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流淌着诗人陶醉于山间盘石的独得意趣。尤其是诗中的盘石、泉水、垂杨、春风、落花，似通人意，杨柳拂杯，春风送花，各尽其能，纷纷为诗人的逸乐助兴。自然景物的灵动和谐，使诗意变得活跃跳动，闪现着智性的光辉。诗的前两句写盘石临水、杨柳拂杯，已是可爱之至，而春风更是善解人意，为独酌之人送来落花助兴。末尾两句以问答和猜测的语气抒情遣意，耐人咀嚼回味。泉水激石、垂杨拂杯、春风送花，都在无意之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自然万物生灭变换，各随其宜，各得其所，是生动形象的禅理论。
诗人善于剪裁生活中的某些片段，作为诗歌的素材，往往味外有味，感人至深。这首诗可谓“诗中有画”。磐石如席，春风习习，花片飞舞在岸边垂杨巨石只畔，这是多么美丽的春归图。绿杨飘拂，高举酒杯，临泉吟诗，这是一种多么高雅的情趣。
诗人把这美丽的图画和高雅的情趣，熔铸在一个画面上。情景上，令人为之神往；技巧上，令人为之叫绝。特别是结尾两语，似浮泛，实空临，使人徐徐得到一种清新秀丽的艺术享受。
这是一首即事抒怀的小词。上片写“还了酒钱”后，便安稳睡大觉，熟睡中做了个好梦，醒来却只见雪压渔船的情景。下片写自己独坐古梅边，望着雪中杨柳枝条上泛出的淡黄色，故意小题大做，提醒人们关注一件“奇事”：“明日新年”。词中通过写官场如梦的人生体验，表现了作者倜傥不羁、飘逸不群、高洁兀傲的性格，也流露出逝者如斯、流年暗换的感伤情绪。作者以严肃的内容，发之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读之使人笑中落泪。词境平中见奇，悬念迭起，结句更出想象之外，为全词带来事浅意深的艺术效果。
词中所写到的事，是作者“还了酒家钱”之后的一些活动，有酒后的安眠，有美梦的欢欣与破灭，伴随着江南路上的行程以及在古梅边的“盘礴”。作者是嗜酒的。他在《清明日书事》中说：“野夫不知时节换，但要熟醉如春泥。”“野夫”是其自称，他的别号就叫“野斋”。他的嗜酒贪醉，他的美梦及其破灭等都与他所处的时代及个人的遭遇有关，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产物。词中“大槐宫里着貂蝉”，典出唐代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作者借用这个具有特定寓意的典故，其目的恐不仅仅在于说明自己酒后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也不一定是写他某种追求的破灭，而是用来批判当时富贵无常、得失不定的社会现实。作者曾任溧阳县丞，也算在“大槐宫”里戴了一阵纱帽，对官场浮沉、人生冷暖，深有体察。在这首词中，作者借酒以入梦，由梦而借典，用典以刺世，乍看似随手写来，细玩乃知有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这正是作者对当时社会在不敢公然“怨怼”的情况下，所作的一种曲折巧妙的批判。
“雪压渔船”，自然是作者在梦醒之后所看到的真实景物，但也未尝不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形象表现，写其严酷，寓有作者的指斥之意。至于“盘礴古梅边”云云，则是作者性格另一侧面的表现。“盘礴”，即箕踞而坐。一般来说，傍梅而踞，以为岁寒友，挹其清芬，自然是一种绝好的境界。但这里却别有用意。“箕踞”这种坐法是一种傲慢不敬的姿态。《礼记·曲礼》就有“立毋跛，坐毋箕”的训诫，即使在宋代，文士也不能这样坐。这里是作者以自己的放浪形骸去嘲弄礼法以至愤世的一种行动表现，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形式。作者的这种个性特征，在其诗赋中也时有反映；而这种性格特征，知往往是通过他的“诙谐”来表现的。
这首词的一个显著特征，便是诙谐幽默。前人说，诗庄词媚。而这首词却在庄媚之外，别具一格：幽默诙谐，酸而不腐，谑而不虐。
前人认为这首词“奇怪”，原因也就在这里。初读起句，便觉异于常格。吃酒还钱，事极平常，但以之入词，表现了一个不赊不赖的醉汉形象，涉笔成趣，却令人耳目一新。
词的下片尤其诙谐，作者把他在“古梅边”那种放浪形骸的“盘礴”，说成“也是前缘”，是前世定下的缘分，显然是小题大做，故弄玄虚，把本来不相关的事情硬是拉在一起，意在构成幽默，这是说“俏皮话”的一种常用手法。这种表达，尽管作者寓有嘲弄礼法的用意，但在文字表达效果上，首先征服读者的，还是它的幽默诙谐。“鹅黄雪白”，“鹅黄”指早春杨柳枝条上所泛出的那种淡黄色，“雪白”指雪，这种初春的消息，与白雪相映，醒然在目，这预示着作为新春佳节的新年很快就要到了。结句的诙谐与奇特，是超出常人想象之外的：“一事最奇”，猛提一笔，突如其来，形成悬念；“君记取”，再提醒一句，言之凿凿，不容稍怠；但在形成了一种紧张的气氛，人们屏息而待的时候，作者却出人意料地说出了一件尽人皆知、无“奇”可言，更无加“最”之理的答案：“明日新年”，把严肃的悬念立刻化为轻烟，随之而来的是读者的莞尔甚至捧腹。这仍是一种虚张声势、大起大落的笔法，从而构成幽默。但是，在这里，作者也并非为诙谐而诙谐，诙谐之中也流露了他的伤感。“鹅黄雪白知醒然”以至“明日新年”，诵读之下，在一阵捧腹之后，细味深参，便觉一种逝者如斯、流年暗换的伤感情绪隐然可见，与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剪梅·舟过吴江》）有异曲同工之妙。词中的“知”字，下得似轻而实重，作者的这种伤感，就是通过这个“知”字传达出来的。原来作者并不那么天真，诙谐只是其表象，腹中却有其块垒。
