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议论文，收录于《焚书》。该文写于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5年），主要是用来驳斥耿定向的理论。
李贽在该文中主要阐述了“童心“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赤子之心，“一念之本心“，实际上只是表达个体的真实感受与真实愿望的“私心“，是真心与真人得以成立的依据。李贽将认知的是非标准归结为童心。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地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要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这在当时道学僵化的环境中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
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传真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不真。不管什么时代，不拘何种体裁，都显示出作者的精神风貌，都是真有价值的。“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
因此，他认为，所读的书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且书本知识、读书内容也是日渐其新、日益发展丰富的。所以，只要出于“童心“的作品，不分时代和文体，都应该是读书的内容。甚至认为“东国之秘语，西方之至文，《离骚》、班、马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宋元名人之曲“，“申韩之书“等，“肌臂理分，时出新意“。且“摅其胸中之独见“，都可“意人益智“。这种要求广读诸书，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的读书为文的主张，是与其主张自由、解放的思想相一致的。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够不受一经一说的约束与专断，避免由于学术上的狭隘性而造成的“圣经贤传“的思想垄断而丧失“童心“。
但李贽所肯定的“自然之性“的真挚“童心“，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出发的，其主要矛头是程朱理学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目的论。这本身也就是陆王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学术旨趣之一。
李贽的“童心“在本质上既近阳明又近佛。王阳明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将李贽的“童心“一比较即可看到，李贽的所谓“童心“受到外来的闻见、道理、名誉等种种刺激引诱以致失去本来面目，即阳明所谓“良知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李贽所谓“古之圣人曷尝不读书哉，然纵不读书，童心固自在也，纵多读书，亦以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焉耳“，也即是王阳明所谓“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不能加损于毫末也“。
从学术关系来看，李贽实也属于王学左派。他在南京时曾师事泰州学派的学者王襞。王襞是王艮的儿子，幼闻庭训，王艮在淮南讲学时，王襞长期在左右，对于“乐学“之说尤多发挥。据此可知李贽与泰州学派的渊源，他是得泰州之传。再者，受佛道影响原也是泰州学派的特征之一，这一点，李贽自己也是明白承认的。他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不幸年逋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王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李贽的《与马历山书》中，“童心“、“真心“，亦有此意：“人人各具有，是大圆镜智，所谓我之明德是也。是明德也，上与天同，下与地同，中与千贤万圣同。彼无所加，我无所损。“
李贽的《童心说》对于当时文坛的反复古主义起过积极的作用。明代文坛前后七子在作文教育上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前人规步矩随，丝毫没有自家的精神气魄。即便是前七子中最负盛名的李梦阳，钱牧斋也批评他说：“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窃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批评很辛辣。前后七子在程朱理学及八股文风的禁锢之下，“不能吐其心之所有“，相率为假古董。李贽针对文坛颓风，提倡以“真“对“伪“的《童心说》，反复古派最有力的袁宏道，即多受其思想的影响。
总之，《童心说》以其强烈地反对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特征，具有了近代启蒙思想的色彩。它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的个性和情感，程朱理学摧残人们精神和理智的一种抗争；它提倡个性的自由解放，以及自由发展的人本主义；它是封建名教重压下的人的主体的觉悟；它与初步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状况相适应。这种见解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论是对文艺批评，还是对教育的理论与实施，都具有深刻的积极意义。
《梅花落》厉汉乐府“横吹曲。鲍照沿用乐府旧题，创作了这首前所未见的杂言诗。
“中庭杂树多，偏为梅咨嗟。”这两句是说，庭中的杂树众多，我却偏偏赞叹梅花。这里的“杂树”和“梅”含有象征意义。“杂树”，即指一班无节操的士大夫；“梅”，指节操高尚的旷达之士。诗的内容是赞梅，但是作者先不言梅，而是以杂树作衬垫，衬垫的效果，使得高者愈高，低者愈低。于是便触发了杂树的“不公”之感，因而也就按耐不住的提出疑问。
