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四句，先从位于齐城（今山东淄博）东南荡阴里（一名阴阳里）之三壮士冢写起。“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步出”与“遥望”相呼应，人未到而两眼视野先到，表明了对三坟之专注。“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这是已经来到冢前，看清了三坟相连，形状相似。这三坟相似，也象征着三位勇士之相似，皆勇力超人，皆有功于君，皆使气好胜，皆被谗不悟。接下去六句转而写坟中三人的遭遇。
“问是谁家墓”，明知故问，是为了突出所咏对象。答曰：“田疆古冶子”，这是以两人之名代三人之名，其中包括公孙接。“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紧承上句，盛赞三人勇力绝伦。排南山，推倒南山（齐城南之牛山）。绝地纪，语出《庄子·说剑篇》：“此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这里指折断地脉。这样的勇士，结局却又如何呢？“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一朝，既言时间之速，也表明此阴谋之轻易得行。“谗言”二字，倾向性极明，既是对三士的同情、惋惜，也是对主谋者的有力谴责。二句写得斩截有力，使入感到毛骨悚然。二桃，比起三个力能推倒南山、折断地纪的勇士来，那真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然而竟能实现杀掉三士的目的。诗句所构成的这一巨大反差，足以使人惊心动魄。诗至此，似可结又实未结，因为还留下一个疑问，这就是“谁能为此谋”？答曰“国相齐晏子”。结尾再一次用问答句式，波澜突起，把做国相的晏子指名道姓地点出来。二句看似客观叙述，不着议论，不含感情，实则皮里阳秋，有深意在。一问，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设此不寻常之谋的人，一答，指名道姓交代出为谋之人。
“国相”，字面上是点明其身份，实际上是谴责这个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肩负沟通上下、协调文武之责的“国相”，人当以至此。这样的行为与“国相”的地位、气度、职责该是多么的不相称。“齐晏子”，是直点其名，意在立此存照，永远展出示众，使人们知道，这个善机变、巧谋划的“名相”，竟干出了这样的事。关于此诗作意，一般皆取前引朱乾的说法，但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朝有悍臣武夫，宰相不能制，就应该有晏婴这样的能臣。
从诗的主题和语言看，这首古辞当是出于文人之手。在汉乐府诗作中，此诗显得朴拙了一些，但结构还是比较严谨的，诗从望荡阴里、见三坟写起，转到写坟中人被谗言遭杀害的悲惨事件，再转到揭出设此毒计之人。层层推进，语语相衔。诗中两用问答句式，都处在诗的关键处，既起醒目作用，又使文气免于平实。语言虽质朴而少文彩，但句句简洁，文雅而不艰涩，明白而不浅俗，可见是经过一番锤炼之功的。
这首诗前两句以视觉角度展现暮春时的和丽景色，后两句以听觉角度从细处描摹气候转变。诗人善于捕捉细节，把难于表现的季候特征写得非常细腻。
前两句写“游子春衫”，游子长年在外，对气候冷暖的变化最易感知。此时游子脱去冬衣而换上单薄的“春衫”，这个视觉形象反映出气候的温煦，又给人一种舒服、轻松的美感。一个“试”字写出游子的心理状态，寓有因气温不稳定而尝试之意，也为后面的“又作东风十日寒”埋下伏笔。次写“桃花”和“野梅”。桃花于仲春开放，但此时已“飞尽”；梅花于初春开放，夏初结梅子，此时则“野梅酸”，二物皆足以显示江南三四月的特征。写桃花，仍从视觉角度，不仅“桃花”二字有色彩感，“尽”前冠以“飞”，又显示了动态美。写梅则从味觉角度，一个“酸”字，足使口舌生津。这两句写气侯乍暖，点出春夏之交的季节。
后两句写忽寒。诗人审美感受相当细腻，也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怪来一夜蛙声歇”，这是从听觉角度落墨，写气候忽冷。诗人很会捕捉典型的细节：先是从听觉角度着笔，前两天气候乍暖时，田蛙也为之欢欣歌唱，增添了暖意。但忽然“一夜蛙声歇”，确令人感到“怪”。“又作东风十日寒”：原来是气温又变寒，青蛙于气温变化极敏感，他们躲进洞里，声息全无，正显示着“东风十日寒”。此句又从触觉角度来写。“十日”与“一夜”相对，时间更长，但毕竟已是“东风”，此“寒”自是强弩之末，不必为之生畏。
这首诗纯然写春夏之交人们对乍暖还寒气候的体验，并无深刻的寓意寄托。但选材精到，体验细致，有跌宕曲折之致。诗人注意全面调动各种审美感觉，从视觉、味觉、听觉、触觉等角度进行描写，使诗的意境显出多层次，多侧面，具有立体感，给人以更丰富的美感。语句清晰，体验真切。通过典型细节和景物描写，表现游子对季候变化特别敏感的某种心理。
此诗作于升之宫学秩满之时，在绍兴二十一、二年间，时陆游居山阴。
