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因其朦胧、晦暗、可阐释性强，历来是文人墨客们乐于歌颂的对象。这一看上去单调、简明的意象，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也蕴涵着不同的意义和形象。清夜良辰，对月兴叹，文学家们往往会敏锐地觉察到月亮的圆缺不定，同时感到自身的渺小。这时，不同的境遇和心态就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抒发。这首双调《折桂令·中秋》即是一首借月抒情之作。
这首散曲作者着力描绘了中秋之夜月光格外的澄澈空灵。通过对澄澈月光的反复渲染，创造出异常清幽宁静的意境与氛围，最后才以对嫦娥发问的形式，抒发了中秋之夜，意欲一醉方休的情致。而其结构则是触景生情，前半写景，后半抒情，转、合融一，用典不露痕迹。凡此皆别具一格。
首句“一轮飞镜谁磨”即是写月。天空中这一轮飞镜般的明月，是谁将它打磨得这般圆滑清亮？比喻和语言虽简单，但不失优雅。这一句反问好像作者在宁静的夜晚，独自一人与月相望后，发出的轻声探问。
“照彻乾坤，印透山河”，明亮的月光仿佛照彻了乾坤大地，印透了大好河山。这句紧承上句反问而来，写“飞镜”的实际效果，也是作者直观感受的延伸。张养浩没有直视月亮的光芒，而是描绘它遍洒在大地、河川、山林上之后的效果。月光与日光不同，不会给人强烈、充满穿透力的印象。月光是阴柔、幽媚之美的代表，“照彻”“印透”是月光无孔不人的渗透、无声无息的轻抚。
“玉露泠冷，洗秋空银汉无山，比常夜清光更多，尽无碍桂影婆娑”四句，写秋夜里清澈透亮的白露，被此时特有的中秋明月映衬得更加洁白、优美。透明的清白色遍洒在整个秋夜的天空里，洗净了平日银河山浪般的星光。中秋之夜的月，较平常更盛，所以说“比常夜清光更多”。月光通透、明达，照在了庭院中的桂树上。澹澹清夜，树影婆娑，明月清光，相与无碍，共同构成了一幅幽静、空灵的图画。
“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良夜恹恹，不醉如何”，最后四句又是反问。作者引吭高歌，对月起舞，只想问问那月中的嫦娥，这般良夜美景，如此动人心弦，此时此地，何不纵情一醉？这四句表现作者月夜赏景中澎湃的情感。嫦娥是明月的代表，也是美丽和孤独的象征。
张养浩自叹不如嫦娥一样，可以长生长在，看尽世间浮华。但他可以亲身体验人间苦辣酸甜，因此又比嫦娥幸福。这种现世世界的情感与自然世界的永恒之间的矛盾，又一次激起了作者无限悲伤的情绪，所以说“不醉如何”。
总体来说，《折桂令》一曲所描写的月亮既不同于“秦时明月汉时关”，又不同于“月有阴晴圆缺”，更不同于“对影成三人”，但又确确实实继承了先辈文人对月这一意象的阐释，独具空灵、幽远的艺术特色。
此诗借古代神话中著名的夸父逐日故事，歌咏失败的英雄，寄托对某些政治斗争中的失势者的复杂感情。
夸父追日的神话以绝妙天真的想像极度夸张地表现了先民们战胜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第九首即据此写成。但诗人不是一般地复述神话的情节，而是凭藉卓越的识见，运用简妙的语言，对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独特的审美观照和审美评价，因而又有其不同于神话的审美价值。神话反映事物的特点是“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恩格斯《反杜林论》）。因此，神话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此诗对夸父追日其人其事的歌咏，自然也是一种含有某种象征意义的歌咏。诗人之言在此，诗人之意则在彼，所以不像直陈情志的诗那么容易理解。
开篇二句咏夸父之志。《大荒北经》原说“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言外似乎还有点不以为然的意思。诗人却说：夸父产生了一个宏伟的志愿，竟然要同太阳赛跑！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不胜惊叹的情感，有力地肯定了夸父创造奇迹的英雄气概。这里表面上是赞扬夸父“与日竞走”的“宏志”，实际上是赞扬一种超越世俗的崇高理想。“俱至”二句咏夸父之力。《大荒北经》原有“逮之于禺谷”一语，诗人据此谓夸父和太阳一齐到达了虞渊，好像彼此还难分胜负，暗示夸父力足以骋其志，并非“不量力”者，其“与日竞走”之志也就确是“宏志”而非妄想了。