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该词上片写室外环境，用凄迷寂冷之景映带思妇孤独落寞之心；下片写室内之人，以“慵剪”、弹泪倚瑟、卜问吉凶三个动作暗示思妇内心的痛苦与不安。全词语言清丽，笔意古雅，含蓄不尽，婉曲动人。

　　起首两句写楼外。春雨绵绵密密，像尘雾一般，灰蒙蒙的，刚刚泛出鹅黄色的柳梢给雨打湿，水淋淋的。说春雨“细如尘”，新鲜而熨贴。春雨是细屑的，轻倩的，迷离漫漶，润物无声，似乎非“如尘”二字无以尽其态。用它来映衬怀人的愁思，便显得十分工致。“湿”承“雨”来。“黄”字体物入微，切合物候，又应“春”意，让人联想到稚柳这迷蒙细雨的薰沐下所焕发的生机。接下来，“风约”逗引出后两句，视点拉回室内。

　　上片状景，由远而近，由外而内，笔笔勾联，丝丝入扣；这几句看似景语，实乃情语，打下了闺人的主观色彩。“如尘”的雨，多少给人以凄迷低黯之感；柳色又新，牵惹着对远人的缕缕情思；阵阵轻寒，更使那碧色的窗纱涂上感伤的色调，寒气直浸入心底其中“寒碧”是以景写情的重笔，女子心中的感受由此得到深刻的展示。作者借拟女主人的眼光，写出了一个寂冷的环境。

　　过片直接突出了居于画面中心的女主人公——“美人慵剪上元灯，弹泪倚瑶瑟”。上元即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宋代是个盛大的节日，民间有吃圆子（汤圆，取阖家团圆之意）、观彩灯、祭紫姑等习俗。点明上元之时，背景就变得更其具体而典型，把人物感情衬托得愈加强烈。周密《武林旧事》卷二“灯品”：“又有深闺巧姓，剪纸而成，尤为精妙。”陆游《十二月一日》诗：“儿书春日榜，女剪上元灯。”说明宋时剪纸做灯，乃闺人巧技，而且有早些日子就开始制作以备上元灯节玩赏的。可见这一句“美人慵剪上元灯”，不是一般的身心慵懒，而是由于情绪恶劣之极。“弹泪倚瑶瑟”句加重悲情之分量，写她欲鼓瑟以舒怨怀亦不可能，好只倚瑟弹泪了。

　　结束两句：“却卜紫姑香火，问辽东消息。”前一句承接上文，转进一层，与美人问卜的事。紫姑，相传为唐武则天时寿阳刺史李景之妾，为大妇所嫉，正月十五日夜被害死于厕间，上帝悯之，命为厕神。旧时民间每于元宵夜图画其形以祭，并扶乩卜问祸福。

　　无心剪灯，有意问卜，写出少妇关注之所。就这样，结句全词层层推进之后，以轻淡之笔出之。辽东，古郡名，故址今辽宁省东南部，多用来借指遥远的边地，以代亲人之所。至词的主旨已经明确、完整地表达出来，而字面上终归没有道破。淡语入情，含蓄不尽。这一结语使全词意境浑成，主旨突出，堪称巧妙。

　　作者写这首诗时，来到黄州已两年了，乌台诗案的骇浪已成往事，诗人“本州安置”的困境却无法摆脱。《初到黄州》就自找乐趣：“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后又自寻精神寄托，手抄《金刚经》，又筑南堂，开垦东坡；得郡守徐猷庇护，访游近地，与渔樵相处。至黄州后续有新交，诗酒唱和。诗题中的“潘、郭二生”，即在黄州朝夕相处的潘丙、郭遘。前一年正月二十日，苏轼去岐亭访陈慥，潘丙、郭遘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古道耕相送至女王城，作过一首七律。一年过去了，又是正月二十日。想起一年前的这一天，潘、古、郭三人伴送出城所感到的春意，诗人心境荡漾。起句是据前一年所感的设想。“东风”为春之信使，如城里有了春意，“东风”这位信使就先自东门而入；此时，苏轼却一点感觉也没有，他想，恐怕是“东风未肯入东门”吧。至于为什么“未肯入东门”，妙在不言之中。但“忽记去年是日”出城之前，也是“十日春寒未出门”，一到郊外方知“江柳已摇村”。就在这年到郊外尚未入城的早春时节，渴望春意的诗人主动“出郊寻春”了。他是旧地寻春，又是“走马”而去，所以次句说“走马还寻去岁村”。

