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离菊酒才秋晚，流落椒盘忽岁除。
东阁士应羞哙伍，北山人有约秦书。
草芦十具牛如办，却是求田胜本初。
别离菊酒才秋晚，流落椒盘忽岁除。
东阁士应羞哙伍，北山人有约秦书。
草芦十具牛如办，却是求田胜本初。
这首词的上片写词人故地重游，来到西湖的情景。“着破荷衣，笑西风吹我，又落西湖”。“荷衣”表明了词人的隐士身份，在其前着一“破”字，更见其弃世隐居已经很久。“笑”字传达出了词人不愿重回繁华世间却又无可奈何的心理，只能一“笑”而已。 “湖间旧时饮者，今与谁俱？”旧时那些与我一起对饮于西湖间的友人，如今还有谁能与我在一起？这二句慨叹词人当年的酒朋诗侣如今已四散飘零，表达了词人对他们的追怀，字里行间流淌着物是人非的凄凉。“山山映带，似携来，画卷重舒。”西湖四周，青山环绕，山光水色秀丽迷人，好似从前那幅美丽的画卷又被携带来重新打开一样。这二句写西湖风景依然秀美如画，未曾改变。“三十里，芙蓉步障，依然红翠相扶。”这二句抓住湖中荷花这一景物进行具体描述，再次抒发了景物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
在词的下片，作者进一步抒写自己在此情此景中的亲身感受，悲悼王朝故家的沦落和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目清无留处，任屋浮天上，身集空虚。”放眼望去，西湖美景一目了然，毫无滞留之处，湖水明净，任凭船儿在湖面飘浮，如同浮游在空中，人也仿佛置身在浩渺无边的虚空，飘飘然若羽化而登仙。这三句写景如画，写出了荡舟湖面的感受。在抒写自己的感受时，词人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天空倒映在水中，故而船仿佛浮于天上，人随舟摇荡，无所倚靠，故而有置身太虚之感。“残烧夕阳过雁，点点疏疏。”残烧夕阳：形容夕阳像即将烧尽的火球。化用自居易《秋思》诗：“夕照红于烧。”这二句写傍晚时的景色，境界超迈，渲染出西湖夕照之美，引人遐思。“故人老大，好襟怀，消减全无。”昔日和我同游共饮的友人如今都已衰老不堪，昔日的豪迈胸襟、满怀壮志，如今都已消磨殆尽。此几句抒发身世之慨，二语三折，含蕴深广，词人内心的苍凉与落寞不言而喻。“故人”二字在这里是相对于西湖而言，包括了词人自己和上片所提到的“旧时饮者”。“漫赢得，秋声两耳，冷泉亭下骑驴。”我独自怀着怅惘的心情附船着岸，骑着毛驴来到了冷泉亭下，一阵衰飒的秋风迎面吹来，在我耳边“呼呼”作响。末二句更作衰飒之语，传达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之情。他本为宋室后裔，却偏生活在屈辱不振、日趋没落的南宋末年，朝廷昏庸，奸佞当道，自己被弃置不用，虽有满腔豪情壮志，但除了骑驴听秋声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同时，在行文上也照应了开头，也道出了他为何甘作隐士退居山林的原因。
《太上感应篇》作为一部道教经典，它所阐扬的入世行善以求长生乃至成仙的理论，使积善成仙这一修持法门得以流行推广，从而便利民众修道。该典籍含摄了儒、道两家的主流思想，最大限度地扩充社会的行善群体，促进了人间善业的发展。《太上感应篇》作为一本道德行为手册，加之其对“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提倡，更是对当今创和谐社会的实践与完成有积极明确的指导作用。
《太上感应篇》，又称《感应篇》，它成书于我国北宋末年。它是一部篇幅很短的道教典籍，全文仅1274个字。该道经由道教基本理念、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善恶报应说这三大素材结合而成，是三教合流较为成熟的产物。《太上感应篇》因其知名度倍受古今中外众多学者的评注，然而他们多为考究该经的形成渊源或文本特征。
一、推广积善法门便利民众修道纵观宋以前的修仙法门大致有以下情形：先秦时期主要以“养神”、“服气”、“炼气”、“饵药”、“祀祷”方法求“羽化而登仙”。至秦始皇及汉武帝，人们既贵长生不死药，亦重坛场祷祀。其后《太平经》主要推介守一存神法门。东汉张陵五斗米道重视符箓咒语。东晋《上清经》则重存守人身三丹田之三一，及存守脑部九宫之“雄一”、“雌一”。先秦至唐，人们多重视外丹，即以矿物、植物等为材料，炼化成上、中、下三种药物（多以黄白为大药），欲借外在药物来改变自身体质，去除肉质凡胎而达长生、成仙。但因服食外丹有较大副作用，唐末人们改而修炼内丹。内丹即用导引吐纳、避谷食气等方法，以人身上、中、下丹田为鼎炉，炼化后天的精、气、神，使其转与先天的元精、元气、元神合为一体，以求长生、升仙。