本言胜负而不下断语，只用“似若”两字点破，故作轻描淡写，更有一种高兴非常而不露声色的妙趣。诗人对夸父神力的欣赏，也隐含着对一切奇才异能的倾慕。“神力”二句咏夸父之量。《海外北经》说夸父“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想像一个人把黄河、渭水都喝干了还没解渴，似乎有点不近情理。诗人却说：夸父至有如此特异的可以追上太阳的神力，则虽倾河而饮又何足解其焦渴？用反问的语气表现出一种坚信的态度，把一件极其怪异的事说得合情合理，至欲使人忘其怪异。在诗人的心目中，夸父的豪饮象征着一种广阔的襟怀和雄伟的气魄，因而有此热烈的赞颂。篇末二句咏夸父之功。《海外北经》说夸父“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想像夸父死后，抛下的手杖变成了一片桃林，固甚瑰奇悲壮，但尚未点明这一变化的原因，好像只是一件偶然的异事。诗人则认定这片桃林是夸父为了惠泽后人而着意生成的，说夸父的遗愿即寄托在这片桃林中，他的奇功在身后还是完成了。意谓有此一片桃林，将使后来者见之而长精神，益志气，其功德是无量的。诗人如此歌颂夸父的遗愿，真意乃在歌颂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意蕴是非常深广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人物，生前虽未能施展其才能，实现其抱负，但他们留下的精神产品，诸如远大的理想，崇高的气节，正直的品质，以及各种卓越的发现和创造，往往沾溉后人。非止一世，他们都是“功竟在身后”的人。陶渊明自己也是一个“欲有为而不能者”（《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少壮时至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的豪情，归耕后复多“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白日沦西阿》）的悲慨，他在读到这个神话时自然感触极深而非作诗不可了。所以在这首诗中，也寄托着他自己的一生心事。
用神话题材作诗，至须顾及神话原来的情节，又须注入诗人独特的感受，并且要写得含蓄和自然，否则便会流于空泛和枯萎，没有余味和生气。陶渊明毕竟是“文章不群”（萧统《陶渊明集序》）的高手，他把神话原来的情节和自己独特的感受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平淡的言辞中微婉地透露出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深情礼赞，使人不知不觉地受到诗意的感发，从心灵深处涌起一种对夸父其人其事的惊叹和向往之情，并由此引出许多联想和想象，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怡悦。清代著名诗论家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原诗·内篇》）。陶渊明此诗可谓真正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李白的“相思”诗隐约存在着某种界限。艺术的相思，其抒情内核呈叠加状态，由诗人到诗人，由诗到诗，诗味儿渐浓，人生味儿渐淡，甚至可以演化成一种政治相思。古人解之：“此太白被放之后，心不忘君而作。”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赏诗，“美人如花隔云端”中的“美人”就少了太多绰约风姿，一副高高在上的君王面孔令人生畏。还是将之还原为艺术的相思为好，美人是大众的美人，相思是普遍的相思。这类相思诗，用美丽的诗歌语言唤醒了潜藏人们心底的“相思”情怀，又何必追问为谁而写呢？
李白的赠、别、寄、送诗中所出现的大量“相思”，是可以找到表达对象的，在此姑且称为“人生的相思”。这些酬唱赠答类诗歌，世态人情渗透了诗歌，人生是诗歌的内核。诗人的相思对象不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存在，这从诗歌的标题即可看出，透过《别韦少府》，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真切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