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写边庭夜警、卫戍将士奋起守土保国的小诗。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地征战的作品,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早在盛唐时期,高适、岑参、李颀等人就以写这一方面的题材而闻名于世,形成了著名的所谓“边塞诗派”,以后的一些诗人也屡有创作。但这组小诗,却能在写同类生活和主题的作品中,做到“语意新奇,韵格超绝”(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此组诗语),不落常套,这是值得赞叹的。
“朔风吹雪透刀瘢”,北地严寒,风雪凛冽,这是许多边塞诗都曾写过的,所谓“九月天山风似刀”(岑参),所谓“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再夸张些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但总还没有风吹飞雪,雪借风势,用穿透刀瘢这样的形容使人来得印象深刻。边疆将士身经百战,留下累累瘢痕,如王昌龄所写:“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其艰险痛苦情形栩栩如生;而这首小诗却写负伤过的将士仍在守戍的岗位上继续冲风冒雪,又不是单就风雪本身来描写,而是说从已有的刀瘢处透进去,加倍写出戍边将士的艰辛。次句“饮马长城窟更寒”,是由古乐府“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句化来,加一“更”字,以增其“寒”字的份量。这两句对北地的严寒做了极至的形容,为下文蓄势。
“半夜火来知有敌”,是说烽火夜燃,响起敌人夜袭的警报。结句“一时齐保贺兰山”,是这首小诗诗意所在。“一时”,犹言同时,无先后;“齐”,犹言共同,无例外,形容闻警后将士们在极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英雄气概。全诗格调急促高昂,写艰苦,是为了表现将士们的不畏艰苦;题名为“怨”,而毫无边怨哀叹之情,这是一首歌唱英雄主义、充满积极乐观精神的小诗。
从词的内容来看,这是写重阳节到来,诗人又深切地怀念起往日的情人来了,他彷徨不安,踌躇难耐,遂赋此以排遣孤寂无聊的幽情。值得注意的是词全从对方落笔,这就加倍地表现出他那强烈而深挚的怀念之情。
这首词上片写室外秋景及心境:拒霜花开,斜燕南飞,而征人消息杳然,无人传递,倍感秋色凄凉。此处秋景其实清爽:拒红霜,晴空碧,雁斜飞,并无黯淡之状。元代白珽《西湖赋》云:“秋荣不淡,拒霜已红。”然而木芙蓉性颇耐寒,且能“千株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苏轼《和陈述古拒霜花》),虽时至晚秋而红艳如故。唐李群玉《九日》诗云:“半岭残阳衔树落,一行斜雁向人来。”黄昏残阳,斜雁向人,色彩昏暗,氛围悲凉;而此处则是碧空如洗,天阔气清,斜雁南飞,氛围开朗。思妇眼中之秋景乃“有我之境”:或许征人有约中秋返家团聚,此时拒霜已开,不见人归,虽花红而难令伊人心暖;常言鸿雁传书,如今雁群斜飞未传征人消息,虽天碧亦是伤心碧,只能令伊人心伤。因此,凄凉的并非秋色,实乃思妇心境。
下片写室内情形及愁绪:帘幕低垂,因以银蒜相压而纹丝不动,伊人寂寞难熬,只能以玉钗敲竹派遣烦愁。敲竹的细节刻画乃词人独创,此处伊人以玉钗敲竹,其声极不堪,其情更愁惨,确是奇绝之笔。结局写菊花盛开,时近重阳,征人归期乃“信茫茫”,既与首句意象呼应,又启人联想:伊人独守闺房,心境凄凉,愁思如缕,已是“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九日》)全词景情俱到,亦情亦景,交织浑融,读起来凄凉孤苦,使人惆怅不欢。
