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这是篇游记。此记将两次游赏大龙湫所见揉合于一文，一值秋霁，一当冬旱，瀑布的景色不同，亦各有情趣。初游，作者从远处听到湫水骇人的洪大声音着笔，到形如大柱、屏风的巨石，故作曲折跌宕，而突然倾出如雷霆、暴雨、从天迸落的大瀑布，风骤水飞，气势如万马奔腾。再次游，作者笔下的情调，如缓韵轻歌，绘瀑布只丹青数笔，而以水在石上映红、斑鱼、黄猿、苍林、落叶，映衬大湫的溢如苍烟、鸣声壮急之美。全文文笔潇洒俊爽，平叙中有突兀，轻淡里着色彩。终篇以明月如故人作结，情趣盎然。
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描写作者在秋冬两季游大龙湫的见闻。
第一部分写其初游时的感受。在这一段中，作者具体描写沿路的见闻。其写水声之大，撼人心魄，与苏轼的《石钟山记》中“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的写法相似。只是苏文是实写，而此处则是虚写，借水声之大来渲染水势，以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接着又从视觉的角度对沿路山景进行描摹，种种奇山异石令人目不暇接。作者用新奇的比喻为奇异纷披的山石传神写照，描写颇为精彩。人俯、相倚、大楹、屏风、蟹螯等，巧妙地表现出了山石的千姿百态，而且动静相间：“作人俯势”是动，“如大楹”是静；“两股相倚立”是动，而“其颠谽谺，犹蟹两螯，时一动摇”则为静中之动。动静相间，所表现出的意象更为纷繁多姿。
从听觉和视觉两方面对大龙湫进行侧面的烘托之后，就对瀑布进行直接描摹。先极写瀑布之高，仿佛从天而降，再状瀑布的夭矫凌空之态，然后写它迸落深潭，发出如殷殷雷声般的震耳声音：视角自高而下，由仰望至俯视，极有层次地写出了眼前瀑布那种盘旋飞舞，轰然迸落的神姿。“震霆”二字，极言瀑布落深潭时轰鸣声音之大。瀑布凌空飞下，激起横射的山风，水沫随风飘洒，犹如暴雨骤至。这是瀑布将落未落时的雄伟气象。
接着写瀑布入潭，用一“捣”字，非常传神地表现出瀑布的雄劲之势，体现了作者炼字之精。瀑布捣入深潭，轰鸣声犹如万人奋击鼙鼓那样惊天动地。先写瀑布，继写水声，仍是从视听两方面落笔。水声给作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文中先后三次予以强调：先是“闻大声转出谷中”；继而亲临其境，感受到它“如震霆”、如“万人鼓”那样雄壮；最后又以“人相持语，但见口张，不闻作声”来进行反衬和渲染，淋漓尽致地突出了大龙湫飞瀑的磅礴气势。
以上所写，是作者追记初游龙湫时的见闻，描绘了秋雨霪霪的雨季所见到的大龙湫奇景，下面则转而描写旱季的大龙湫。雨季的大龙湫，其基调是“雄奇喧腾”，而旱季大龙湫的基调则是“明丽幽静”。瀑布不再是那种夭矫凌空、声震山林的雄姿，而是呈现出“渤渤如苍烟，乍小乍大”的飘缈变幻之状；水声也变得回环潺谖，需要走上邻近的石桥，方能聆其清音。虽然不复能看见雄奇之景，却别有一番情趣，吸引游人留连忘返。这一段，侧重描写大龙湫四周的景物，与上一段突出描写瀑布本身不同。这里作者描绘出一幅明丽幽静的画面，以展示大龙湫旱季的美丽。
围绕着瀑布，他从动静两方面来写景：潭上清石与水气相映，红如丹砂；山石之间树木葱茏，碧绿细润，如翠羽凫毛。红绿两色，交相映衬，使这些静态的景物，更为生色。又以鱼和猿两种动物来写这里环境的自在悠然，远离尘嚣。鱼的闲暇逍遥点出山中景致令人心情怡然，同时也写出了潭水的清莹透澈。猿猴“窥人而啼”这一场面，着力渲染的是山中的静谧。猿猴啾啾而啼，更打破了山中的岑寂。作者承袭前人以声写静的手法，通过动静两组画面的相映照，突出了旱季大龙湫清雅如画的美。面对这样的美景，作者的游兴到薄暮还未尽，直至月出东山，依然徜徉在洒满月色的曲径上。这是诗的意境，诗意盎然的结尾，使文章余味无穷。
