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借菊花的遭遇,抒发自己惋惜之情。在唐宋时代,九月十日被称为“小重阳”,诗人从这一角度入手,说菊花在大小重阳两天内连续遇到人们的登高、宴饮,两次遭到采撷,所以有“太苦”的抱怨之言。
作者以醉浇愁,朦胧中,仿佛看到菊花也在嘲笑他这个朝廷“逐臣”,他痛苦地发问:菊花为什么要遭到“两重阳”的重创?对于赏菊的人们来说,重阳节的欢乐情绪言犹未尽,所以九月十日还要继续宴饮;但菊花作为一种生命的个体,却要忍受两遭采撷之苦。诗人以其极为敏感、幽微的灵秀之心,站在菊花的立场上,发现了这一诗意的空间。实际上,诗人是借菊花之苦来寄托自己内心的极度苦闷。借叹菊花,而感慨自己被馋离京、流放夜郎的坎坷与不幸,正见其愁怀难以排解。此诗语虽平淡,内涵却十分深沉。主要表现了作者一生屡遭挫败和打击,而在节日里所引发的忧伤情绪。
文章描述不得志的士子卢生在道士吕翁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美梦,梦中曾一度享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而梦醒之时连一顿黄粱饭尚未煮熟,揭露了封建官场的凶险和黑暗,讽刺了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熏心的文士,也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人生如梦的消极出世思想。全文结构谨严,前后以黄粱照应,以黄粱蒸始,以黄粱未熟终,同时穿插一个高人吕翁点拨,一线贯穿,毫无滞碍之感。
故事大意是:唐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卢生郁郁不得志,骑着青驹穿着短衣进京赶考,结果功名不就,垂头丧气。一天,旅途中经过邯郸,在客店里遇见了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卢生自叹贫困,道士吕翁便拿出一个瓷枕头让他枕上。卢生倚枕而卧,一入梦乡便娶了美丽温柔出身清河崔氏的妻子,中了进士,升为陕州牧、京兆尹,最后荣升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封为燕国公。他的五个孩子也高官厚禄,嫁娶高门。卢生儿孙满堂,享尽荣华富贵。八十岁时,生病久治不愈,终于死亡。断气时,卢生一惊而醒,转身坐起,左右一看,一切如故,吕翁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此即“黄粱一梦”的由来。
《枕中记》讽刺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的社会官场。贫寒之士卢生慨叹自己生世不谐,不能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道士吕翁使他入梦,在梦中这一切向往皆得以实现:与高门大族联姻,进士及第,青云直上,出将入相,受封国公,子孙满堂,年逾八旬,寿终正寝。然而作者并未让他的仕途一帆风顺,正当卢生双功齐建,功成名就之时,“大为时宰所忌,以飞语中之,贬为端州刺史”。当他任中书门下章事十余年,号为贤相时,“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经过两次打击,甚至下狱几死的卢生,被减死罪,重封燕国公后,“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如此不似当初建功立业,却耽于声乐。这是作者以自身的经历感受到整个世风如此,因为居官不到两载即因党争株连而遭贬的沈既济,对官场斗争是深有感触的。“晏与炎,相继覆败,其必出于党争倾陷可知,亦何至皆入死罪?……德宗之猜忍,则于此可见矣,贞元后之失败,非无故也。“唐中期朝廷内部斗争,昏君奸相与忠臣良将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很尖锐的。《唐纪·玄宗天宝十载》描述昏君奸相造成的腐败局面:“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为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塞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玄宗以后,肃宗代宗德宗无不昏庸猜忌,任用奸臣佞相,把持朝政,忠良被贬被杀,因此,作者写卢生终于醒悟:世人共浊己独清时,便会被贬被杀,而与世同浊,便会荣华富贵,福禄寿禧可见,卢生由执于功业而到耽于荒乐,非本性如此,黑暗之官场使然,作者这里是将讽刺的矛头指向社会,指向官场。
主人公因对现实不满而本人亲自入梦,感受梦中和现实的差别。梦前的卢生“短褐,乘青驹“,一副贫寒书生的样子,梦中的他曾拥有功名富贵,但有“下制狱“的危险,为此梦中的他甚至后悔“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梦中和现实即形成对比。另外,卢生入梦之前,主人方在蒸黍,梦中经历一生荣辱成败,醒后主人蒸黍未熟,突出辉煌的一切,不过是短暂的一梦。通过这种对比,强调了人生如梦,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莫不如此而已的结论。
作品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感染力很强。作品极力渲染卢生娶妻,“女容甚丽”,屡建奇功,“立碑颂德”,富贵之极,显赫之至。然后,笔峰陡转,点破这一切原来都是白日梦。梦中卢生何其富贵、显赫,而现实中卢生则极其困顿、贫寒,形成天壤之别的巨大反差。虽透露出人生似梦、富贵无常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却也给予追名逐利之徒以委婉嘲讽,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