这首词在意象使用上主要采用了渲染法,尤其是对“秋”的渲染。不知何时,思念的人在远方传来消息说秋天会回到她的身边,于是秋就超出本身作为季节的含义,成为了相见的时间,成为期盼的季节。这词中首先是“拒霜”花开,然后“两行秋雁”,后更直接说“晚秋风景”、“黄花开”以及“近重阳”,这些都在刻意点染季节。可以说这首词是通过渲染秋来突出愁,要表达的正是期待落空的愁思。
除用渲染法表达情感外,词中还恰如其分地运用了点染法,对“闲”进行了很好的点染。下片三句中人寂寞凄凉,万事无心,百无聊赖,无尽空虚,尤其是“玉钗敲烛”一句,表现的何等空虚。词中通过渲染和点染的结合,表现出客观世界的“秋”以及浅层内心世界的“闲”,从而将深层次的“凄凉”表达出来。
这是一篇人物传记,讲述了秦士邓弼的事迹和遭遇。文章通过几个富有特征的情节,描绘出邓弼这样一个身怀绝技、勇猛无敌而又博学多才、豪爽狂放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邓弼怀才不遇、报国无门、老死林泉的悲剧一生。它含蓄地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客观现实,寄寓作者为国惜才、为有志之士不得重用抱不平的内心愤慨。全文笔墨酣畅淋漓,人物形象虎虎有生气。
文章开始的时候仅交代邓弼字伯翊,秦人,这一笔也是因为点题所必需,其他更具体的年里籍贯、家世出身,一概略而不书;接着只“录”其所必“录”,即行事、性情、才力等几方面的富于传奇色彩、足以耸人听闻的事迹,浮雕似地凸现其形象和性格,邓弼即呼之欲出。从主要方面看,邓弼以孔武有勇力闻名秦中,他当然是一个“武士”。第一段的概括介绍即从“武”的方面落墨,写他“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随手用两个例子说明“能以力雄人”:一是能徒手分开斗牛,“拳其脊,折仆地”。二是能抬起“十人舁弗能举”的市门石鼓,并“持之行”。邓弼一出场便身手非凡,他的勇武足以使人刮目相看。但他好使酒任气,以至人见辄避,人们对他抱有“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的成见。极简略的文字,从邓弼的外形写到勇力最后交代其使酒任气,突出其性格中的一个“狂”字。
然而这篇传叙文字最出色之处在于中间的主干部分刻画邓弼的“武戏文唱”,写他的“亦狂亦侠”、“允文允武”。以文事写武力,使邓弼成为中国武士传记中别具色泽又熠熠生光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主干部分一共可以分为两大段。
第一大段写邓弼独饮娼楼,强迫萧、冯二生登楼共饮,并以其博学多才折服二生的精彩情节。萧、冯二生“素贱”邓弼为人,不愿登楼同饮,邓弼以“杀人”相胁迫,二生不得已而从之。酒酣耳热之余,邓弼竟然提出为了“少吐胸中不平气”,请二生面试文才,“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两生“遽摘七经数十义叩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经义之不足,再以史事辩诘之,邓弼对于历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贯珠”。这样的奇事,发生在一向“以力雄人”的邓弼身上,简直匪夷所思。他竟然能以文事上的博学多识折服素来贱视他的萧、冯二生,使“素负多才艺”的二生“相顾惨沮”。
