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际被金人扣留的宋使为数甚多,足见女真首领趾高气昂得根本不想同汉人讲一点点道理。于是才有了宇文虚中、吴激等人倾吐危难之苦、家山之思、沧桑之感的词作。
冬去春来,大自然的万紫千红是不管人世间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执着地要向南疆北国、千山万水奋力进军的,立春,是春天的华诞。若在和平时期,人们总要尽情庆祝一番,因为它孕育着一年的丰收和希望。中国唐宋以来,每逢立春日,民间以小纸幡戴在头上或系在花下,庆祝春之来临。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条载:“春日,宰扶亲王百官皆赐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一时间宝幡彩胜,招摇过市,有金质的、金裹银的、罗帛作的,委实是堆金堆缕,流光溢彩。无论是风雨飘摇中的北宋朝廷,还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当权者,都颇有一点及时行乐、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涵养”。民间自当别论。老百姓含辛茹苦,总是热切地祈求和平,祈求春光永驻。他们“春播雪柳,各相献遗”(《东京梦华录·立春》)的那情景,恰如辛弃疾所形容,“蛾儿黄金缕”(《青玉案》),十分朴素、融和。至于民间女子,更是别出心裁,“立春月,悉剪彩为燕以戴之”(《荆楚岁时记》),好一番“共喜钗头燕已来”(欧阳修《春日帖子》)的动人情致。这一切,对于宇文虚中说来,俱成已往。立春,带给也们的只是加倍为心灵苦寒和酸痛。遥望故园、故国,他们越发珍借昔日的春光春色,越发思念那金的、银的、纸的、绢的交相错杂、光彩迷离、共庆“春日载阳”的一片喧腾。美好的记忆的余温,温暖着失群孤雁的冷得发颤的心。很自然,此词开首便推出了热热闹闹的两句:“宝幡彩胜堆金缕,双燕钗头舞。”
“人间要识春来处”,是承上启下的一句。在词人看来,只有故国的春天才是真正的春天,春神,是戴着宝幡彩胜,携着欢庆立春的声声笑语,从繁衍大宋巨民的多灾多难而义生生不息的土地上翩翩而来的。那里,才是无限春光的源头。这当然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作者生于动乱,困厄、耻辱、危难加诸其身,不能不体察到昔日繁华下的种种辛酸、苦痛、伤痕和泪水;但北时此刻,一切都失去了,失去的东西倍觉珍贵,故词人情不自禁地把故国的春天想象得尽善尽美,此乃人之常情。
宇文虚中看到了“天际雁”、“舞边树”。前者是运动的,后者是相对静止的,一动一静,相辅相成,巧妙地构成了揭示春之源头、春之踪影的“座标”。常言道:“八月十五雁门开,雁儿脚上带霜来。”南飞雁是冬天的使者。词人眼下眺望的是打前哨的飞往北方的春雁,它们从南方来,应知南方之春事,应将春风春雨春光春色引到苦寒的北国(含蓄而又大胆的抒怀)。舞边树,泛指南方的舞流和春树。此乃绾系万缕情丝的一种理想物象,唐张若虚曾用它收拾春、舞、花、月、夜:“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舞树。”宇文虚中同样是魂系舞树、魂断舞树的:风又绿舞南岸,春色又满舞边树然而,“我”却不能“归”,不能“还”,此情谁解?此意谁度?此味谁识?
要之,上片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是:春神已降,在喜气盈盈的宝幡彩胜间,在春雁的拍打长空的羽翼上,在萦绕舞树的剪不断理还乱的绵绵情丝里,这是月魂度关山、目送干里的感情“长镜头”奋力追摄的心灵图像,尽管恍惚迷离,但画外音却铿然有声:春在南方,春在故国,人们啊,你识得此理么?
