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全诗描写了一个渔夫打扮的人,在江上垂钓的情形: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叶轻舟、一支钓竿,垂钓者一面歌唱,一面饮酒,垂钓的潇洒被刻画得活灵活现。虽然独自钓起一江的秋意,但逍遥中不免深藏几许萧瑟和孤寂。
前两句近乎白描,后两旬却有着无穷意味。图中看似不可能的“一曲高歌一樽酒”在作者的想象中展现出来。而最后一句“一人独钓一江秋”似是回归原图,但此“钓”已非彼“钓”了,赏一江秋景,感一江秋色,联想开去,那是一种感怀,或者说,最后一句已是“虚实相映”了。
再观全诗,九个“一”巧妙嵌入其中,将诗与图的意境表现得分毫不差,细细品味,这些“一”用得十分贴切又有情趣。最后一句“一人独钓一江秋”,渔人钓的是鱼?是秋?是潇洒自在的生活?是无拘无束的心情?在诗人看来,这样的秋江独钓者,才是真正懂得生活乐趣的人。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斥责谗人害人祸国。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
首先,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这是十分贴切的。苍蝇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昆虫,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乱叫等习性,而这些习性与人间专找缝隙进谗言害人者如出一辙。因此用苍蝇来喻指进谗者,这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遑论此诗三章均以“营营青蝇”取喻起兴,把它四处飞舞、不停播乱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三章前两句仅以更换末一字的形式重复出现,似拙实巧,令人不由对苍蝇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樊”“棘”“榛”三字一义,其实都指篱笆而言,但每一次变化,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义反覆,而是隐含了对苍蝇见缝就叮、不弃不舍的深刻揭露。
其次,这三章诗的后两句也逐章递进,层层见意。第一章是规劝正人君子不要去听信谗言,语言直白如话,是全诗的作旨。第二章列出谗言的第一个危害,那就是搅乱四邻各国间的关系,即所谓祸国殃民。第三章指出谗言的第二个危害,那就是挑拨人际关系,使朋友知己互生嫌隙,反目成仇。而这两种祸害,全在于“谗人罔极”,即进谗者为人处世没有一定的准则,阳奉阴违有之,出尔反尔有之,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亦有之。
所以从全诗来看,它的特点既包括取喻确切传神,同时也包括对谗言的危害和根源的深刻揭示。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无信谗言”的规劝和警示显得充分有力,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讽刺、谴责的力度。
词序点明董“梓漕得罪归鄱阳,过东坡于齐安”的原因,惊讶董视罪罢无事而“丰暇自得”的淡然心情,记录了董续柳氏忧患与共的深情。
全词主要围绕董柳忧患与共的情缘展开构思,赞颂董不为五斗米折腰及柳氏不因董“梓漕得罪归鄱阳”,“忘怀于进退”的高尚情操。
上片,由写董的“得罪削籍”一身轻,进入到写致仕后的美好家庭生活。开头六句,就写了两个“忧喜相寻”:一是“三日而去官”的董毅夫“固不成戚”;一是柳氏“忘怀”董毅夫之“进退”而“同忧患”。他们经过了一番“风雨”的打击之后,心情如“一江春绿”,清澈明亮;留下了楚襄王“巫峡梦”醒,身心皆空,过着巫山神女般的仙境生活。接着五句,以东汉伯鸾与德耀同甘共苦、坚贞不渝的情爱和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志的史事,进一层赞颂董毅夫与柳氏过着“清欢”、“粲然”、“光彩”而带着“兰玉”般孩子的恬淡家庭生活。这种生活感情,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而东坡却能体验人微,并能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把它写得富有感染力。
下片,进一层写董毅夫与柳氏淡然面对人间烦恼,“欣然”、“益安”同“忧患”的人生态度。开头四句,三三排比,锵锵有声。“幽梦里”,吐真言。东坡过着贬居生活,非常寂寞,只有靠虚幻的梦境来求得片时的慰藉。“肠断处”,不理睬,一切听自然。到了“肠断”的境地,真挚之情自不待言。可见他们是志同道合的贤妻良夫。第五、六句又用一典,反衬出董毅夫有情有义,不是“文君婿”司马相如忍受不住贫困而受卓王孙的赐予那样“卑辱”的软骨头。显然,东坡是站在封建传统的观念上来看待司马相如的,不足为训。第七、八、九句引用《诗经·周南·汉广》,“夫子休乔木”意,是说贤女可求,以喻董毅夫有幸地得到孟光般的贤女为妻。东坡反其义而用之,可谓妙笔。最后三句发出衷心祝愿:愿董柳远离尘世,清闲无忧,左右相伴,白头偕老。
全词,序言和正文互补,如道家常;想象与现实融会,情调浪漫。喻义精当,寓意深刻。五处用典引诗,不落俗套。以典代言,既精炼文字,又准确表意,实为东坡词的一大特色。东坡与家僮建立起一种感情上一拍即合的“朋友”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己与董毅夫的宦场失意的落泊感。
此词上片基本上是围绕欧阳修“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梅圣俞诗集序》)的观点来写的,同时也写出了自己的感受。下片以达官贵人与贫寒诗人进行对比,认为诗人要比煊赫一时的金张许史之流有贡献,进一步抒发了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情。该词观点明确,情调乐观,用词很有分寸;而采用反复对比的手法,对突出主题起了很大的作用。
