚囚。
龙驭两宫崖岭月，貔貅万灶海门秋。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
惟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
《山园小梅二首》是宋代诗人林逋创作的七言律诗组诗作品。这首组诗突出地写出梅花特有的姿态美和高洁的品性，以梅的品性比喻自己孤高幽逸的生活情趣。作者赋予梅花以人的品格，作者与梅花的关系达到了精神上的无间契合。
第一首诗开头先写梅花的品质不同凡花。颔联从姿态和向气上完美地表现出梅花的淡雅和娴静。颈联从霜禽、粉蝶对梅花的态度，侧面加强前一联描绘出来的梅花的美。最后说可以亲近梅花的，幸喜还有低吟诗句那样的清雅，而不须要酒宴歌舞这样的豪华。
第二首诗首联写梅花像是剪碎的丝织品，自然且画不出来。颔联写梅花享受春晚日落而受不住寒冷霜夜，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颈联把“邻僧”和“俗客”对举，用以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尾联描写落下的梅花打着走在江南路上吟诗者的马鞍，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第一首诗一开端就突写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与赞颂之情：“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它是在百花凋零的严冬迎着寒风昂然盛开，那明丽动人的景色把小园的风光占尽了。一个“独”字、一个“尽”字，充分表现了梅花独特的生活环境、不同凡响的性格和那引人入胜的风韵。作者虽是咏梅，实则是他“弗趋荣利”、“趣向博远”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苏轼曾在《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伦人，神清骨冷无尘俗。”其诗正是作者人格的化身。
如果说首联是作者对梅花所发的感喟，那么颔联则是进入到对梅花具体形象的描绘：“疏影横斜水清浅，暗向浮动月黄昏。”这一联简直把梅花的气质风姿写尽绝了，它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尤其是“疏影”、“暗向”二词用得极好，它既写出了梅花不同于牡丹、芍药的独特形成；又写出了它异于桃李浓郁的独有芬芳。极真实地表现诗人在朦胧月色下对梅花清幽向气的感受，更何况是在黄昏月下的清澈水边漫步，那静谧的意境，疏淡的梅影，缕缕的清向，使之陶醉。这两句咏梅诗，在艺术上可说臻于极至，故一直为后人所称颂。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己《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
林逋这两句诗也并非是臆想出来的，他除了有生活实感外，还借鉴了前人的诗句。五代南唐江为有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向浮动月黄昏。”这两句既写竹，又写桂。不但未写出竹影的特点，且未道出桂花的清向。因无题，又没有完整的诗篇，未能构成了一个统一和谐的主题、意境，感触不到主人公的激情，故缺乏感人力量。而林逋只改了两字，将“竹”改成“疏”，将“桂”改成“暗”，这“点睛”之笔，使梅花形神活现，可见林逋点化诗句的才华。
作者写尽梅花姿质后，掉转笔头，从客观上着意泻染：“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霜禽，一作冬鸟，一作白鹤，白鸟。依据林逋“梅妻鹤子”的情趣，还是当“白鹤”解释为好。前句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来赏梅，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先偷眼”三字写得何等传神！作者对现实事物的观察又是何等细致！后句则变换手法，用设想之词，来写假托之物，意味深邃。而“合断魂”一词更是下得凄苦凝重，因爱梅而至销魂，这就把蝴蝶对梅的喜爱夸张到了顶端。通过颈联的拟人化手法，从而更进一步衬托出作者对梅花的喜爱之情和幽居之乐。联中那不为人经意的“霜”、“粉”二字，也实是经诗人精心择取，用来表现他高洁情操和淡远的趣味。
以上三联，作者是把梅当作主体，诗人的感情是通过议论、叙述、拟人等手法隐曲地体现在咏梅之中。至尾联主体的梅花转化为客体，成为被欣赏的对象。而作者则从客体变为主体，他的感情由隐至显，从借物抒怀变为直抒胸臆：“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在赏梅中低声吟诗，使幽居生活平添几分雅兴，在恬静的山林里自得其乐，真是别具风情，根本不须音乐、饮宴那些热闹的俗情来凑趣。这就把诗人的理想、情操、趣味全盘托出，使咏物与抒情达到水乳交融的进步。
第二首诗开头两句是说梅花像是剪碎了的丝织品，上面涂了油酥，正反面有深有浅，多么自然，画是画不出来的。这里用精细轻薄的丝织品绢和油酥制品来比喻悔花的滋润柔美，十分传神。这在宋代诗词作品中一不乏其例，如苏轼《腊梅》诗中就有“天工点酥作梅花”的句子。“向背”、“稀稠”描绘了在白天丽日高照下的梅花风姿。接下去说梅花在整个白天直到日薄西山这段时间里，可以尽情地享受春天的温暖，但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在严霜的侵袭下，梅花可能要受不了吧。梅花本来是以其经霜耐寒的品格受到人们称赞的，“霜深应怯”的顾虑似乎大可不必，但正是这不必要顾虑的顾虑，才能表达出诗人对梅花的无比深情。
五、六两句是赞美梅花孤高绝俗的品性：清新鲜艳的梅花只能让隔壁的僧人爱惜，尽管它被冷落，但还是不愿让城里的人来观赏。把“邻僧”和“俗客”对举，是因为佛门弟子信奉清净无为的教义，往往和隐逸之士的思想非常合拍，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就以“诗佛”自居，“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信徒。二十年足迹不进城市的林逋也是如此。末尾两句是说：回忆过去在梅花盛开、洒旗飘拂的江南路上，微风吹过，梅花簌簌地坠到马鞍上，叫人情不自禁地吟起诗来。以此作结，饶有情趣。
从意象构造的角度言，这组诗单言山园小梅，实非易事，但诗人借物来衬，借景来托，使其成为一幅画面中的中心意象，此一绝也。
诗人具体写梅画梅时，虚实结合，对比呈现，使得全诗节奏起伏跌宕，色彩时浓时淡，环境动静相宜，观景如梦如幻，充分体现了“山园”的绝妙之处，这一点也是为许多赏家所忽视的，正是通过这一点，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弗趋荣利”、“趣向博远”精神品格。此二绝也。
作者以梅自况，虽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贯追求，然而也颇具特色。单就“疏影”一联而言，欧阳修说：“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陈与义说：“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和张矩臣水墨梅》）他认为林逋的咏梅诗已压倒了唐齐已《早梅》诗中的名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王士朋对其评价更高，誉之为千古绝唱：“暗向和月人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辛弃疾在《念奴娇》中奉劝骚人墨客不要草草赋梅：“未须草草赋梅花，多少骚人词客。总被西湖林处士，不肯分留风月。”因为这联特别出名，所以“疏影”、“暗向”二词，就成了后人填写梅词的调名，如姜夔有两首咏梅词即题为《暗向》、《疏影》，此后即成为咏梅的专有名词，可见林逋的咏梅诗对后世文人影响之大。这只说到了其一，更为重要的是梅在林逋的笔下，不再是浑身冷向了，而是充满了一种“丰满的美丽”，很有精神，很有力度，也很温度，很有未来。正因为如此，该诗才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让人感到很真实，回到它的起始状态，作为“梅妻鹤子”的林逋，写出此种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诗句来，是一种富有力量的心灵审美。此三绝也。
作者写出此种妙句，亦非唾手可得。宋初另有相当多的诗人，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怅惘、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这主要是继承了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风格，林逋就是这些诗人之一。另外，这组诗格局未免太小，后面自命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