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是纳兰性德悼亡词中的代表作。其悼亡词有四十首之多，皆血泪交溢，语痴入骨。此词尤称绝唱。词从空阶滴雨，仲夏葬花写来，引起伤春之感和悼亡之思；又以夜台幽远，音讯不通，以至来生难期，感情层层递进，最后万念俱灰。此生已矣，来世为期？全词虚实相间，实景与虚拟，所见与所思，糅合为一，历历往事与冥冥玄想密合无间。纳兰词“哀感顽艳”、“令人不能卒读”，于此可见一斑。
词起得突兀：“此恨何时已？”此乃化用李之仪《卜算子》词“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成句，劈头一个反问，道出词人心中对卢氏之死深切绵长、无穷无尽的哀思。作者既恨新婚三年竟成永诀，欢乐不终而哀思无限；又恨人天悬隔，相见无由，值此亡妇忌日，这种愁恨更有增无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句，更渲染出悼亡的环境氛围。“滴空阶”二句，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阕词意，温词曰：“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能清晰听到夜雨停歇之后，残雨滴空阶之声的人，一定有着郁闷难排的心事，温飞卿是为离情所苦，纳兰容若则为丧妻之痛，死别之伤痛自然远过于生离，故其凄苦更甚。卢氏死于农历五月三十日，此时已是夏天，争奇斗艳的百花已大都凋谢，故称“葬花天气”。此处有两措辞当注意：其一明属夏夜，却称“寒更”，此非自然天气所致，乃寂寞凄凉之心境感受使然；其二是词人不谓“落花”，而称“葬花”，“葬”与“落”平仄相同自非韵律所限。人死方谓“葬”，用“葬”字则更切合卢氏之死，如春花一样美艳的娇妻，却如落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如今之“葬花天气”，妻死整整三年，仿佛大梦一场，但果真是梦也早该醒了。“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二句承上句来，人间无味，倒不如一抔黄土，与人世隔开，虽觉冷清，却能将愁埋葬。夜台，即墓穴。埋愁地，亦指墓地。卢氏葬于玉河皂荚屯祖茔。“钗钿约，竟抛弃”二句，再从自身痛苦生发，谓你因觉人间无味而撒手归去，却不顾我俩当年白头到老的誓言，竟使我一人痛苦地生活在人间。古时夫妇常以钗钿作为定情之物，表示对爱情的忠诚。钗为古代妇女的首饰之一，乃双股笄，钿，即金花，为珠宝镶嵌的首饰，亦由两片合成。上片写词人对亡妇的深切怀念。
下片开头，词人期望能了解卢氏亡故以后的情况。这当然是以人死后精神不死，还有一个幽冥的阴间世界为前提的。此亦时代局限使然，也未尝不是词人的精诚所至，自然无可厚非。“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依？”“重泉”，即黄泉，九泉，俗称阴间。双鱼，指书信。古乐府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之诗，后世故以双鲤鱼指书信。倘能与九泉之下的亡妻通信，一定得问问她，这几年生活是苦是乐，他和谁人伴。此乃由生前之恩爱联想所及。词人在另两首题为《沁园春》的悼亡词中也说：“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栏曲处，同倚斜阳。”又曰：“最忆相看，娇讹道字，手剪银灯自泼茶。”由生前恩爱，而关心爱人死后的生活，钟爱之情，可谓深入骨髓。词人终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欲以重理湘琴消遣，又不忍听这琴声，因为这是亡妻的遗物，睹物思人，只会起到“举杯消愁”“抽刀断水”的作用，而于事无补。湘弦，原指湘妃之琴。顾贞观有和性德《采桑子》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孤负新凉，淡月疏棂梦一场。”由此可以看出卢氏在日，夫妇常在东厢理琴。理琴，即弹琴。捎信既难达，弹琴又不忍，词人只好盼望来生仍能与她结为知己。据叶舒崇所撰卢氏墓志，性德于其妻死后，“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多。”词人不仅把卢氏当作亲人，也当成挚友，在封建婚姻制度下，这是极难得的。词人欲“结个他生知己”的愿望，仍怕不能实现：“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词人甚至担心两人依旧薄命，来生的夫妻仍不能长久。缘悭，指缘份少；剩月零风，好景不长之意。读词至此，不能不使人潸然泪下。新婚三年，便生死睽隔，已足以使人痛断肝肠，而期望来生也不可得，这个现实不是太残酷了吗？在封建制度下，婚姻不以爱情为基础，故很少美满的，难得一两对恩爱夫妻，也往往被天灾人祸所拆散。许多痴情男女，只得以死殉情，以期能鬼魂相依。词人期望来生再结知己，已是进了一步。但又自知无望，故结尾“清泪尽，纸灰起”二句，格外凄绝。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