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作于丁酉,道光十七年(1837年),太清三十九岁。
这是一首题画词,画为云林所绘《闰七夕联吟图》的仕女图。七夕联吟的是画的主题,所以词人从七夕写起。七月七日是牛郎织女相会的佳期,银河的鹊桥架起来了。因为作画之时时逢闰七月,有了两个佳期,桥也再次“重驾”,而人间也有了两次乞巧活动,女子们希望乞得终生幸福,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机会也有两次。词人问,她们在斗转星移,星光也在移动的夜晚,不知乞得了多少天机。词人对此提出了疑问。因为年年有七巧节,也年年有乞巧活动,但妇女们也未必总是幸福,原因是世间总是“多事纷纷”。神话故事,本来“虚无”,“便是有”,牛郎织女“也应年老”了。词人对于男女婚姻爱情的幸福的追求寄予同情,但又做出疑惑的结论,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幅仕女图,住在表现女性美,其中也包括了画中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内心美。词人舍弃了历来对于这种美的歌颂,而别出机杼地引导出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命题,即美丽的愿望,在人间常常是难以如愿的。它启发人思考,同时也深化了词的思想主题。
这首诗是作者即景抒情小诗中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村行为线索,以多彩之笔逼真地描绘了山野迷人的景色,以含蓄的诗语真切地抒发了诗人拳拳思乡之情。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两句交代了时、地、人、事。时令是秋季,这是以“菊初黄”间接交待的;地点是山间小路,这是以“山径”直接点明的;人物是作者本人,这是从诗的结句中的“吾”字而得出的结论;事情是作者骑马穿山间小路而行,领略山野旖旎的风光,这是从诗行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这两句重在突出作者悠然的神态、浓厚的游兴。
“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两句分别从听觉与视觉方面下笔。前句写傍晚秋声万壑起,这是耳闻;后句写数峰默默伫立在夕阳里,这是目睹。这里,“有声”与“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数峰”句写数峰宁静,不从正面着墨,而从反面出之,读来饶有情趣。这正如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所说的“山峰本来是不能语而‘无语’的,王禹偁说它们‘无语’或如龚自珍《己亥杂诗》说‘送我摇鞭竟东去,此山不语看中原’,并不违反事实;但是同时也仿佛表示它们原先能语、有语、欲语而此刻忽然‘无语’。这样,‘数峰无语’、‘此山不语’才不是一句不消说得的废话······”
“棠梨叶落胭脂色,荞麦花开白雪香。”耳闻“有声”与目睹“无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相映成趣,越发显示出山村傍晚的沉寂,富有情趣。诗人迷恋山间那份宁静,然而暮色已悄然降临,还是且行且回。第三联写山乡的红叶与荞麦花:经霜的棠梨叶随风飘落,红艳似火,在山野间分外耀眼;成片的荞麦花开如雪,阵阵清香扑鼻而来。“胭脂”与“白雪”对举,令红的更艳,白的更纯,给读者带来极唯美的视觉感受。
最后尾联“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诗人乘兴而游,胜景触目,吟咏成诗,可是吟完诗句,一丝怅惘涌上心头,诗人看见了:前面的小桥流水、原野平林,很是眼熟。似乎重归故里,那份近乡情切的感觉也许仅在刹那间一闪,便恍然回转过来,——此地并非诗人的故乡,诗人心中的那份恼意自不待言说,这次村行的情绪也由悠然转入怅然。满目山川,清晖娱人,宦途失意的异乡人却有家不得归,此情此景,真的是“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在前六句诗里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富有诗意的秋日山村晚晴图,较好地体现了宋人“以画入诗”的特点。诗的最后两句由写景转入抒情。前句设问,写诗人在吟诗之后不知为什么忽然感到闷闷不乐;后句作答,写这原来是诗人因蓦然发现村桥原野上的树像他故乡的景物而产生了思乡之情。这样写,就使上文的景物描写有了着落,传神地反映出了作者的心情由悠然至怅然的变化,拓深了诗意。
这首诗写寒食节的风俗,以及自己对家园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是一首五言律诗。
这首诗首联和颔联先从离乡七年写起,作者写自己离乡期间未曾扫墓可谓不孝。由此过渡到思亲,再从他乡思绪飞越山川回到故园。颈联虚写寒食节的景象,实则写自己未归故乡和故乡归未得的心境。同时也写出孝思之绵远,景象之深邃,长夜难眠,悲不自已,这是以景衬情。曹操诗云:“月明星稀,乌长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此处“明月飞乌长”也有“何枝可依”的思绪愁肠。杜鹃鸟叫,民间以为“归不得也么哥哥”以至悲泣啼血,也是恨不能归乡之意。末联诗人叙说自己不尽的孝思,既有伤感,又有自责,既是安慰,又是怀念。余怀缕缕,溢于言表,直抒胸臆,点明主题。 [4]
这首诗整体上充满了愧疚自责的心情,这包括对死者祖辈不敬,对生者父亲不孝。作者本身就是以孝敬、孝顺、孝心为最高敬老标准的学者。他被迫寄居京城,却又无法施展才华,心中的悔恨无法言说。这种笔法令人产生邈远无际的联想。 [3]
这首诗主要是白描写法,明白如话,而又蕴藉情深。这在古代诗人看来,也是不易的,是值得现在写今诗和新诗的作者揣摩研究的。
全诗以一征人口吻凄凄惨惨道来,别有一份无奈中的苦楚。一、二两章以“何草不黄”、“何草不玄”比兴征人无日不在行役之中,似乎“经营四方”已是征夫的宿定命运。既然草木注定要黄、要玄,那么征人也就注定要走下去。统帅者丝毫没有想到:草黄草玄乃物之必然本性,而人却不是为行役而生于世,人非草木,当不能以草木视之。而一句“何人不将”,又把这一人为的宿命扩展到整个社会。可见,此诗所写绝不是“念吾一身,飘然旷野”的个人悲剧,而是“碛里征人三十万”(唐李益《从军北征》)的社会悲剧。这是一轮旷日持久而又殃及全民的大兵役,家与国在征人眼里只是连天的衰草与无息的奔波。
因此,三、四两章作者发出了久压心底的怨怼:我们不是野牛、老虎,更不是那越林穿莽的狐狸,为何却与这些野兽一样长年在旷野、幽草中度日?难道我们生来就与野兽同命?别忘了,我们也是人!
不过,怨终归是怨,命如草芥,生同禽兽的征夫们并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他们注定要在征途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非人的行役生活是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他们根本就不是人,而是一群战争的工具而已。所以,怨的结局仍然是“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这种毫无希望、无从改变的痛苦泣诉,深得风诗之旨,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征人的悲苦,故清方玉润慨道:“盖怨之至也!周衰至此,其亡岂能久待?编诗者以此奠《小雅》之终,亦《易》卦纯阴之象。”(《诗经原始》)一首如泣如诉的征人小诗,后人看到的却是周室的灭亡,这也许是“用兵不息”者万万没有想到的。
此诗的后两章很善于借景寄情,方玉润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同上)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