这一场文唱的武戏开始时,邓弼强牵二生入娼楼,二生“力拒之”,邓弼口出不逊,竟以白刃相要挟,其后旁若无人“呼酒歌啸以为乐”,酒酣之后,“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都使人感到充满浓烈的火药味,时时有爆发一场全武行的可能。作者笔下营造了剑拔弩张触即发的态势,使人以为其后邓弼必然是使酒任气,挥拳捋袖,而结果必然是鼻青脸肿,盘碎杯飞。谁也料想不到这场武戏的发展竟是文唱,二生当场考较起邓弼的经史之学,而折服他们的居然是邓弼的文事而不是他的武功。这里的行文叙事,以构成鲜明的反差出奇制胜,使人叫绝;用热辣火爆的“武打”气氛烘托经史答问的潇洒优雅,文笔逆折回旋而各极其致。允文允武、文武全才、经史满腹却又不脱武夫本色的邓弼,便鲜蹦活跳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至段末,作者似故弄狡狯地为这场武戏文唱作出不是解释的解释说:“归询其所与游,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邓弼的文才竟似不读书而得,生与俱来。这就为邓弼平添了几分神秘感,文章也因之更加摇曳多姿和引人入胜。
主干部分的第二大段写邓弼以干云的豪气,无双的才调,“造书数千言”,登门求见德王,企图为世所用,在那儿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考验。邓弼求见,德王府的“阍卒不为通”,他“连击踣数人,声闻于王”,这是典型的邓弼风格。而当与德王见面“弼盛气曰”一段写的是邓弼的识见、吐属和抱负之不凡。仅就其自动请缨的非凡声口与风发意气而言,这类似于金殿对策的一段文字,便足以抒发邓弼的胸襟抱负,而使德王刮目相看。作者着意铺排这段文字,也是想写出邓弼不仅胸罗经史,而且他对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有独具的识见。文事武略,才调抱负,至此而臻于完满,德王不免竦然动容。
下面德王想亲试邓弼武勇才力的一段问答,便以极快的节奏自然跳跃而出。三项问答,一问“解持矛鼓噪,前登坚城乎”,二问“百万军中可刺大将乎”,三问能否“突围溃阵,得保首领乎”,这包含了作为勇士或将军能攻能守,宜进宜退,善于进击亦善于自卫等几项基本素质。德王问得出色,邓弼回答只三个“能”字,简截明快,略无顾瞻,显示了他的自恃自傲和胸有成竹。作者刻画邓弼的这一段经过精心取舍的文字和经过精心结构的情节,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虎虎有生气又跃跃欲一试身手的邓弼已经被作者的一枝笔挤逼到非大打出手不可的地步了。
这篇传记只是在开始时略述邓弼的武勇,其后便是武戏文唱,有时密云不雨,有时旁笔作势,始终将他武勇无双这一主要特点藏锋不露,摇曳作态而又步步逼进,最后终于逼出邓弼一展武勇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来。德王部署善槊者五十人,驻马于东门外,邓弼单骑双剑闯阵。武打场面写得颇为精彩,并无落到实处的格斗文字,只写邓弼的“虎吼而奔”和“双剑飞舞”,绘声绘影,极具光彩。“虎吼而奔”使五十骑“人马辟易五十步”,“双剑飞舞”的光影中,则只见“斫马首堕地,血涔涔滴”。作者在真正面临武戏武唱时,仍然能驾驭自己的生花妙笔,采用烘云托月和侧笔旁敲,避开吃力不讨好的正面格斗描写,以寥寥数十字,绘写出了邓弼凛凛若神的武勇,至以五代名将铁枪王彦章相提并论,使千古后人读此,仍不免心魂俱震,宛如亲历。
最后一段是全篇归结和顿挫。邓弼其人狂且侠,武而文,胸襟磊落,才调不凡,德王上章论荐,只是因为“丞相与王有隙”而“格其事不下”。邓弼失望之余,自叹“命也,亦时也”,遁入王屋山为道士,后十年郁郁以终,下距元明易代豪杰并起不足二十年。这就非常自然地引出了作者的一番感慨,如同上文所言。
《秦士录》一文的格调就像它所描绘的邓弼一样,抑塞磊落而有奇气。传叙人物,截取情节,重在一个“奇”字;描摹人情,刻画个性,重在一个“狂”字;写武士武勇,笔墨却常常旁出“武”字之外,而代之以“武戏文唱”。“史官曰”唱叹有情,从邓弼其人的遭遇中沉淀出一股历史的失衡感和失落感,虽然不一定特别深刻,却也具有批判封建社会埋没人才的普遍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思索。这些都是文章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