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首词抒写怀人的心情,忧思绵长,充满无奈的惆怅。
首句以“秦楼女”代指所怀之人,不仅写其容貌,更写其才艺,加强思念的感情。因为是独自面对,不得与所爱者共享,一切的美好就只是徒然。那么即使是“上苑风光”,也只是“空”有,只是多“余”,风中花木不过是“自低昂”而已,尽写其无奈之感。“东风恼我”,其实是说“我恼东风”。“恼”字写人的烦恼,不言自己,却去怪罪于东风,很是生动。说这东风是如此地不理解人的心情,偏偏要在这孤独寂寞之时,吹开这满苑的春花,让人染上一身的花香,撩拨心情,不能自已。“东风恼我,才发一矜香”,与李商隐的诗句“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只不过李商隐是由自己的经验而提出的劝告,因此言语沉痛;李煜则是一时的心情不能排解而去责难东风,言得无理,也就言得无奈。上阕是就眼前之景而抒情。
下阕掉转笔头去写回忆与心情。“琼窗”写美好,“梦笛”是虚幻,“残日”是留恋,尽写出当时情景虽然美好,却已经存在着不能如愿的遗憾,因此说是“当年得恨何长”。此句可作两解,一者可以解释为还在沉浸于爱情的甜蜜之中时就已经预见了分别的痛苦,重点在“当年”;一者可以解释为当时爱情是越短暂,就越深刻,以至于“长恨”到今天,重点在“何长”。无论何解,都只是一个“恨”。而这“恨”是如此的深刻与悠长,相聚时的碧栏杆,绿纱窗,分手时的杨柳树,长丝绦,不曾有一刻的忘却,历历如在眼前。而越是思量,越是难忘,越是叫人痛苦难当。结句言:“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既是说当时已经是短暂如梦,也是说即使今天相见又能如何?依然是短暂如梦啊。总归是相思也无奈,回忆也无奈,这份感情始终就是一个无奈,虽然美好,却令人心痛,倒不如不思量的好。这种心情,也是李商隐曾经写过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上下两阕以转折相对,没有过渡,似乎在情绪上有一隔断。但是,下片中的“碧阑干外映垂杨”,以记忆中的景物对照眼前的“上苑风光”;结句中的“如梦”又回应着首句的“不见”,两阕之间仍有着若明若暗的感情线索,使通篇的写景抒情融为一体。
全诗感情深笃,首联即正面写离别的衷痛,掀起感情的波澜。在离家万里的边远之地,兄弟相对,情深谊长,忘记了是谪居异乡,暂寓逆旅。但无情的现实却是离别在即,归途迢递,兄弟将天各一方。野猿的哀啼悲鸣陡然使他从幻想中清醒过来,于是点点清泪洒落在离别时的酒杯中。
颔联写抱负落空,但求将来能兄弟相伴,晤言一室之内,长享天伦之乐。作者被贬当日与兄长黄元明同过巫峡时,回忆起楚王梦见神女的故事。同时也隐寓诗人往日的抱负,好似登天之梦,已经破灭。邪佞当道,仕途阻力重重,如《代书》:“屈指推日星,许身上云霞。安知九天关,虎豹守夜叉。”《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这一比喻又是来自屈原的“楚辞”,如《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闾阖而望予。”《惜诵》:“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招魂》:“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夜雨”句则是用韦应物与苏轼的诗意,感叹什么时候兄弟能长聚相伴,对榻话旧。韦应物《示全真元长》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后经白居易沿用,“风雪”又化为“风雨”,其《雨中招张司业宿》诗说:“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苏轼兄弟极喜此句,他们早年同读韦应物此诗,“侧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所以他们的诗中常常咏及“对床夜语”,用以指摆脱了官场的束缚后,兄弟之间亲切温馨、自由自在的生活,如苏轼“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此句即为黄庭坚诗句的出处。“凉”又是暗用陶渊明“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的意思(《与子俨等疏》),形容归隐后的逍遥自得。黄庭坚在这里与长兄以退隐相约,表达了他在政治上遭受挫折而失望后,想在隐逸与天伦之乐中寻找慰藉的思想。
颈联既是写景,又是比兴,进一步申足兄弟之情。出句写大雪纷飞中,但见鹡鸰鸟相互依傍,同时也是喻兄弟患难与共。《诗经·小雅·常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对句则写惊风中,大雁离散失群,飞不成行。“雁行”也是切兄弟之意,《礼记·王制》:“父之齿随行,兄之齿雁行。”就写景而言,这一联是赋笔,但赋中有比,同时从睹物兴怀而言,则又是象中有兴。诗人眼前的风雪交加之景使他感叹自己境遇的险恶、兄弟的离散,所以将雪称作“急”,风称作“惊”,正反映了诗人触景所生之情。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中所写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薛荔墙”,正为黄庭坚所借鉴。这一联用典贴切,形象生动。对比鲜明,“脊令并影”既是手足情深的写照,又反衬出兄弟离散的哀伤。
