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篇都是祝福词。全诗以“既”字领起，用的虽是赋法，但并不平直，相反，其突兀的笔致深堪咀嚼。而“既醉以酒”，表明神主已享受了祭品；“既饱以德”，表明神主已感受到主祭者周王的一片诚心，更为下文祝官代表神主致辞祝福作了充分的铺垫。享受了主祭者献上的丰盛的美酒佳肴，对他的拳拳之意不能无动于衷。因此，神主愿意赐给献祭人各种福分，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
诗的前两章，讲的都是享受了酒食祭品的神主的心满意足之情，他深感主祭者礼数周到，便预祝他万年长寿，能永远获得神所赐的幸福光明。而第三章末二句“令终有俶，公尸嘉告”，直接点出公尸，说明下文均为神主具体的祝福之辞，诚如陈子展所云，“为一篇承上启下之关键”。如果把此诗比为一篇小说，则前两章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法，而后五章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法，第三章则是两者的过渡。“其告维何”“其类维何”“其胤维何”“其仆维何”云云，等于现代汉语“他的……是什么？他的……是……”这样的结构。这五章中，除第三章是答谢献祭人的隆重礼节外，其余四章都是祝福的具体内容。从尽孝、治家、多仆几个方面娓娓道来，显出神意之确凿。诗的中心词不外“德”“福”二字，主祭者周王有德行，他的献祭充分体现了他的德行，因此神就必然要降福于他。而神主所宣布的将赐之福，在诗中主要是属于家庭方面而不是属于军国方面的，颇显示出此诗颂祷的倾向性，对一般读者来说这似乎也更有亲切感。
从诗的艺术手法看，善于运用半顶针修辞格是此篇的一个特色。《诗经》中运用顶针修辞手法屡见不鲜，但像此篇这样上文尾句与下文起句相互绾结，而重复只在上句的末一字与下句的第二字那样的修辞方法（姑称之为半顶针修辞），却是并不多见的。其实，接第三章“公尸嘉告”句的第四章“其告维何”句、接第五章“永锡尔类”句的第六章“其类维何”句、接第六章“永锡祚胤”句的第七章“其胤维何”句、接第七章“景命有仆”句的第八章“其仆维何”句，若改为“嘉告维何”“尔类维何”“祚胤维何”“有仆维何”，也完全可以，这样各章之间便以纯粹的顶针格相贯连。但此篇的作者却蹊径别出，不取上下章衔接文字完全重复的纯顶针格，而仍收“蝉联而下，次序分明”（方玉润《诗经原始》）之效，并别具曲折灵动之势，实在令人拍案叫绝。这章与章的半顶针衔接又与各章章内的纯顶针修辞（如“高朗令终”与“令终有俶”、“朋友攸摄”与“摄以威仪”、“君子有孝子”与“孝子不匮”）连成一片，产生了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效。由此可见，颂诗的表现力也相当强。
“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秋霜切玉剑，落日明珠袍”，描绘豪侠的形象。
“斗鸡事万乘，轩盖一何高”，“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猱”，讲述豪侠的倜傥不群和武艺高强。
“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表达豪侠不拘礼法，疾恶如仇。
“发愤去函谷，从军向临洮”，“叱咤经百战，匈奴尽奔逃”，虽写豪侠的爱国精神，实则也隐隐流露出诗人想建功立业的寄望。
“归来使酒气，未肯拜萧曹”，“羞入原宪室，荒径隐蓬蒿”，最后四句是说打败敌人，胜利归来，既不会阿附权贵、居功邀赏，也不自命清高，隐居草野，要继续过游侠生活。
在这首诗里，诗人以热烈的感情，丰富的想象，夸张的语言，刻划了一个武艺高强、报国杀敌、功成退隐的侠客形象。他出身高贵，剑如秋霜，袍饰明珠，艺高胆大，堪与名侠剧孟比肩。他虽身玺百战，威震胡虏，但功成后又任性使酒，不肯俯身下拜萧何曹参之类的高官，而是隐居于荒山野径。
他潇洒倜傥，豪迈勇敢，不拘礼法，疾恶如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富于爱国精神。当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受到威胁时，便“发愤去幽谷，从军向临洮”，不计身家性命，英勇杀敌，立功疆场，而胜利归来时，既不阿附权贵，居功邀赏，又不消极退隐，逃避现实。在这个形象身上，集中体现着李白的任侠思想。显然，他的这种任侠思想和他进步的政治理想，他的反对腐朽权贵的斗争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因而也显示了这种任侠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
这是一首拟古的思妇词，上片类似传统的春怨诗，只是一味的相思。下片的却是自怨自伤，没有报怨，只求一种自怜，采用比拟却能多少翻出一些新意来，其温柔敦厚处，尤令人怆然动容。该词的艺术特点不同与传统的春怨诗有情有怨，却只是一味温柔，一味的相思。可以看出王国维这词在内容上比传统春怨词更传统，但在写作方式上却不同于传统的春怨词的思春怨情，更多的是不同于传统的怨，而是自怜。
“金微”这个词，是唐人常用的。在一个古代闺中女子的眼里，那地方真是远在天边，只有梦魂才能到达，所以是“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闻说”征人的消息，马上就“梦向”其地，没有“不知何路向金微”的顾虑，也没有“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的忧惧，平淡的口气中令人感受到一种迫切的与征人相聚之渴望。
但纵然如此也还是来迟了一步，现在他的部队又开往辽西去了，辽西与金微远隔大漠，思妇的梦魂徒劳往返。而且，即使思妇的梦魂真能追上部队，也没有办法找到她的心上人。因为在那大军驻扎的地方，千千万万的营帐在月光下的阴影把沙漠都遮暗了，千千万万的战马嘶鸣淹没了梦魂微弱的呼唤。不管思妇有多么迫切的愿望和多么坚强的意志，她的追寻也只能是徒劳的。
下片是这个女子失败后的慨叹。她说：你就像早开的梅花，我就像梅花的树叶，当我来到的时候你已经凋落，我们命里注定不能够同枝并蒂。我们知道，梅花和一般的花不同，它要到花谢了之后才生叶，所以梅花的花与叶是“可怜开谢不同时”。这对叶来说，当然是怨，但她怨的不是花不肯等待自己，也不是上天安排的不公，而是自己，是自己来得太晚了，是“漫长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这令我们联想到封建社会旧首先的“三纲五常”。词中这个女子，在经受了绝望的打击之后，对丈夫，对上天安排的命运，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怨念，而且把一切的错误都归咎于自己，可以说是“女德”的典范了。
然而，“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带给读者的，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天命和封建纲常的联想，它也可以使读者联想到另外一种“感情的境界”：一个人付出千辛万苦去追求某种理想却终归不能够实现，但这种理想在他的心目中永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