下片紧衔“舞边树”。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舞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宇文虚中不比当年归降北魏的陈伯之,无须“丘迟”们规劝、启发和诱导,内心本来就骚动着强烈的故国之思,所以,一提及“舞边树”马上就想到了“故国莺花”。“又谁主?”目下是谁人在调护莺花、相看两不厌呢?问得急切而又主动。是自我设问,也可理解为询问身在故园、无比幸运的“丘迟”们:你们因何不托雁传书给我捎来一点“莺花”的消息呢?这里又出现了一处节令上的“误差”。上片之春雁,应在春分后飞往北方,词人令它提前两个节气(雨水和惊蛰)启程,有点迫不及待;这里,又将“暮春三月”的群莺、杂花提前到立春日加以审视和探询,更显得思乡心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作者似乎觉察到自己问得有些个突兀,故即刻发表声明:“念憔悴,几年羁旅。”这几年羁留金邦,不死不活,心力枯竭,而目憔悴。度日如年的人必会“魂一夕而九逝”。很明显,这里用“过去——现在——未来”各个时刻依次延伸、表现宽度的“空间时间”概念来检视,是很不够了,只能着眼于“心理时间”,看词人打破惯常的时间序列,将过去的印象、现在的感受和未来的揣度交融在一起,叠印在一起,从而透示出一种感情的力度和节奏。此词在这方面处理得相当自然巧妙:在有序而无序中,在飘动而沉稳中,俯仰自得,斡流而迁,终于将一曲心灵的悲歌嘈嘈切切地推向了高潮:“把酒祝东风,吹取人归去!”宇文虚中羁留日久,苦不得归,只好向春风祈求:愿能胁下生双翼,随风飞到春来处!他被害于皇统六年,再也没有能够见到宝幡彩胜、群莺、杂花和绿茸茸的舞南春草,再也没有能够重睹故国之旗鼓。春风尽管有意,但也无力将他吹出有形的牢笼。
小令用尖刻的笔触,揭露封建社会人们动辄得咎,常遭横祸的现实,以及百姓无可奈何的处境,后半以天公为例,是一种调侃的手法,更进一步讽刺了社会黑暗。
这首小令以自嘲的口吻,吐诉出处世艰难、一筹莫展的愤慨。即使伏低做小,装痴作傻,还是躲不开“是非”的“着莫”,动辄得咎。“蚕怕雨寒苗怕火”的构思,出自苏东坡的《泗州僧伽塔》:“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但苏诗是说矛盾的两极要求至少还能满足一方,也就是“造物”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周旋余地;而本篇中则阴,也是错;晴,也是错,一无是处。连“天公”也要无端蒙冤,更不用说民间的平头百姓。“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追赠崔纯亮》)作品正是以不露声色的议论,表现出同样激越的不平之情。
以冷语峻笔作嬉笑怒骂,是元散曲讽世作品的常法。乔吉有首《山坡羊》就明显模仿了本篇:“装呆装琳,装聋装口吞,人生一世刚图甚。句闲吟,酒频斟,白云梦绕青山枕,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恁。枯,也在恁。”
此词开头概要地叙述了金陵的地理形势和历史变迁,是古代许多帝王看中的都城。接着着重描绘金陵百姓在蒙蒙细雨中送别王胜之的难舍难分之情。
过拍两句用游仙的比喻来称赞王胜之的品德高洁。最后以戏谑的语言、轻灵的笔意说明金陵算不得理想居地,其用意是宽慰王胜之。
在这首词中,词人送别酬唱的生活实景以及情感体验成为词作着力表现的主题。词人个体的生活体验进入词作表现的领域。与此同时,景物在词作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作用明显弱化。一方面,词中的景致不再是晏词中泛化、类型化的水乡风物,而是词人身之所历、眼之所见的现实的风景;另一方面,词中景与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景物不再是作品中的主导性部分,而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带有鲜明的人物活动的印记和影响。
从苏轼开始的以词作抒写主体独特的生命历程以及情感体验的创作方向,为后世众多的词人继承和沿袭。随着创作的不断丰富,词作中也融入了更复杂、多元的情感内涵。其中最集中、最响亮的声音是对功名的否定和对沉溺于功名之中的生存方式的反思,如“功名薄似风前絮”“守定微官真个错”“世上功名翻覆手”“名利场中空扰扰”等,便属此类歌咏。其次,与薄宦功名相伴而来的是对羁旅之愁和思家之念的倾诉,以及亲友离别的悲伤,如“征尘万里伤怀抱”“故园凝望空流泪”“那堪送客江头路”“忆昔故人为侣伴,而今怎奈成疏间”等,便属这类情怀的抒发。此外,归隐之愿的表达亦屡屡见诸笔端,如“从今莫负云山约”“此身甘被烟霞锢”“林泉况味终须好” 等。
首联虽是转述村叟的情况,但可以烈感受到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颈联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的愿望的破灭,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尾联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
