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
上片以神话之笔，写梦醒后词人在友人家所见之情景。“华胥梦断人何处”写醒景，理想安乐之境的梦做完了，主人不知何处去？“听得莺啼红树”写禽景，“莺啼”于“红树”。“几点蔷薇香雨”写物景，蔷薇露水如香雨点点滴下。“寂寞闲庭户”写院景，寂寞笼罩着空闲的庭院。四幅图景组缀，一“红”一“香”与“梦断”、“寂寞”对印，给读者以寂寞空旷之印象。
下片以象征的笔法，回忆着写春游中所见到的景象，回答上片所提出的问题。“暖风不解留花住，片片着人无数”，这两句截取典型的镜头来突出暖风“不解”无情，花“着人”有情，那人是无情还是有情？“楼上望春归去”为回答之笔，“楼上望春归去。”楼上人是有情的，望春也应该有情，回到青春时期，永葆春意。然而纵观眼前景色，现实是无情的。最后一句“芳草迷归路”为点题之笔，正如词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二所写：“草长江南莺乱飞，年年事事与心违。”尽管满目芳草，却不见归途。
全词运用神话、象征的笔法与写实结合，借景喻意，含蓄深隽。借回忆寒食节出游之笔，巧妙袒露了词人自己对官场、功名的残酷的现实不满。尽管“莺啼红树”，“蔷薇香雨”，到头来却是“寂寞闲庭户”。“望春归去”，却是“芳草迷归路”，确属一场华胥梦。
首联以议论入诗。颔联写邀月闻钟，涤除尘虑，表现对游宦的厌倦。颈联用转折含蓄的笔法，写与老僧的话旧，表现出诗人对东林寺的深厚感情。尾联写山寺熟睡和野碓夜舂，点明题旨。
“看尽江湖千万峰，不嫌云梦芥吾胸。”诗的起势突兀，好似千里归来，有说不尽的心意。事实也是如此。诗人由临安到夔州，再由夔州到南郑，然后调往成都府，又在蜀州、嘉州任官。最后顺江东下，来到九江。他宦游八年，不仅阅尽巴山蜀水；就是汉中、云栈、剑阁，也无不跋涉；至于长江、汉水，浩渺的洞庭湖也尽在游赏之中。诗人行程万里，真可以说是“看尽江湖”，阅尽了“千万峰”。
陆游的“不嫌云梦芥吾胸”句，既用了司马相如的句意，也含有苏轼诗句的意思。这句是说，云梦虽大，对于一个“看尽江湖千万峰”的人来说，它岂能梗塞在我的心中，言外之意，云梦在我心目中也不过是小小的水泽罢了，既能容纳它，也能忘却它；至于宦海沉浮，人间的恩怨，更算不得什么。这首诗以议论开始，形象地概括了诗人的行程，抒发了胸臆，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情怀。
“戏招西塞山前月，来听东林寺里钟”，再次表现了诗人豪放豁达的胸怀。这本是写实之笔。诗人留宿在东林寺，眼望着天上皎洁的明月，耳听着寺里悠扬的钟声，这境界确实很清幽，但不免又想起一段往事。那是乾道六年八月中秋节。诗人曾记述过当时的月景：“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入蜀记》）这优美的中秋夜景，是诗人入蜀途经西塞山，在大江对岸留宿时所见到的。自此以后，那如紫金盘的明月似乎一直伴随着自己，今日在庐山脚下，又看到她，何不邀来共听古寺钟声。月下闻钟，当然是一种美的享受，所以诗人对钟声那样感兴趣。但用佛教的说法，寺院的钟声可以发人深省。这两句诗写得洒脱而含蓄，反映诗人对幽静的东林寺的喜爱。
“远客岂知今再到，老僧能记昔相逢。”“远客”是诗人自谓。诗人没想到今日又旧地重游，真是喜出望外，而且老僧还曾记得昔日相逢的情景。这两句虽似浅近，但含意丰富，从中可见诗人倦于仕途，委心任运的思想。
“虚窗熟睡谁惊觉？野碓无人夜自舂。”从这句透露出诗人喜出望外的心情。“虚窗”指敞窗，敞窗入睡，而且睡得很熟，说明诗人心情坦然，忘怀一切。“谁惊觉”的“谁”字不仅指人，也包括各种声音。虚窗熟睡”点明题旨，全篇诗意尽蕴含其中。结句以野碓夜春的田园生活把诗人沉寂的心带进一个新的境界。
从全诗来看，首联以议论入诗，这是宋人常用手法。此诗意境高旷超脱，得庄生委心任运之旨至于“野碓无人夜自舂”，虽说是化用唐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滁州西涧》）句法，但别出新意。前者写静，后者写动，各有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