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工于七古,汪洋恣肆,妙设譬喻,直逼唐代李、杜,同时又在记事写景中恰到好处地穿插说理,倾诉心情,语词往往诙谐风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被公认为宋代第一作手。这首《泗州僧伽塔》诗,很能代表苏轼七古的风格。
“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门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朝饭议”,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诗说自己的船在这里受阻,听从舟子的劝说,去向僧伽塔祈祷,果然“香火未收旗脚转”,变了顺风,得以顺利前进。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山庙旗脚转”,“长芦江门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到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象抬高神沸,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波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就要一“日千变”了。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拭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警。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倩。“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已,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是很强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遇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有意而于大好河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决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姑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容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这是一首艺术上颇具特色的诗。
特色一:托物寓意,松兰明志。这首诗首句就高歌“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极度赞美“兰幽香风远,松寒不改容”的高洁傲岸的节操。赞颂之情,意犹未尽,诗人又盛赞孤高的鸾风、明洁的珍珠,并以形陋质卑的萧艾、鸡、沙砾等物与之对比映衬,越发使得兰松等物的高风亮节、清操美德熠熠发光。在赞美和鄙视中,诗人托物寓意,形象地表明了自己峻洁孤高的心迹和晚节。表明了自己愤世嫉俗、不与卑劣小人同流合污的傲骨。李白虽屡遭挫折,困顿穷窘,却仍一如既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要作“独立自萧飚”的“南山松”(《古风》第四十七),傲然不同,不失孤直本性,不失高尚志节。
特色二:借事抒怀,用典表情。诗人长安被黜之后,浪迹天下多年,而今流落江南,正处于“寂寂还寂寂”的无路可走的寂寞痛苦境况中。诗人欲向常赞府倾诉衷肠、一吐怀抱,以求得知己好友的同情和支持。诗中就借古事,用典故,较好地抒发了这种沉郁深擎的感情。诗人之所以向常赞府“真堪写怀抱”,是因为视其为意趣相投的“同心人”。作为“远客”的诗人是高滔的松兰,作为主人的常赞府也是惜才的“名贤”。“松兰相因浓”,“鸾与鸾同枝”,贤才俊士理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写,既与诗前句孤高的自我形象紧相勾连,又让主人的“名贤”形象与之相映生辉,为诗人倾吐心事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其落脚点在一个“贤”字上。而诗人向好友“倾倒”的“方寸心”,是用“虞卿弃赵相”、“壮士死田横”、“长铗归来乎”三个典故来表达的。诗人用典喻意极明,将主人“好贤”品德推崇至极点,把自己欲得同情、欲求支持之情表达得更为明白。三个典故侧重点不一,却以一个“贤”字贯通,极精当地披露了诗人此时此地的怀抱胸襟。
总之,上述两种手法的运用,使此诗形象生动,寓意深邃。它们既囊括了原物、原典之形象和内涵,又注入了新的形象和内容,诗人处置恰当,熔铸有方,故极生动精确地塑造了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抒发了自身深沉含蕴的内在情感。
由于作者的气质与秉性使然,所以即使内容为艳情,词作也往往会呈现出迥异的风格。早期花间词不仅内容空虚、意境贫乏,而且多追求辞藻的雕琢与色彩的艳丽,虽然词人多为男子,但他们写出来的文字却带着极浓重的脂粉气;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虽然也写男女幽会,却在暖昧、风流之外多了几分清朗与凉薄。
发端二句“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很明显出自于李煜在《菩萨蛮》中的“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一句。小周后背着姐姐与后主在画堂南畔幽会,见面便相依相偎在一起,紧张、激动、兴奋之余难免娇躯微颤;纳兰词中的女子与情郎私会于“曲阑深处”,见面也拭泪啼哭。但是细细品味,后主所用的“颤”字更多展现的是小周后的娇态万种、俏皮可人,而纳兰这一“颤”字,写出的更多是女子的朋情之深、悲戚之深,同用一字而欲表之情相异,不可谓不妙。