“问君何独然？”这句是说，请问你为什么单单偏爱梅花呢？这“问”的主语是“杂树”。“独”字紧扣着“偏”字，将问题直逼到世人面前。
“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这两句是说，那是因为梅花不畏严寒，能在霜雪之中开花，冷露之中结实。诗人很爽快的回答了赞美梅的理由，但是为了使发问者（杂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又接着说明为什么杂树们不及梅的理由。
“摇荡春风媚春日，念尔零落逐寒风，徒有霜华无霜质。”这几句是说，而你们呢，只能招摇于春风，斗艳于春日，即使有的也能在霜中开花，却又在寒风中零落，终究没有耐寒的品质。
诗人在耐寒这一点上，把梅和杂树作了比较。这样一来，赞梅的理由便得到全面而有力的阐发。
这首诗结构单纯，一二句直抒己见，第三句作为过渡，引出下文申述。言辞爽直，绝无雕琢、渲染之态，比如对梅的描写，这里就见不到恬淡的天姿，横斜的身影，也嗅不到暗香的浮动，更没有什么后世常用的高标逸韵，力斡春回的颂词，而只是朴实无华，如实道来——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实；其句式韵脚，也随情之所至，意之所需，有五言，也有七言，新奇而不造作。诗人以如此单纯朴拙、随意自然的形式，说着并不怎么新鲜的事情，却有几分“稚”趣，然而“念其”、“念尔”，足见褒贬之意，了然于心，所以观点相明，一问即答，快人快语，切中要害，绝非率意而成。
如果说傲霜独放的梅花，就是那些位卑志高，孤直不屈之士的写照，当然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体现。那么“零落逐寒风”的杂树，便是与时俯仰，没有节操的龌龊小人的艺术象征。诗人将他们加以对比，并给予毫不犹豫的褒贬，反映了诗人爱憎分明，刚正磊落的胸怀，也反映了诗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
这首诗虽是咏物，然其身世境遇、性格理想、志趣情怀无不熔铸其间。就以上所言，又显示出它慷慨任气、沉劲老练的特色。
本诗主要是托讽之辞，采用杂言，音节顿挫激扬，富于变化其一褒一贬，表现了诗人鲜明的态度。这与作者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鲍照“家世贫贱。， (鲍照《拜侍郎上疏》)在宦途上饱受压抑。他痛恨门阀土族制度，对刘宋王朝的统治深为不满，因此，他那质朴的诗句申明确表示了对节操低下的士大夫的蔑视和对旷达之士的赞扬。这里还包含着寒士被压抑的义愤和对高门世族垄断政权的控诉。诗歌以充沛的气势，强烈的个性，明陕的语言，给读者以震撼。
这首词是在写在凌晨天还没亮时爬上山顶凭高远望的感受，这首词的境界中都含有对人生之了悟的成分。
王国维特别善于写景，“高峡流云彩，人随飞鸟穿云去”写出了一种类似杜甫“荡胸生曾云彩，决眦入归鸟”的那种攀登到半山高处所特有的景象。山下刚刚下过雨，山顶是晴天，山腰处乱云飞动，正是雨收而云未散的时候。“数峰着雨，相对青无语”，似乎是套用了姜夔《点绛唇》的“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这里“相对”解释为人与“数峰”的相对要好些。因为对面青山一直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人在云雾里攀登，而人却是在穿过半山的云雾之后才注意到这“着雨”的青山。青山虽然不会说话，却在以雨后的美丽令人惊喜。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沍”是说：抬头看，朝阳初照的峰顶已然在望；低头看，脚下深谷苍烟凝结，一片昏暗。因为在这里，从“岭下苍烟沍”到“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这有一个时间的过程：随着太阳的渐渐升高，黑暗山谷中的景色也渐渐能够看清了，刚才攀登途中所经过的那些高高低低的丛林，如今都已落在自己脚下。“历历”，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样子，同时也是对往事和过去的回忆，用在这里具有一定的哲理的味道。在山下仰望攀登的道路，只能有“危乎高哉”的惊叹而说不上“历历”；只有在经过艰苦的攀登穿越乌云彩见到光明时才能够有这种“历历”的回顾和反省。
李益的边塞诗，主要是抒发将士们久戍思归的怨望情绪，情调偏于感伤，但也有一些慷慨激昂之作，《塞下曲》便是这方面较著名的一首。
诗以前代戍边名将作比，抒发了将士们的豪情壮志。头二句夸赞东汉两个名将马援和班超。“伏波惟愿裹尸还”，这句说的是马援的故事。东汉马援屡立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他曾经说：男儿当战死在边疆，以马革裹尸还葬。“定远何须生入关”，这句说的是班超的故事。东汉班超投笔从戎，平定西域一些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叛乱，封定远侯，居西域三十一年。后因年老，上书皇帝，请求调回，有“但愿生入玉门关”句。
以上两句说：为保家卫国，边塞将士应长期驻守边疆，宁愿战死疆场，无须活着回到玉门关。后二句表示灭敌及长期卫边的决心。
“莫遣只轮归海窟”，“只轮”，一只车轮。《春秋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晋人及姜戎败秦于肴..晋人与羌戎要之肴而击之，匹马只轮无反（返）者。”“海窟”，本指海中动物聚居的洞穴，这里借指当时敌人所居住的瀚海（沙漠）地方。这句意思是说，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
“仍留一箭定天山”，“一箭定天山”，说的是唐初薛仁贵西征突厥的故事。《旧唐书·薛仁贵传》说：“唐高宗时，薛仁贵领兵在天山迎击九姓突厥十余万军队，发三矢射杀他们派来挑战的少数部队中的三人，其余都下马请降。薛仁贵率兵乘胜前进，凯旋时，军中歌唱道：“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
以上两句意思是说：“要全歼敌人，不能让一个敌人逃跑，而且应该留驻边疆，叫敌人不敢再来侵犯。”
这首诗通过东汉马援、班超和唐初薛仁贵三个名将的故事，讴歌了将士们激昂慷慨、视死如归、坚决消灭来犯之敌的英雄气概和勇于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当时人民要安边定远的心愿。全诗情调激昂，音节嘹亮，是一首激励人们舍身报国的豪迈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