钱仲联详注仲高身世，大略云：仲高，陆游从兄陆升之也。绍兴十八年（戊辰）进士，其人阿附秦桧，谄事桧党两浙转运使兼临安知府曹泳。泳为政凶酷，缙绅畏之如鬼蜮。时升之为右通直郎，与右承务郎李孟坚亲善。孟坚之父光私撰国史，语涉朝政，或多讪谤褒贬。孟坚以秘事告之，升之发之以告泳，泳检举於朝，光故得罪。後桧死，泳被贬窜新州，升之坐为秦党亦被黜。“临分出苦语，不敢计从违”一句，深有规劝之意。
此诗直白忧碍，意思不必过多解释，仲高时往投丞相秦桧门下，故陆游在此诗中予以规儆。“道义忧今古，功名有是非”，道义是不分古今的，但凡稍有智识、操守的人都应遵守，然而功名却很难说了。当逢有道之世，求取功名而不悖于道义，或说功名与道义体现为一致性时，自当努力追取。这正是儒家传统的积极用世思想。历数中国古代士人，但凡事业有成者莫不类此，国旺家兴，名垂后世，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统实现。但这样的世道，泱泱中华、上下五千载也只是凤毛麟角，因此多是一种理想状态。而遭逢乱世，帝王昏聩、奸佞当道，功名与道义则体现为对立的关系，这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则是一种常态。士人往往有两类选择：一是舍道义而就功名。陆仲高年轻时正是走了这样一条路。绍兴二十年（1150），陆仲高任诸王宫大小学教授，之后阿附秦桧，以告发秦桧政敌李光作私史事（仲高为李光侄婿），擢大宗正丞。显然这样的一种选择很为时人所不耻，陆游在此诗中也正是劝他不如请求退职。另一种选择是坚决维护道义，至少是维护心中的道义原则。
李白创作此诗时正处于危难的境地，他因为皇室政治突变而被送入死牢。他在诗中用四言的句式与大量的典故说明自己跟随永王完全是为了平灭叛乱，并恳请当时的宰相崔涣能够理解他的做法，免除自己的罪名。
全诗可分为三部分。开头十六句为第一部分，诗人运用神话传说作比喻，写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国土板荡，生灵涂炭，自己也蒙冤入狱。“共工”以下八句，概括出安史之乱造成严重局面，有如凶神恶煞摧折天柱，鲲鲸鱼龙兴风作浪，战乱中生灵涂炭，玉石俱焚。“仰希”以下四句，盼望早日平定叛乱，解民倒悬。连用了李广射石、鲁阳挥戈的典故，非常切合当时冠军平叛战争紧急而艰苦的形势。“邹衍”以下四句，暗喻自己尽忠保国反而蒙受冤狱。诗人不敢正面抗争，而以邹衍含冤、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和自己的“微诚不感”，身陷囹圄的悲惨遭遇作鲜明对照，委婉曲折地表达悲愤的心情和希望对方为之昭雪的意愿。
中间十二句为第二部分，诗人慨叹自己未能效法先贤见机行事，及时引退，以致蒙受屈辱，备尝铁窗系囚之苦。“苍鹰”以下四句，将当时法律烦酷、狱吏森严和贤才凋敝、朝政衰败现象对比出之，讽喻之意，言外可见。“斯文”以下八句，惋惜自己没有能及时隐退。其中“斯文未丧，东岳岂颓”两句是借孔子来比喻朝中贤臣。接着以穆生和邹阳两位先哲因能见机而退，终于摆脱灾难的事迹，对照自己的困境，发出“二公所咍”之叹。感叹之余，颇含愧悔之意。“骥不骤进”，典出宋玉《九辩》，“麟何来哉”典出《家语·辩物篇》。李白用此二典一方面是表白自己出山从政本意是出于爱国，并不是趋炎附势、搞政治投机；另一方面也是痛惜自己参加永王幕府不是时候，触犯了当局。
最后十六句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诗人联系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况，表达自己内心深沉的哀愤和忧愁；同时也表达了对崔涣的希望。“星离”八句，抒写变乱中家室离散，内心如焚的情景。李白在浔阳狱中时，其妻宗氏在豫章（今南昌），女平阳，儿伯禽流落穆陵关（今山东沂山北），其他亲戚也散于各地，所谓“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不复相提携”《万愤词投魏郎中》，就是当时境遇的写实。这使他十分忧愤，因此即使有金瑟奏乐，玉壶斟酒，也只能成为忧愁的媒介物。“台星”八句，则希望崔涣等朝廷大臣执法量刑，宽大为怀，能为自己昭雪伸冤，使自己这块有瑕之材，为李唐王朝效力；使自己这堆覆盆下的寒灰，能再沐三光，重新燃烧发热。
作者在诗中以大量典故申诉自己的冤情，这是此诗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全诗用典二十来处，举凡古代神话、历史故事、名人轶事、成语警句等，莫不拈以为诗，而且都显得十分精确贴切。
叙事简洁，抒情委婉，两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是此诗的第二个艺术特色。诗中以“见机苦迟”四字表达自己懊悔就李璘之辟入幕，并以穆生、邹阳的故事来反衬，联系自然，显得十分真实，没有丝毫虚伪做作。诗写个人遭遇时，联想到一家离乱的悲惨处境，用“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两句来概括，既洗练简明，又婉转悱恻，催人泪下。紧接着“万愤”一下六句继以强烈的抒情，倾吐自己内心的悲愤忧愁，已达到饮食奏乐“尽为愁媒”的地步。其忧愤之深，可以想见。简洁的叙事结合强烈的抒情，使此诗具有感人肺腑的魅力。
全诗感情悲愤，沉郁典雅，节奏急促，用典切当，在李诗中较为少见，体现了李白诗歌风格的另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