尾联从自身宕开,翻进一层,写兄长在归舟中常常翘首遥望天际,盼望兄弟早日归来。谢朓《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诗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黄庭坚化用此诗,而在写法上则吸取前人的艺术经验,比单纯写自己的相思来得更深婉蕴藉,更富有情致。如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结句从对方落笔,反写兄弟思念自己:“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月夜》写“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都是同一手法。结句作临别时的珍重叮咛之语:从今后可要多多来信,以慰我这天涯断肠人。诗人的满腔深情都倾注在这声声嘱咐中了。
这首诗表现出黄庭坚在化用典故成语上的深厚功力。他用典繁富,但经过锻炼熔铸,却显得浑成无迹;正所谓水中着盐,食而方知其味。由于善用典故、点化成语,大大丰富了诗句的内涵,触发了层层的联想,所以这首诗读来令人回味无穷。黄庭坚的诗以瘦劲挺拔著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由于他宅心忠厚,感情诚挚,所以他的诗作,拗峭中仍不失深婉之致,尤其是为师友、兄弟赠答之作,更是情真意切,颇为感人,此诗即是一例。
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论色彩的传记文,也是一个讽喻性极强的寓言故事。郭橐驼种树的事迹已不可考,后世学者多认为这是设事明理之作。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文章先写橐驼的命名、橐驼种树专长和种树之道,然后陡然转入“官理”,说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为橐驼之传,目的是为下半篇的论述张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种树之道的类比和引申,前宾后主,上下相应,事理相生,发挥了寓言体杂文笔法的艺术表现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绍传记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贯、职业和技术特长。这二段看似闲笔,却生动有趣,给文章带来了光彩色泽。
在《庄子》书中所描绘的许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残疾,如《养生主》《德充符》中都写到失去单足或双足的人,《人间世》中则写了一个怪物支离疏;有的则具有特异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运斤成风的匠人,承蜩的佝偻丈人等。柳宗元写这篇传记,把这两种特点都集中在郭橐驼一人身上,他既有残疾,又精于种树。可见柳宗元不仅在文章的主题思想方面继承了《庄子》的观点,连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灵活地吸取了《庄子》的写作手法。
橐驼即骆驼,人们称这位主人公为橐驼,原带有开玩笑,甚至嘲讽性质。但这位种树的郭师傅不但不以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这里不着痕迹地写出了这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这样写仍是有所本的。在《庄子》的《应帝王》和《天道》中,都有这样的描写,即人们把一个人呼之为牛或呼之为马,他都不以为忤,反而欣然答应。这同郭橐驼欣然以橐驼为名是一样的。这种描写实际上也体现了老庄学派顺乎自然的思想,即认为“名”不过是外加上去的东西,并不能影响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任人呼牛呼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扰波动;相反,甚至以为被人呼为牛马也并不坏。
后一小段写郭橐驼种树的特异技能。他种树的特点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长得硕茂,容易结果实,即所谓“寿且孳”。作者在后文没有写郭橐驼种树的移栽易活的特点,只提到栽了树不妨害其成长的这一面。其实这是省笔。盖善植者必善移树,只有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这里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点到而止。在这一小段的收尾处还布置了一个悬念。即“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读者从这儿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驼种树到底有什么诀窍。而下文却讲的是极其平凡而实际却很难做到的道理:“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见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养水平和掌握规律的深度太不够了。