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向向暖、朝来底事¹,尚飘轻雪?君过向来纡²组绶(shòu)³,我应归去耽(dān)⁴泉石⁵。恐异时、怀酒忽相思,云山隔!
这是一首送别词,题目交代了写作缘由。词作直抒惜别之情,委婉深挚,亲切感人。
词一开始,便写友情难舍之意:“天岂无情?天也解、多情留客。”这是借“天气”写“人情”。说天也懂得多情留客,那么,人意岂不比天意更切?不言已,而言天,这是借景抒情的曲致,深婉而又自然之笔。为了说明天的”多情留客“之意,接着又一反问:”春向暖,朝来底事,尚飘轻雪?”是呀,正月里来是新春,正月中旬,春讯已报,为什么不早不晚,就在文安国决定还朝的时候,天一亮就飘起雪来了呢?这不分明是天也很多情地劝客莫归吗?话不在多,而在情衷;语不在华,而在恰切。只此两句,便借节侯异象申足了留客之意。
但客人毕竟要如期还朝的,所以下面便转入对友人的衷心祝愿和抒发自己此刻的情怀:“君遇时来纤组授,我应老去寻泉石。”上句是实意真清而带对时政的隐讽,下句是纯粹的牢骚。不说做宫而说腰系绶带(官员系玉的丝带),这就把抽象的祝愿具体形象化了。但说“纡组绶”得等到“遇时来”(政治昌明)方可,这就含有对时政的讥讽了。至于说自己要归休泉石,去过隐居生活,这牢骚就更深了。词人曾以“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自许(《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这绝非说大话,而是道其真智,言其实情。但现实却硬逼着他走,“······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静夜无尘》)的道路。这是因现实所逼,在这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便一吐其苦,而发出“我应归去寻泉石”的牢骚。这里应注意一个“应”字,“应”是忖度之词,是坎坷中无可奈何之想,意思是除非现实逼我无路可走,我还是轻易不肯走这条“不食人间烟火”的消极道路的。虽然词人毕竟是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但复杂的现实又很难说不逼他走这条归隐之路,所以接下去说:“恐异时杯酒复相思,云山隔。”这里应注意一个“恐”字,恐怕如何,即不愿如何,此字道出了“云山隔”非其本愿。因而可以说,上阕是以送客叙友倩为主,但也有借送客而述怀的成分,而述怀中虽有“寻泉石”、“云山隔”等想归隐的字句,但寻绎词旨,这些都是送别中的一些激愤之词,牢骚之语。这是词人那种高尚人格、进取精神与现实相矛盾的反映,是词人“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而又不得实现的变态反映。
词虽分上下两阕,但上下阙之间确实意脉贯通、语气相连的。因而下阕一开头边说“浮世事,俱难必。人纵健,头应白。”“浮世事,俱难必”六字写出了“咄咄怪事出”、“人问底事无”的现实,抒发了真理难寻、直士难作、壮志难伸而又不甘苟且从流的痛苦和牢骚;而后六个字,又写出了时光易逝、时不我待的痛切之苦,同时,它又巧妙的把话题归回到送客劝酒的正题上来。“何辞更一醉,此欢难觅”这里是说,老朋友,我们还是举大杯痛饮吧!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味道,大有宁做酒中仙,不为名利客的感慨。
为了让友人多饮几杯,故不做悲酸语,而写旷达情:“不用向佳人诉离恨,泪珠先已凝双睫。”当劝别人不比痛苦之时,也正是自己心中酸楚之时,因此,词人虽写的是旷达之语,但实际上表现的却是相别时共有的痛苦难舍之情。“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词人非正面说,而是以反话出之,这就更充分表现了词人对友谊的珍惜、主动、迫切感。同时,按密州的“节候”说,属于农谚中“七九河开,八九燕来”的区域。按正常年份,正月十三,尚属“数六九”之末,但十天之后,便属“新燕”飞来的“八九”,诗人不说“你到京就马上来信”,而以“新燕”云云,这就把抽象的思想变成了有时空感、形象感、有韵味的艺术语言,很是新美。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