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写诗人自我嘲讽;颔联写诗人在杭州、苏州数年经历;颈联写诗人因景触生怀旧之情;尾联写恋旧情怀。全诗不加雕琢,对心理变化表现自如。
本诗虽说咏的只是一件旧衫,但对旧衫的色香襟袖,穿衫的种种经历,都娓娓道来。一件旧衫,便是坎坷生活的见证。诗作用语细腻准确,显示出艺术造诣之深厚。
诗咏旧官服,实感慨身世。首句即有自嘲老大之意,盖年老服绯衣而尚未服最高品级之紫衣。颔联借故衫概括杭州、苏州数年诗酒经历,流露自得之意,此处可与同一年所作《吴郡诗石记》之文相参。颈联承上句“旧”字,分写衫之“残色”、“故香”,寓恋旧之意。尾联则明确道出恋旧心理,“烂熳三年”呼应颔联,末句言旧衣不可弃,则似暗喻旧臣不宜疏远。全诗不加雕琢,对心理变化表现自如。
一领旧衣服,写得如此曲折委宛,如此多情,不但看出文字工夫,亦见性情之厚。其中“襟上杭州旧酒痕”,已成名句,常为后人引用。
“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二句赞美裴迪咏早梅诗:你在蜀州东亭看到梅花凌冬盛开,诗兴勃发,写出了如此动人的诗篇,倒像当年何逊在扬州咏梅那般高雅。何逊是杜甫所服膺的南朝梁代的诗人,杜甫《解闷十二首》之七,有“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的诗句,这里把裴迪与何逊相比,是表示对裴迪和他来诗的推崇。
“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二句上承“动诗兴”,说在这样的时候,单是看到飞雪就会想起故人,思念不已,何况你去东亭送客,更何况又遭遇到那恼人的梅花,要你不想起我,不思念我,那怎么可能?这样遥领故人对自己的相忆,表达了对故人的深深谢忱和心心相印的情谊。“此时”,即肃宗上元元年末、二年初,正是安史叛军气焰嚣张、大唐帝国万方多难之际,裴杜二人又都来蜀中万里作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忆之情,弥足珍重。
“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早梅开花在岁末春前,它能使人感到岁月无情,老之易至,又能催人加倍思乡,渴望与亲人团聚。大概裴诗有叹惜不能折梅相赠之意吧,诗人说:幸而你未折梅寄来勾起我岁暮的伤感,要不然,我面对折梅一定会乡愁撩乱、感慨万千的。诗人庆幸未蒙以梅相寄,恳切地告诉友人,不要以此而感到不安和抱歉。在我草堂门前的浣花溪上,也有一株梅树呢。“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这两句是说:这一树梅花啊,如今也在渐渐地开放,好像朝朝暮暮催人老去,催得我早已白发满头了。倘蒙您再把那里的梅花寄来,让它们一起来折磨我,我可怎么承受得了!催人白头的不是梅,而是愁老去之愁,失意之愁,思乡之愁,忆友之愁,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忧国忧民、伤时感世之愁,千愁百感,攒聚一身,此头安得不白?与梅花梅树又有什么相干!可怜这“江边一树”,也实在晦气,自家无端挨骂不算,还牵连得百里之外的东亭梅花,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者。
此诗通篇都以早梅伤愁立意,前两联就着“忆”字感谢故人对自己的思念,后两联围绕“愁”字抒写诗人自己的情怀,构思重点在于抒情,不在咏物,但历来被推为咏梅诗的上品,明代王世贞更有“古今咏梅第一”的说法(见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卷九引)。原来,诗歌大抵以写情为第一要义,咏物诗也须物中见情,而且越真挚越深切越好,王世贞立论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一个“情”字。这首诗“直而实曲,朴而实秀”(清人黄生语),在杜诗七律中,别具一种风格。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陆游有4万多首传世,其中有一百多首是写给自己孩子的。当然,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是那首“死去元知万事空”。不过更多的则是教育孩子的“鸡娃诗”。根据《陆游年谱》,陆游共有七子: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这些诗大多数是陆游晚年闲居浙江山阴老家时写给幼子陆子聿的,包括题中这首应该也是。
陆游真的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明时”、因此不必读书求仕吗?答案恐怕一言难尽。