　　接下去不写寻春所获，却宕开一笔，忽出警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纪昀评价说：“三、四（句）深警。”人如侯鸟，有感于外界信息而动。鸿雁南来北往，即使年年如此从不懈怠，在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也不会留下什么痕迹。人之如候鸟，正在于此，只不过人间的信息比自然季侯要复杂得多；但同样，人因有感而动，其中一切经历、一切思绪，也只如春梦一般，时过境迁，了无痕迹。苏轼之所以有“人似秋鸿，事如春梦”之感，究其根源，是由于他遭受过乌台诗案的沉重打击，又正在贬逐之中，只有把一切往事，一切留恋和烦恼，都强自推向“春梦了无痕”的虚无境地，以解脱失意中难以消除的痛苦。纪昀评所谓“深警”，说的就是此意。这是就三、四两句本身来说。若就它在全诗中的关合来说，则妙在虚实离即之闻。“人似秋鸿”，实接首联；“事如春梦”，反照下文。把人生进取、政治抱负都看得淡漠了，于是才有超然旷达、出郊寻春之举，于是才有下边四句所表达的春游之乐。它看似游离，实为全诗的关键所在。

　　“江城”指位于长江北岸的黄州。味道醇厚的江城白酒，笑意温和的野老苍颜，既可具体指这次春游的欢聚畅饮，也可概括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乐趣。总之，他是以此为乐，甚至要以此为归宿了。前一年访故友陈慥，有三位新交的朋友相送，春意涌上心头；这一年出郊寻春，又有潘丙、郭遘为伴，酒醺颜面。山水自然之乐，人情朴野之纯，完全可以驱除那些烦恼的往事，也完全可以冲淡甚至忘却他当时的困厄。所以，诗的最后说：“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赋《招魂》”，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见弃，作《招魂》讽谏楚怀王，希望他悔悟，召还屈原（这一说法出自王逸《楚辞章句》，但经后人辨析，其说有误）；苏轼在这里借指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奔走。最后两句是在告慰故人：我在黄州过得很好，已和这里的朋友们约定每年作此寻春之游，你们不必为我的处境担忧，也不必为朝廷召我还京多操心。

　　苏轼“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但在神宗、哲宗两朝党争中几经起落，而其“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唯已之是信”（马永卿《元城语录》），又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遂使他一生陷于无边的灾难之中。苏轼对待历时三十年的灾难，总的态度是“随缘自适”，但各个时期又有不同。刚开始的时候，他赴密州途中说过“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沁园春》词）的话，那时还有还朝的愿望。乌台诗案中他自料必死无疑，谁知未死。而贬去黄州，恍如隔世；经过这一次打击，“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他在黄州“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觉“不可胜悔”，“今虽改之，后必复作”，不如“归诚佛僧，求一洗之，……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再从他在黄州的诗词文赋和种种活动看，他对起复还朝已失去信心。因此，这首诗的结尾两句，不是牢骚，不是反语，是一种真情实感。苏轼在黄州寄情诗书山水，寄情新交故旧，尤其是切望惠及百姓，迥异于失意文士的消极避世。他的画像自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不应看作牢骚反话。他在最失意最痛苦之时，总在努力使自己和大家都得到安慰，都生活得愉快些，这是他度过一切灾难的精神力量。他临死时对儿子说：“吾生不恶，死必不坠。”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一个原因是他的诗、词、文、书、画五艺俱绝，另一原因就是他有一腔正直忠厚的心肠，一种开阔旷达的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