曲阑深处终于见到恋人,二人相偎而颤,四目相对竟不得“执手相看泪眼”,但接下来纳兰笔锋一转,这一幕原来只是回忆中的景象,现实中两个人早已“凄凉”作别,只能在月夜中彼此思念,忍受难耐的凄清与幽怨。夜里孤枕难眠,只能暗自垂泪,忆往昔最令人销魂心荡的,莫属相伴之时,以折枝之法,依娇花之姿容,画罗裙之情事。
这首词以白描的手法再现夫妻重聚时的情景,字句间一片春光凄凉。从词意上看,这首词是词人回忆与妻子相恋的情景,通篇皆作追忆的口吻。
上片布景,展现相见之时及别离之后的情景。“曲阑深处重相见,匀泪偎人颤。”别后的凄凉,最难以忍受的是月明之夜的清冷相思。读来令人摇心动魄。虽并非初次,却仍然有点紧张。暗地里,偷偷匀拭着眼泪,心潮激荡。回想起别后,两处相思,一样凄切悲凉。
“凄凉别后两应同,最是不胜清怨月明中”。词意陡转,道破这原是记忆中的美妙而已,现在已是别后凄凉。凄清幽怨到让人不堪承受。
下片说情,剖示当下的心境。“半生已分孤眠过”,紧承词意,将失意一倾到底,用词精美婉约,凄怆词意并未因而消减,依然辛酸入骨。结句处的“折枝花样画罗裙”,借物映人,含蓄委婉。
布景与说情,尽管皆记忆中事,但其注重于捕捉当时的感觉和印象,却令得已经过去的景和情,鲜明生动地浮现目前。
与很多花间词相比,李煜的艳词大多做到了艳而不俗,能将男女偷情幽会之词写得生动而不放荡。纳兰的这一首《虞美人》又在李煜之上。
这首词首尾两句都是追忆,首句写相会之景,尾句借物映人,中间皆作情语,如此有情有景有物,又有尽而不尽之意,于凄凉清怨的氛围中叹流水落花易逝,孤清岁月无情,真是含婉动人,情真意切。
此词采用白描的手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通过对“待月”的过程与当时心理变化的描绘,刻画出作者不可一世的霸主形象,形象地传达了他横厉恣肆的胸怀。
上片起处采用苏轼《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和李白《北风行》两首词中“停杯”、“停歌”的句式,描绘了作者等待月亮升起时的焦灼、急迫心态。而第二句的“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则点出了由于“片云遮月”,使得“待月”的愿望落空,由此造成作者的愤怒之感油然而生,下片则具体描绘作者的愤怒与奋争。上下片用因果关系串联,使之衔接紧密,行文颇具内在的逻辑张力。
下片起句“髯虬捻断,星眸睁裂”,极尽其夸张能事,用两个过激的动作表现,衬托出作者当时心情的起伏不平,描绘了一个“怒发冲冠”的愤怒形象。而“唯恨”两字,又直白地道出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愤懑,语气咄咄逼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跟随着词句,想象出人物当时的情景,如身临其境,从而很好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而最末“一挥截断紫云腰”句,尽显其英勇豪迈气概,一股气吞山河的雄霸之气跃然纸上。
综观全篇,作者以自己待月心情的从渴望到失望,再转而为愤怒的过程为经,以时间的变化线索为纬,交织成一幅“霸主待月”的图景,“由小见大”,烘托出作者的雄谋大志,其势锐不可当。
这首词的显著特色,在于铲尽浮词,直抒本色。就语言来说,它语语本色、自然,不着色相,不落言诠,毫无词中惯见的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陈腐气,更无充斥词坛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就格调来说,它豪横骏爽,剑拔弩张,桀骜之气溢于辞表,与旖旎作态、扑朔迷离的所谓传统格调是绝缘的。这一点,在词的下片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艺苑雌黄》说它“俚而实豪”,完颜亮的词,现存四首,大都有这种横空出世的气概。这首词的直抒本色,还表现在它自然地、真实地写出了作者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完颜亮的这首词,也同样是真性情的流露,观其词则知其为强横而进取的霸星。他“为人傈急,多猜忌,残忍任数”,“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慭慭,有不为人下之意”。他在为藩王时,就久怀谋位之心,曾有题扇诗曰“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有述怀诗曰“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终以利剑弑熙宗完颜亶而自立。得志之后,又蓄谋侵宋。《鹤林玉露》说: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使画工图临安(杭州)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并题诗其上,有“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句。这首《鹊桥仙》,均与同格调、同气魄,自然而真实地流露了作者的强横而进取的真形象、真性情。“停杯”、“停歌”云云,已给人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之感,隐含一股威慑之力;“虬髯”“捻”而至“断”,“星眸”“睁”而至“裂”,其沉雄剽悍的形象性格已和盘托出;“唯恨剑锋不快”,益见其横狠;“一挥”两句,更如骄马弄环,千里之志,一望而知。文学作品,贵真实,贵自然。这在词中却是比较难以做到的,而完颜亮的这首《鹊桥仙》,却能兼而有之,这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