陆游出身于官宦世家,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28岁的陆游到临安参加锁厅考试(现任官员及恩荫子弟的进士考试),为陆游的才华所深深打动的主考官陈子茂阅卷后取为第一,但是因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参加了这次的考试,位居陆游名下,本来秦桧想授意主考官陈之茂让自己的孙子当第一,结果秦桧大怒,欲降罪主考官。因此主考官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找理由不取陆游,陆游的第一次科举仕途就这样被斩断了。接着到了次年(公元1154年),陆游又参加礼部考试,秦桧又指示主考官不得录取陆游。这次殿试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秦埙也没有得到状元,状元被另一位才子张孝祥(这位也是高考出题常客)夺得,同榜中进士的有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
这个挫折对陆游的一生打击非常大。后来虽然他也获得了进士出身,但在仕途上与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虞允文这几位同时期的大文豪相比,已经是先天不足。最终他在漫长的一生中,仕途只能停留在中低级官员上徘徊。
从个人经历上来说,陆游仕途不顺,北伐之志难伸,不可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明时”;但另一方面,陆游所在的南宋中前期,大的局势还算安稳,相对来说没有大的内外战乱,而陆游在这里是教育自己的孩子,当然要适当传播“正能量”。所以“明时”在这里只是一句套话而已。“禄食无功我自知,汝曹何以报明时?”其实是在说:你们爸爸我没有本事(虽然本该是高考状元,凡尔赛啊),只拿着一份死工资,没给国家做出什么大贡献;你们可不要和我一样哦!古往今来天底下爱说这种话的爸爸恐怕很多。所以,“何以报明时?”这个设问已经清楚表明了陆游的态度:他可决不是希望儿子们甘当农民的。正是因为现在是“明时”,才更要读书出仕。“报明时”,换成今天的时髦正能量话语就是: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所以“生逢“明时”不必读书求仕”的理解当然是错误的。
但是后面的“为农”“躬耕百亩”“七月诗”又怎么理解呢?这还是回到诗的主题,这是一首鸡娃诗,是为了给儿子讲解”六经”特别是《诗经》的。儒家传统认为,六经中有关农事的内容,与治理国家是一脉相通的,所谓“为农为士亦奚异”。一边躬耕一边读书,就是学以致用,是儒家理想中的生活。
上片,“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词人先向新任杭州太守林子中诉说着他的仕宦奔波之苦。这句词份量沉重,内涵复杂,至少含有两层意思:其一,词人说自己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只留下一堆吟咏西湖山景的诗作了,表现了东坡的谦虚和自责精神,令人钦敬。其实,词人这次知杭政绩斐然,尽人皆知,他不仅积极抗旱救灾,施粥送药,救活了很多贫困百姓;而且开河浚湖、兴建水利,在西湖中筑造堰闸,修建南北三十里长堤,并在堤上造六桥,置九亭,遍植杨柳芙蓉,不仅美化了风景,还方便了行旅耕作,深得人民崇敬,以至人们“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做生祠以报。”
下片,集中请求林子中评判其湖山新诗。“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词人说西湖山景千变万化,百年数异,自己对之描写是很困难的。这里,词人把其湖山诗作的内容限制在自然景物的范围内,与其他(如政治)无关,而且“百年几变”,“下语千难”,表明其诗歌内涵随着风景的变化而复杂多变,用语费神颇多,是正常现象。“使只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这末二句是词人对林子中的客套颂扬之辞,当然也含有某种期待的愿望,他说林子中才气如壮阔波涛,一定会对自己的新诗做出公正的评判。用语谨慎巧妙,表面上是请友人品赏、评说自己的新诗,而却带有某种警惕性。因为词中连用“公案”、“判断”二词,十分醒目,这涉及到诉讼、判案性质,东坡决不会随便使用之。东坡似是有意把自己当作了“被告”,等待审判,但他实际上却又是问心无愧,心地坦荡,并且充满了自信心。
全词表现了词人对自己奔波在仕宦之途中的无可奈何心境,用意深微,浑然妥贴,章法平中有奇,虚实柜生,宛曲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