“诗不穷人,人道得诗,胜如得官。”作者起句指出诗并不使人“穷”,后两句化用唐郑谷《静吟》“相门相客应相笑,得句胜于得好官”句,作者对郑谷语是充分肯定的。词的开篇就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把作诗和作官对立起来,以诗人得诗胜于得好官来充分肯定诗人的价值,反映了古代文人投身诗文创作的执着追求和对此的真切热爱的语言。
“有山川草木,纵横纸上;虫鱼鸟兽,飞动毫端。”此四句化用欧阳修之语,言诗人胸中蕴藏着广阔的世界,笔端能驱使山川草木、虫鱼鸟兽,万事万物都将进入诗篇。这里的“纵横”和“飞动”两个词语非常生动传神,把郁郁苍苍的山川草木和生机勃勃的虫鱼鸟兽表现得十分淋漓尽致,勾勒出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世界。“水到渠成,风来帆速,廿四中书考不难。”这些不仅为世俗的目光所仰慕,即使在正统史家看来也是难能可贵,可是作者用“水到渠成,风来帆速”两个浅而生动的比喻,说明他们的累至高官,其实并不难,只不过是时会所致而已。名垂千古的忠臣良将不过如此,其他平庸之辈便更不在话下了。人们所说的,作者如此用笔,目的还在于反衬诗人之难得,并进一步把为官和作诗来进行比较。
引出什么比作官还难的问题,作者答道:“惟诗也,是乾坤清气,造物须悭。”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他认为文章根据作者气质不同,分清浊二体。这里作者把秉沉浊之气者排出诗人行列,认为诗是天地间清气的集中表现,因此,造物者是不愿轻意给予的。言外之意是诗才难得,只有超脱了世间的庸俗气息才能得到天地间清气,写出清澈的诗篇。作者将写诗与天地间的传扬之气紧密相连,实则指出诗人乃得天地之最精而生,可谓将诗人价值推崇到极致。
下片又从世间权贵不足贵说起。“金张许史浑闲,未必有功名久后看。”金日磾、张汤的后代,世为贵显,与外戚许氏、史氏交好,是西汉宣帝时的四大家族,他们或是高官,或是贵戚,都曾权倾一时,为人们所羡慕,作者则认为极为平常,用“浑闲”二字,将这些当时大人物一笔抹杀。
“算南朝将相,到今几姓;西湖名胜,只说孤山。”这一韵把历史上的权贵和历史上的诗人作了生动的比较。“南朝”指宋齐梁陈,当时将相多为腐败衰朽的高门士族,王、谢、瘐、顾几大姓之间轮流执掌国政。他们当时都曾不可一世,可是到此时人们对豪门贵胄记忆颇少,这里(包括上韵的“金张许史”)说的虽是古代的权贵,实际上指南宋王朝的权贵奸佞如史弥远、贾似道一类的人,他们或是已死,或正在气焰嚣张,世人为之侧目,作者认为他们迟早要被人们所唾弃。与此相反,那位宋初隐居于西湖孤山、妻梅子鹤的诗人林逋,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功名”,但因为他不趋慕富贵,写下许多清丽的诗篇,因此被人们永远记忆,他的居住之地也成为西湖名胜,给湖山也增加无穷的魅力词人赞美创造精神财富的诗人,极力贬低富贵荣华,功名利禄,抒发词人蔑视权贵的激愤之情。到此作者意犹未尽。
“蝉冠”二句言贵族之家尽可安排自己的子弟占据高官要职,传给他们财富权势,但却不可能给他们以济世的才华。他们不会有传世的诗句流传在人间,他们无法创造精神财富。写到这里,作者充满诗人的自豪感,因之,他举出了最能引起诗人骄傲的杜甫。
“杜陵老,向年时也自,井冻衣寒。”这位诗国的圣人,精神财富创造者的巨人,他为人们留下无比丰厚的精神财富,他终生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可是他自己却常为饥寒所困,一子一女冻饿而死,自己最后也死于贫病交加。作者所举出的诗句是杜甫被安史叛军困于长安之时,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所作,他无衣无食,写下了这篇著名的《空囊》。其中有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与杜甫同时的有多少横行一时的“五陵年少”、公侯卿相,乃至风流天子,但他们都如过眼烟云为人们所遗忘了。可是这位当时只“留得一钱看”的诗人却能以他美妙的诗篇,在宋代就受到普遍的尊敬(宋有人将杜甫比喻为集大成的孔子),成为众多诗人的欣慕的楷模,作者用这位诗国的权威压倒了世间(封建社会)以富贵势力为支撑的权威,使全词达到高潮。词至此戛然而止。这三句不仅和词的起韵相照应,也表明作者最尊崇的诗人是爱国忧民的诗人。
该词表达作者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作者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人贬斥权贵反衬出作者的坚定,全词充满了为诗歌创作的献身精神,表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豪情。
词的基调高昂,激越气势磅礴,笔意跌宕。作者把诗人和权贵反复对比,层层深入,权贵越来越遭贬仰,“二十四考中书”的郭子仪真正是国家的功臣,平安史之乱,拒吐蕃入侵,勋劳卓著,而“金张许史”则半是功臣,半是外戚,但这些功臣也只是忠诚于汉室,和安邦定乱关系不大,这比郭子仪就差了许多,而南朝将相则多腐朽不堪,能定国安邦者少而又少,列“家笏”、“蝉冠”指那些借祖先荫庇而腾达的纨绔子弟,这些人更不足挂齿;用于对比的诗人,则从一般的诗人到隐逸山林的林逋,再到杜甫,逐级提高,更为鲜明地突出了主题,安排可谓匠心独运。与表现内容相适应,作者用词颇为恰当精准,对郭子仪这样的功臣,只言达到也“不难”,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对“金张”等人则用“浑闲”,表现了作者对他们的轻视。对“南朝将相”则用了一个“算”字,有“何足算也”之意。对贵族子弟则一笔否定。
由此看来,此词的修辞虽然朴素、通俗易懂,但却富于表现力。词人通过这首《沁园春》表达自己对诗歌作用的见解,论述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抒发了自己在饥寒穷困中坚持创作的执著之情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