《太上感应篇》当然也谈长生求仙，然绝口不提修炼、服食、导引、符箓，而只言：“凡人有过，大则夺纪，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 虽然早在《太平经》就认为，天地之间，寿最为善，积德行善乃长寿升天的要道。也尽管积善成仙说是先由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提出进而被《太上感应篇》所吸收的，但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却是随着《太上感应篇》的问世与流行，才逐渐受人们重视并践行的。宋代以降，在凡俗生活中成仙了道变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取向，行善积德也演变成为一种必须的宗教实践，与其它修持方式相得益彰。如明清时期的道教修炼以行善积德为外功，认为只有多积外功，才能最终使内丹修炼有所成就。再如清末民初出现于四川西部的飞鸾教，其修持方法也是以静坐炼丹，彻悟至道为内功，而以力行善事、广积阴功为外功。或许是因为《太上感应篇》出现之前的积善成仙说犹如一缕轻烟般若隐若现，而其之后该修炼法门便如熊熊烈火般一览无余，方才有学者将今日道教的行善法门归始于《太上感应篇》，而无视《太平经》抑或《抱朴子内篇》。确切地说，《太上感应篇》对积善成仙的修道法门起到推广的作用，而并非其首创。该经对积善成仙法门的发扬与推广，一定程度上使道教的长生修仙术不再专属于贵族，也使修道之人可以摆脱以往服食炼养、斋醮科仪的繁缛礼节，为广大普通民众开启了相对便利的修道方式。
二、融汇儒道思想广促人间善业《太上感应篇》含有儒道两家思想。第一，道之求长生、成仙，齐物畏神的思想。如经中提到道教的司功过之神：三台北斗神灵、三尸神、灶神，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人的表现，记录人们的罪过，以让天曹依此对恶者进行处罚。第二，儒之伦理道德规范。占有该经最大篇幅的众善诸恶之说，共列出26条善行和170条恶行，多以儒家“三纲”、“五常”之义理为判断标准，如称“忠孝友悌，正己化人”、“衿孤恤寡，敬老怀幼”、“不彰人短，不炫己长”等为善举，而判“阴贼良善，暗侮君亲”、“虚诬诈伪，攻讦宗亲”、“轻蔑天民、扰乱国政”等为恶行。俞樾评价该书说：“此篇虽道家之书，实不悖乎儒家之旨”。第三，道家三缄其口，三善、三恶、古之慎言之说。因而《太上感应篇》所言“吉人语善、视善、行善”、“凶人语恶、视恶、行恶”等。众善诸恶中的“纵暴杀伤”、“口是心非”、“造作恶语，谗毁平人”、“贪婪无厌”、“每好矜夸，常行妒忌”等，也多来自儒道。
《太上感应篇》不仅只简单地兼容了儒道思想，更是“突出了传统宗法性宗教的宗教思想——天道承负。大大缩小了宗教界限，得以劝化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体行善积德。再之，《太上感应篇》流传之广，从帝王将相到渔樵耕牧，各阶级各阶层几乎都有它的信奉者。当时许多世代书香人家，尽管门口贴着“僧道无缘”的标语，但在他们的案头大都放着教导子孙的教育范本，如《太上感应篇》与《文昌孝经》等。其次，《太上感应篇》流传之久，从北宋真宗开始，赐钱刊刻，大显于世，历代受到推崇。半个世纪以前，佛家重印了《太上感应篇》，印光法师还亲自作序褒扬。而在七八年前，福建省佛教协会佛教教育基金委员会又将其加以大量影印。一千多年来，这种善思想的传播也渐渐形成了以慈善为荣的社会风气。回顾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在官办慈善事业鼎盛的宋元时期，私人慈善活动开始零星出现，如范仲俺的“义田”、刘宰的“粥局”、朱熹的社仓等。至明清时期，社会慈善事业处于巅峰状态，诸如育婴社、普济堂、同善会、清节堂等大量的民间慈善团体组织也开始涌现。素有“古今第一善书”之称的《太上感应篇》，凭其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力，对人间善业的兴起、发展、普及自当功劳不小吧。
三、倡导除恶行善助创和谐社会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面对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及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七大则再次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然而创和谐社会的实践已达数年之久了，社会各个领域的诸多不和谐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奢靡浪费、家庭纠纷、盗窃抢劫、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毁坏生态等等。因此如何更为有效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课题。胡锦涛总书记曾对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作过全面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从该阐述中，我们可推知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内涵：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若能促使这些关系趋于和谐，即是在创和谐社会了，而《太上感应篇》里所竭力提倡的行善去恶思想对此有导向作用。