从这里,作者已暗示给我们一个道理,即“无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这个道理从下面两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第三段是郭橐驼自我介绍种树的经验。前后是正反两面对举,关键在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为了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文章用了对比的写法,先从种植的当与不当进行对比。究竟什么是树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个“欲”字,既概括了树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种树的要领。郭橐驼正是顺着树木的自然性格栽种,从而保护了它的生机,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这正是郭橐驼种树“无不活”的诀窍。他
植者则不然,他们违背树木的本性,种树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离”的恶果。这就回答了上段的问题,他们“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标不学本。继从管理的善与不善进行对比。“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是郭橐驼的管理经验。乍看,好像将树种下去以后,听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实上,橐驼的“勿动勿虑”,移栽时的“若子”,种完后的“若弃”,正是最佳的管理,没有像疼爱孩子那样的精心培育,就不会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关心太过,什么都放不下,结果适得其反,“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压抑了甚至扼杀了树木的生机。
这两层对比写法,句式富于变化。写橐驼种树,用的是整齐的排比句,而写他植者之种树不当,则用散句来表示,文章显得错落有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用押韵的辞句,使重点突出,系从《庄子·马蹄》的写法变化而出。从介绍橐驼的种树经验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观点同老庄思想还是有差别的。柳是儒、道两家思想的结合,他并不主张一味听之任之的消极的“顺乎自然”,而是主张在掌握事物内部发展规律下的积极的适应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种树人都能做到认识树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适应树木生长规律的业务。把种树的道理从正反两面讲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过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实为一篇之“精神命脉”。作者通过对话,运用“养树”与“养人”互相映照的写法,把种树管树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对“养人”之不善,文章先简要地用几句加以概括:“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这与上文“他植者”养树管理之不善遥相呼应。接着用铺陈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种种表现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画细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写官吏们大声吆喝,驱使人民劳作,一连用了三个“尔”,四个“而”和七个动词,把俗吏来乡,鸡犬不宁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作者最后以“问者”的口吻点出“养人术”三字,这个“养”字很重要。可见使天下长治久安,不仅要“治民”,更重要的还要“养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养息,在元气大伤后得到喘息恢复的机会,也就是后来欧阳修说的“涵煦之深”。这才是柳宗元写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
综观全文,我们应注意三点:一是无论种树或治民,都要“顺天致性”,而不宜违逆其道;二是想要顺天致性,必先掌握树木或人民究竟怎样才能“硕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发展规律;三是动机效果必须统一,不允许好心办坏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头上。把这三点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养人术”。
这实在是一篇奇作。在中国词史上,写山水的词作罕有其匹。词咏四川资中县的东岩。东岩形似剖盎,侧立千尺,溪壑深杳,东岩在蜀中,词人似乎有意要与蜀人李太白《蜀道难》一争高低,词也的确有太白雄风。