这一篇游记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记叙了两次游历，通过不同季节的所见所闻，全面地展现了大龙湫的风姿。二者互补，将大龙湫的奇伟变幻尽收笔下；二美合璧，将大龙湫的奇丽景象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在结构上通篇用对比法：上一段写大龙湫的雄奇喧腾，展现出的是壮美的画面；下一段写大龙湫的明丽幽静，展现出的是优美的画面。雨季出游，着重写沿途的见闻及瀑布的磅礴气势；旱季重来，着重写瀑布四周的景物。上一段的描写是线状的，下一段描写是点状的。上一段详写的，下一段则一带而过；而上一段所略者，下一段则工笔细描。犹如秋冬两季大龙湫景色的不同一样，文章的上下两段也迥异其趣，充分体现出作者文笔的腾挪变幻之妙。
这是一首写旅愁的小令。
上片开头是：“饮散离亭西去，浮生长恨飘蓬”。词人饮罢饯行酒，与亲故辞别西去，感慨万分，怨恨自己一生象飞蓬那样到处飘泊。离亭，送别的驿亭。“浮生”一词，出自《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庄子认为人生在世虚浮不定，后世相沿称人生为浮生。这里，词人感慨自己的身世，如今踏上旅途，从此开始了“飘蓬”一般的生活，遥遥水路，漠漠苍天，词人内心极度凄凉，羁旅之恨油然而生。而这恨又是“长恨”，这就道出了“饮散”“西去”对词人来说并非第一次了，每重演一次，就会增加一分身世飘零之恨。一个“长”字，使恨的情感深化了。
词人生活在唐宋之交的动乱时代，这首词，可能就是徐昌图由闽入宋前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词人凄清的身世，也包容了唐末宋初离乱社会的影子。这次词人西去，是乘船而行的。他别情依依，禁不住频频回首：“回头烟柳渐重重”。送行的人已不见了，只有那岸上的杨柳象是笼罩着一重重的烟雾。“烟柳重重”既是状景也是写情。这是由于当词人看到烟柳迷茫而看不到人时，必然增添其内心的苦闷。因为柳色是最容易引起人的离情别意的，所以，写“烟柳重重”，实际上也就是“离情重重”，是把抽象、无形的愁情寄托在具体形象的烟柳中来表现而已。
接下去，词人转过头来，顺眼一望，却是“淡云孤雁远，寒日暮天红”。辽远的天际飘浮着几丝淡云：并不时地传来孤雁的鸣声，傍晚的落日，照得满天通红。此时此景，又不免使人感到：“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诗）。词人象浮云一样飘流无依，象孤雁一样孑然影单，而寒日西沉，晚霞映天，却又唤起词人念乡思亲的凄伤之情，这一切既是词人眼前之景，也是他今后“飘蓬”生活的形象概括。这是由当前情景过渡到以后情景的写法，也是融情入景，即景抒情的写法，所以这二句可看作是词人特定心态下摄取的一组画面，既是实景，也是虚景，虚实相用，使画面极富表现力，它给读者的感受就不仅是自然景观了，更深刻的是这种景观中所隐含的离情别恨，它连绵不断，广阔深远。
下片写词人途中的孤寂心情。“今夜画船何处？潮平淮月朦胧”。词人辞别亲故，纵一叶孤舟西去，水路迢迢，暮色苍苍，想到归宿，词人不禁自问，愁绪充塞。夜深了，当词人从船舱里探出头来时，只见船已行在平波万顷的淮水上，空茫迷濛，孤月映水，朦胧凄清。“淮月”，照临淮水上空的月亮。词人通过气氛的渲染和景物的烘托，使内心的感伤之情与外在的空冷之景交融为一，传达出词人此时此地的冷寂情怀。这时候，词人愁绪难以排遣，只有借洒消愁了。然而，醉酒只能求得一时的解脱，“酒醒人静奈愁浓”，一旦酒醒，回到现实，只能更增愁情，不是三杯两盏淡酒就冲刷得掉的。一个“奈”字，突出了词人万般无奈的苦闷心情。结句：“残灯孤枕梦，轻浪五更风。”又进一步写他的这种感情。一个人躺在船里，辗转反侧，愁绪万千。一直熬到夜尽灯残之时，才对着残弱的烛光，勉强伏枕而眠，可惜好景不长，恍惚朦胧中波动船摇，词人梦断，原来是水面上起了风波。“五更风”，指黎明前的寒风，萧瑟凄寒。好一个“晓风残月”，令人难以忍受，可谓悲痛至极。
俞陛云《唐五代两宋词选释》曾评徐昌图的《临江仙》一词，曰：“状水窗风景宛然，千载后犹想见客中情味也”。其所以如此，就在于词人巧妙地融情与景为一体，写离愁却很少直接抒情，而是借助于外在的景物来表现词人内心的离愁别恨。词人沿情布景，景物的转承和变换、环境气氛的渲染和烘托，处处反衬出词人的内心世界。离愁难奈，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