《太上感应篇》首先宣劝了26个善举，如：“不履邪径，不欺暗室”、“忠孝友悌，正人化己”、“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不彰人短，不炫己长”、“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昆虫草木，犹不可伤”、“积功累德，慈心于物”等等，实则教导我们树立善信念，并以慈善之心为人处世。倘若人人之心皆慈，人间之举皆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理由不和谐呢？“行善积德”当属化解一切不和谐因素的良方。接着《太上感应篇》所竭力主张去除的170个恶行涉及世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有关个人品行、家庭、经济、政治和对自然界的态度等，林林总总，面面俱到。该作者认为，在个人品行方面的恶行有：“以恶为能，忍作残害”、“知过不改，知善不为”、“讪谤圣贤，侵凌道德”、“耗人货材，离人骨肉”、“乘危迫胁，纵暴杀伤”、“斗合争讼”、“贪冒于财，欺罔其上”等等；在家庭方面的恶行主要有：“抵触父兄”、“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无行于妻子，失礼于舅姑”等等；经商的恶行有：“短尺狭度，轻称小升；以伪杂真，采取奸利”等等。为官的恶行有：“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倾人取位；诛降戮服，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赂”、“妄逐朋党”等等；对待自然所犯的恶行如：“用药杀树”、“诃风骂雨”、“无故杀龟打蛇”等等。世人但凡自省，在这物欲横流、钱权至上的社会里，此中有多少恶行是我们司空见惯并且习以为常了的 呢？诸恶不除，和谐社会永远只可能存在我们口头上，或在来世的彼岸里。所以，在当今邪恶已经累行的社会时期，“惩恶除恶”必然该是创和谐的一大手段。只要人人力除身上的种种恶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则将逐渐趋于和谐。若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和谐社会离我们还会远吗？
综上所述，《太上感应篇》虽生于中古，但对当时及现今广大民众修道成仙，对人间善业的发展，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创建都有不匪的现实意义，是一部极具生命活力的不老道典。
公元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卧病之机，率羽林军发动政变，诛除武氏佞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逼迫武则天逊位，迎中宗复辟。
这是唐代历史上的一大事件，当时影响所及，一批文人朝士因“倾心媚附”二张而尽数被贬至岭南各远恶诸州。作为武氏朝廷的著名词臣的宋之问，自然难逃此厄，被贬为泷州（今广东省罗定县一带）参军。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王无竞都是与宋之问同时在朝的诗人。唐代习惯用兄弟排行的行次与人名并称，如杜审言排行第五，称杜五审言。其余几人的称谓亦如此。他们都因与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交往而得罪被贬往岭南的。宋之问因病晚行，当途经端州驿时见杜、沈、阎、王各题诗于壁上，便感慨地写了这首诗。这首诗虽即兴而作，但情感充沛，语言流畅，生动感人。前人曾评说，宋之问“运笔如舌”，“古诗多佳”。这首七言古诗就是一个例证。