本词第一奇在构思,用奇特的想象,从虚处着笔,把东岩写得极富传奇色彩和动态的力度美。巍巍的东岩,壁立千仞,石壁夹道,峻极中天,仿佛是在混沌天宇中,由造物主“凿开”的一道“天险”;它高矗云天,又象是奔腾飞驰的“云髓”聚焦“凝成”;它中开一线,又是怎样形成?原来是“天风”将它“吹裂”所致。“凿开”、“凝成”、“吹裂”、“中开”四词,力可扛鼎。词人不从东岩现存的静态形象着笔,而是展开想象,从它的“生成”过程入手,把一座静态的,也许在常人看来极为普通的山岩写得奔腾驰骤,气势磅礡。巍巍天险,被词人玩赏于股掌之上,戏弄于笔端之下,写来毫不费力。而写就的东岩风云奔走,极富于运动感和力度美,确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南宋大词人辛疾疾竹的山也够富于运动感和气势的了,“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群峰叠嶂,犹如万马回旋,向东奔驰。但比较而言,辛弃疾词仍是从现实的可见的意象进行构思取譬,而本词则完全是凭想象,从虚处非现实化的意象着笔构思。论气势力度,二词平分秋色;但论浪漫色彩和想象之奇,辛词不能不让一着。“高擎”二句,仍写东岩之高入云天仙界,但用一“擎”字,便又写出其动态和力度。“擎”有支撑、托住之意。仿佛让人觉得仙界向下重压,而东岩则撑持向上顶住,既写出和东岩的高度,又表现出了它的力度。如把“擎”字换一“入”字或“耸”字,动感和力度就无法表现出来了。“鸟道”一句,语出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太白,即秦岭的太乙峰。词意谓东岩之高仅飞鸟可通,而东岩的鸟道又仿佛太白西边的鸟道一样高峻。
“擎仙界”、“矗半空”的东岩已经高不可攀了,可词人仍然设想“凭高”,去俯视东岩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山高,人更高——不,是词人的“心高”,想象力高。西方美学论崇高美,认为崇高来自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的敬畏。本词也富于崇高美,而崇高美感的来源恰恰相反,它产生于审美主体对大自然力量、气势的把握。词人面对巍巍高峻的东岩,不是敬畏恐惧,而是产生征服、戏弄它的豪气。无论是中国画还是中国古典诗歌中,写高山,总离不开云,因为中国艺术家们已总结出这样的规律:“山之精神写不出,以云雾写之。”即通过云雾的缭绕来烘托山的高峻。
比如唐代诗人兼画家于一身的王维就很懂得这个理,他写终南山的高,就写道:“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杜甫写泰山也有“荡胸生层云”之句。欧阳修《醉翁亭记》写琅玡山也写到“云归而岩穴瞑”。但比较一下本词所写的“云嘘岩腹,鼓舞风雷”便可看出,上述诗文中的云都是轻飘飘的云,而本词中的云却是奔腾驰骋的云。“鼓舞风雷”,不仅写出了岩腹吞云吐雾的强烈运动感和力量,而且写出“云嘘”雾吐时轰烈的声响效果。云雾吞吐竟响如风雷,只有在豪杰之士的笔下才有这般气势。
本词第二奇在奇情壮采,豪气逸兴。词人面对巍巍东岩,逸兴遄飞,“志壮”凌云。我们仿佛见着他脚蹬被桃花香染过的登山鞋,阔步快速地奔向青云,进入月宫,高折蟾宫一枝桂树。“快阔步”、“便孤骞”、(高举)、“超”(越)几个连续快速的动作,充分表现出词人心胸内沸腾的激情,“疏狂”的豪气。他写景富于动态、力度,写情同样富于动态,力度、气势。诵读时,“快阔步”五句要一口气读下去,体会其声情,才能品味出其中强烈的节奏感。由强烈的节奏感又可进一步体会词人心灵快速激烈的律动。
“笔蘸天河,手扪象纬,笑傲风云入壮题”,狂豪、奇壮无以复加!读此三句,似乎觉得当代郭沫若先生《站在地球边上放歌》也不那么奇特了,又感到诗仙李白“兴酣笔落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俱怀逸兴壮思习,欲上青天揽明月”也不是独一无二的“惊天地、泣鬼神”了。“象纬”,指日月五星。词人竟然要手摸着星辰日月,笔蘸着天河之水,来题写他的风云意气,世间有几个如许的狂人!南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之“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也同样具有囊括宇宙的气概,但作一“细”字,觉得气势的力量稍嫌不足,不似本词气势奔腾直下,一泄千里。结尾紧承上意,写他“笔蘸天河,手扪象纬”,在“苍壁”上挥洒着大笔,如龙蛇翔舞,左右奔腾!我这支秃笔已无法形容周权那奇特的想象力和壮浪纵恣的豪气,只觉得他不是胸吞宇宙,气盖乾坤就无法写出这样的奇作。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这是一首“再次韵”之作。“次韵”,用韵有严格规定,不能超越变更原作的韵脚,这已经限制创作的思维了。而刚用原韵写过一首(原题《次韵王尹赋东岩》),再度用原韵写作,就无异于戴着脚镣手铐跳舞,而周权却偏偏跳得如此潇洒,如此自在,如此欢腾,可见他惊人的才气。
全词由奇景而生奇情。上阙从东岩的“凝成”写到它的“中开”和吞云吐雾的气势;下阙从“阔步”登天写到他月中折桂和在苍壁上挥舞“龙蛇”。全词一气呵成,气势奔注,而不作腾挪跌宕。词以气势胜,才不觉得词中屡用的“天险”、“天风”、“天河”、“风雷”、“风云”、“青云”、“云髓”、“云嘘”等意象有重复之感。词中用词造句之避与不避,取决于创作主体能否驾驭词的气势和语言,未可一概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