不像多数“伤田家”一类揭示民生疾苦的诗作,常用贫富极端对立的方式来造成强烈的反差效果,以此对现实进行抨击((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等),在这里,诗人只是真实地记叙、描摹乱后村叟的悲惨生活,而且这种记录是以一种客观、平静的方式进行的。诗中不写与“逢”字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与作者自己主观情绪有关的字眼,相形之下,首联在全诗中便显得十分突出。虽也只是转述村叟的情况,读者强烈感受到的却是诗人无比的凄恻、沉痛之情。一“逢”村叟,便是“乱”、“衰”、“破”“伤魂”,这样触目惊心的情形,村叟事事伤魂,诗人又何尝又伤魂。这里将村叟的情形、感受过程暗迁为诗人的心绪感受,是一种自然、含而不露和深层次的情绪转换。诗一开始即以这种与传统诗学的“含蓄”无关的“定味语”式的字眼,将惨痛现实及感受全盘托出,直接拉到读者眼前、心中,可谓字字惊心。“伤魂”二字,则实为诗眼,下面几联是在这一基调上具体情形的自然生发,不断加深着这种同属于“衰翁”、诗人和读者的“伤魂”之感。因此全诗看似冷静,实则情绪饱满,看似直白,实则含蓄蕴藉。七律首联素为人重视,此诗首联份量尤重。
颔联写战乱给村叟带来的灾难。桑柘,即男耕女织生活赖以维持的重要生产资料——桑树柘树都被砍伐殆尽,作兵营的寨栅了,村叟已无以为生,徭役又使他子孙断绝,永远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和依靠,相比之下痛失亲人的悲苦也许倒还要好受一些。可以说,“三吏”、“三别”之中,痛苦更深地表现为亲情的折磨,《杜陵叟》、《卖炭翁》等诗中主人公也许还能“重整旗鼓”活下去,这里村叟却被逼入了绝境。诗人这种真实到令人心颤的实录,是要表达对官府朝廷无声而无比愤怒的控诉和抨击。不幸时代中,“诗史”性作品其实都同是这样一种指向。
颈联出句承续上联之意,直接点明“赋税”二字,是概括性交代,对句则通过村叟欲求生存(逃离到别的州县)的愿望的破灭,一下使全诗具有了一种普遍性指向和代表意义,而超越了对一个村叟的单纯记叙,诗也由此获得新的深广度。老人的遭遇正是当时千家万户生活的一个缩影,典型地概括了连年战乱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尾联稍异上两联,上句仍承续着上两联的苦况交待,下句却转入一个孤单、冷漠场景的刻划。子孙断绝、鸡犬星散的“家”门口,衰翁有气无力倚门对着前山的落日。全诗直到最后,才单用一个“独”字,将对村叟情形的记叙转入对村叟形象的简洁刻划,传神地呈现出一个衰惫乏倦、孤苦无依的老翁形象。也仅用这个“独”字,诗由对黑暗现实的无声抨击转入到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乱后逢村叟》之所以感人,其艺术力量正来源于这种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对人民的同情,这一点又是通过极其通俗朴实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杜荀鹤出身寒微,境遇不顺,长期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使他对人民的痛苦体察很深,故《唐风集》中不少反映民生疾苦、乱后心绪的诗作许多都像这首《乱后逢村叟》一样,是可以称为历史实录的作品。而正是这种由题材特点、创作者个性及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所确立的语言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杜荀鹤体”或“晚唐格”,体现出杜荀鹤诗的独特风貌。
词的上片,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词人与爱妾往昔的浪漫情事。“新腔一唱双金斗。正霜落,分甘手”二韵,开笔逆人,描写昔日欢聚之乐。黄柑荐酒,纤手分擘。这双分柑纤手,永留在词人的记忆里。
“已是红窗人倦绣。春词裁烛,夜香温被,怕减银壶漏”二韵,继续渲染昔日二人温情。芳香弥漫,温暖罗被,词人害怕春宵太短。前韵勾画出一幅“美人倦绣图”,“怕减”二字,写出了春宵苦短的心理活动。
词的下片,抒发爱妾去后,词人的“百感情怀”,“醉魂和梦,化作梅边瘦”,不言相思,而相思之情俱在。言有尽而意无穷。“吴天雁晓云飞后。百感情怀顿疏酒”二韵转入今日,抒写姬去之悲。“顿”,形容姬去的忽然,词人顿然失去一切情趣。酒逢知己才有兴味,如今孤身一人身心疏懒,所以喝酒的情绪也没了。与开首“新腔一唱双金斗”形成鲜明对照。
“彩扇何时翻翠袖,歌边拌取,醉魂和梦,化作梅边瘦”二韵,以梦幻收笔,写出对爱妾强烈的相思之情。“何时”二字,写出词人当年与爱妾曾经共同度过的狂歌醉舞,缱绻难忘的浪漫的爱情生活,如今人去楼空,魂牵神萦,只能在醉梦中相见,但醒来之后只会倍添相思的愁苦。
这首词在结构上很清晰,上片写往日欢乐,下片写今日愁思。全词言情婉丽,文心曲妙,又真实而亲切,于疏快之中见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