诗的开头两句，语言平直，如同与四位朋友相对而言：“逐臣北地承严谴，谓到南中每相见”，意思是说：我们这些有罪的臣子，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从北方流放到南荒，原以为在南荒大家还能够经常见面。想想远离家乡能有朋友作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岂料南中歧路多，千山万水分乡县。”意思是说：谁料到南中会有这么多岔道，千山万水使各个乡县重重相隔，哪里还能见到朋友们的面呢？这实际上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深沉的懊丧和哀愁。“云摇雨散各翻飞，海阔天长音信稀”，是写对朋友们的思念的。一般形容分离，或说“云飞雨散”，或说“雨飞云散”，宋之问独用“云摇”一词来表现他在《桂州三月三日》诗回忆早年飞黄腾达的情景时说：“风举云摇入紫微。”
正所谓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封建社会里，要想贵为朝臣，不能单凭个人的才力，尤其是在唐代，知识分子要得到重用，必须有达官贵人举荐。宋之问是深明个中奥秘，而且也深有体会的。他媚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或许也正是想乘其“风举”、“云摇”吧。岂知武则天病危，张易之被杀，而他也受到了株连。
这里的“云摇”有暗指皇威或政治势力之意，后者使他们象雨点般散落四方。“翻飞”也含有命运不测之意。“海阔天长”说明朋友之间相距遥远。杜审言流放峰州，在今越南河西省山西西北部；阎朝隐贬崖州，即今海南岛琼山县，都要过海才能到达贬所。而沈佺期谪迁驩州，即今广西崇左县，相传是舜放驩兜的地方，这些地方离宋之问要去的贬所泷州，即今广东罗定县，都还很遥远。古代交通不便，因此诗接着说“音信稀”。彼此之间难以来往和互通消息。“音信稀”又和“每相见”遥相照应，更增强了悲凉的情味。
诗人在驿前孤寂地思念着同样遭遇的朋友，为朋友和自己的未来担心、忧虑：“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上句是写虽然各人所去的地方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瘴疠，山川满目凄情。下句以深沉的长叹收结了全篇。中原人大多不适应南方偏僻地区炎热的气候，视岭南为蛮荒之地，被贬谪的人初到岭南都有九死一生的恐惧感。比宋之问他们早一年多贬到端州的高戬就病死在那里。与高戬同时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的张说于公元705年（神龙元年）初被赦返京，再过端州时题有《还至端州驿站与高六别处》：“昔记山川是，今伤人代非。往来皆此路，生死不同归。”宋诗的结尾“自怜能得几人归”，也许是看了张诗有感而发的。
这首七言古诗平易晓畅，明白如话，于平易中见奇妙。诗的遣词造句十分贴切自然，而且极富表现力；恰切地运用了双声、叠韵及重复，读起来音韵和谐，错落有致。全诗八句话，五十六个字，写得波澜起伏，跌宕生姿。就此诗而言，由见题壁而引发对友人的思念，进而表露被贬岭南的愁绪，其情感发展由失望感伤、孤独寂寞而凄苦愁虑、迷惘忧惧，真切地道出了被贬的内心心理，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全诗可以分为三大段。开头四句为第一段，这是全诗的一个“总帽”，它点名了题目中“感事”的内容是“幽忧”，是与友人分别是的相思之苦，这让欧阳修感受到人生在世“知乐多悲患”——这也就是本片的写作缘由。
从“每忆知年事”到“展簟绿阴前”这七十六句属于第二大段。这一段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欧阳修在这一部分中回忆过去，写了一年前青年朋友们相聚的时候的无穷乐事，以此回应第一段中“知乐多悲患”这句中的“乐”字。这一大段又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开头，作者写与朋友们初识初聚的经过，以及癫狂落魄的情景；其次，作者回忆了对每一位朋友的印象；第三，作者写与朋友探幽访胜时的乐趣；第四，作者写歌舞宴乐的欢快场面。如此层层铺叙，步步推进，作者将西京留守府的青年才子们的赏心乐事渲染得淋漓尽致。在这一段中，诗人欧阳修有意以乐景衬托哀情——极力渲染往昔的“相聚”时的快乐，正是为了反衬而今的“相离”的悲伤。
第三大段从“乐事不可及”到全诗结束，共有十四句。诗人欧阳修写“酣歌变为叹”，以抒发朋友离散后自己的苦闷心情。这种心情就如同作者在为洛阳之会的另一位友人张先所写的《张子野墓志铭》中所说的：“知世之贤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难为可惜也。”
这首诗是一首以叙事为主，写景抒情，并兼带议论的长诗。该诗描绘了宋仁宗时期一批朝气蓬勃、充满自信的青年文学家的群体形象，展示了那一时期文人荟萃的历史生活画卷，对后人了解当时文化特征和文坛风气有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