这首词的好处便是这样：在一片诙谐幽默之中，作者把要奚落的奚落了；把自己倜傥不羁，飘逸不群的形象性格以及他的伤感情绪，都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严肃的内容，发之以诙谐幽默的形式，这就是它的“奇怪”。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诗虽然是率然成章，不像梅尧臣大多数作品经过苦吟雕琢，但诗风仍以闲远洗练为特色，尤多波折。全诗分五层写，中间多转折。首四句直写河豚鱼，即一般咏物诗的着题。诗说当春天小洲上生出荻芽，两岸柳树飘飞着柳絮时，河豚上市了，十分名贵。这四句诗，一向被人称道。一是由于起二句写景很得神似，而又以物候暗示河豚上市的时间；二是接二句明写，而以鱼虾为衬，说出河豚的价值。这样开篇，四平八稳，面面俱到。欧阳修分析说：“河豚常出于春末，群游而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豚道尽河豚好处。”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说这四句极佳。不过，也有人指出，河豚上市在早春，二月以后就贱了，“至柳絮时，鱼豚过矣”（宋孔毅父《杂记》）。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对此又反驳说，待柳絮飞时江西人才吃河豚，梅诗并不错。略去事实不谈，可见这首诗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此诗开篇很好，欧阳修曾说：“故知诗者诵止破题两句，豚道尽何豚好处。”（《六一诗话》）
以下八句忽作疑惧之词，为一转折。“其状豚可怪，其毒亦莫加”，二句先总括。以下再分说其“怪”与“毒”。河豚之腹较其他鱼大，有气囊，能吸气膨胀，眼镜突出，靠近头顶，故形状古怪。诗人又加夸张，称其“腹若封豕（大猪）”、“目犹吴蛙（大蛙）”，加之“忿”、“怒”的形容，河豚的面目可憎也就无以复加了。而更为可畏的是，河豚的肝脏、生殖腺及血液含有毒素，假如处理不慎，食用后会很快中毒丧生。诗人用“入喉为镆铘（利剑）”作比喻，更为惊心动魄。诗人认为，要享用如此美味，得冒生命危险，是不值得的。“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二句对河豚是力贬。
但是，怕死就尝不着河豚的美味，而尝过河豚美味的人，则大有不怕死的人在。“持问南方人”以下，写自己与客人的辩驳。河豚既然这么毒，不应该去吃，可是问南方人，却说它的味道鲜美，闭口不谈它能毒死人的事。对此，作者发出了感叹。诗先引了韩愈在潮州见人吃蛇及柳宗元在柳州吃虾蟆的事作一跌，说似乎任何可怕的东西，习惯了也不可怕。在举了蛇及虾蟆，呼应了前面的“怪”字后，诗进一步呼应“毒”字，说蛇及虾蟆虽怪，但吃了对人没有妨害，而河豚则不然，“中藏祸无涯”。最后，作者得出结论：河豚鱼味很美，正如《左传》所说“甚美必有甚恶”，人们难道能不警惕吗？这样评论，表面上是揭示人们为求味道的适口而视生命不顾，取小失大；如果联系现实生活的各方面来看，是在讽刺人世间为了名利而不顾生命与气节的人。
从“我语不能屈”句至篇终均写作者的反省。这部分可分两层。诗人先征引古人改易食性的故事，二事皆据韩愈诗。韩愈谪潮州，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说：“唯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柳宗元谪柳州，韩愈有《答柳柳州食虾蟆》诗说：“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诗人综此二事，说可憎如“笼蛇”、“虾蟆”，亦能由“始惮”至于“甘食”，所以食河豚也是无可厚非。然而他又想到蛇与虾蟆虽形态丑恶，吃它们终究于性命无危害，不像河豚那样“中藏祸无涯”。联系上文，河豚的味道“美无度”，又是蛇与虾蟆所不可企及的。
“美无度”，又“祸无涯”，河豚正是一个将极美与极恶合二而一的奇特的统一体。于是诗人又想起《左传》的一个警句：“甚美必有甚恶。”他认为以此来评价河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欧阳修说：“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历代诗话》卷五十六载，刘原父因梅尧臣作这首诗，认为可称他为“梅河豚”。梅尧臣的诗力求风格平淡，状物鲜明，含意深远。欧阳修在《书梅圣俞稿后》说他“长于体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这首诗正符合这一评价。梅尧臣处在西昆体诗统治诗坛的年代，他反对堆砌词藻典故，主张学习风雅，提倡诗歌将下情上达、美刺时政，写了不少反映下层生活的诗。这首写河豚的诗，也是通过咏河豚，隐讽社会，所以被当作梅尧臣的代表作之一。欧阳修是梅尧臣的知己，清代姚莹《论诗绝句》有“宛陵知己有庐陵”句。欧阳修作诗学韩愈，喜发议论，杂以散文笔法，梅尧臣这首诗也带有这些特点，所以被欧阳修推为“绝唱”。欧阳修还在《书梅圣俞河豚诗后》说：“余每体中不康，诵之数过，辄佳。”还多次亲笔抄写这首诗送给别人。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 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经常打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