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描述词人与友人王定国在南都不期而遇的欢快情景。“银筝旋品。不用缠头千尺锦”,词人自己拨动起银筝的调音“品”,确定音位后,便弹起乐曲来,用不着请歌舞艺人来表演送她们千尺锦帛作“缠头”装饰了。“妙思如泉。一洗闲愁十五年。”筝曲发出的奇妙乐响,有如泉水淙淙流淌的畅快思绪,一下子把两人相别十五年的闲愁全部冲洗干净了。
下片写舞蹈,诚如《淮南子·本经训》所云:“心和欲则乐,乐斯动,动斯蹈,蹈斯荡,荡斯歌,歌斯舞。”下片从上片的音乐快感过渡到欢歌狂舞,既自然,又真实,目睹着二人在相遇欢宴中种种心花怒放的冲动过程:“为公少止。起舞属公公莫起。风里银山。摆十鱼龙我自闲。”大家为了国家朝廷整年的忙忙碌碌,不妨少事休息,相嘱一起来跳舞。于是,欣然跳起了“公莫舞”,两人手执着珍异动物模型摇摆踏跳,似乎幻觉在风里的三神山上,好像鱼龙变化、嗷水作雾,霎时化成八丈黄龙,出水遨游,炫耀着日光。……在这般神仙境界中,他们内心的什么烦恼都忘怀了。“我自闲”,尤其是词人自己,全身心感到无比闲适、轻松、惬意、自在,他已完全放开了。有如他在知密州任时的“放意肆志”韵“超然”态度,所谓“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
这首词全篇非常乐观、旷达、自适、自在的情趣抒写,并毫无物累、压抑、疲惫、伤感的格调韵致者,其实,正是词人“野性犹同纵壑鱼”的放逸个性的突出表现。
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解连环·孤雁》是宋亡后之作,是一篇著名的咏物词。它构思巧妙,体物较为细腻。在写其外相的同时,又寄寓了深微的含意。这首词可以透视出张炎词深厚的艺术功力。作者揉咏雁、怀人、自怜而为一,抒发了他的家国之痛,漂泊之苦,凄婉动人。词咏孤雁,实则借孤雁寄托作者宋亡后的伤感,也反映了宋遗民普遍生活体验及感触,具有典型意义。
上阕前三句写孤雁失群;接着写失群后的孤独。“楚江空晚。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以困顿惆怅的情怀起笔,伴孤雁一起飞来。起句境界暗淡、空旷、寂寥、肃杀。楚江,指湖南地方。衡阳有回雁峰,又雁多经潇湘。潇湘、衡阳皆楚地。作者把雁置于这空阔的空间,不惟反衬雁之“孤”“小”,且为全词定下低沉的基调。惟其“空”,才愈见离群雁之“孤”;惟其“晚”,才更显离群雁之“凄冷”:可谓景中含情。这特定的审美感受,却是通过自然而平常的四个字,由视觉贯通了读者的触觉来传达的,下笔不可谓不“空”。“怅离群万里,恍然惊散”。离群而“散”,已觉“恍然”,而“万里”,更足可悲,这怎能不使孤雁在“惊”悸之余感到“怅”然若失呢?仅一传神之“怅”字,写事更写情,它把“离”前之可恋,“离”时之痛苦,“离”后之茫然的复杂的感情,曲折婉转地表达出来了。
这三句写出了孤雁之遭际,使人意识到了作者心绪之凄惨。南宋末年,国势垂危,生于此时的词人,对于时局自己深感无能为力,不胜忧愤,只好借物抒怀以寄托一腔幽怨。
既离群万里,则渺渺天地间惟一孤雁而已,自顾其影则不免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感,故只有另寻栖身之所,“自顾影,欲下寒塘”正是这种孤栖自爱神态的写照。顾影,表示有深自珍惜。特别是一“欲”字,更是对这种想下未下、犹豫迟疑的神态的深刻把握和维妙维肖的刻划。“正沙净草枯,水平天远。”在惊魂未定之际,目光所到之处, 只有寒水暮天相接,漠漠荒沙、瑟瑟衰草,依然荒寥而已。来亦孤单,去也孤单,只好徘徊顾影,使人进一步体味它的孤独。
“写不成书”两句,是写雁群飞行,排成一字或人,孤雁单飞排不成字,故说写不成书信,只能成一点,带回一点相思。从而巧妙地表达出前朝对遗民的思念。古人常以雁为传书使者。“只寄得、相思一点”,激起人们多少相思之苦与家国之苦,已无从分辨。如果说,“恍然”离散已使孤雁怅然若失因而无奈去别寻栖所的话;如果说,依然荒寥更足以使之凄怆伤神的话,那么,“写不”两句所表达的那种痛苦竟无人可告之情则转而化为某种程度的悲壮了:雁既失群于万里之外,不能和同伴共排雁字,只有向他们遥寄一片相思之情了,此其一;因此,违误了久困于胡地的“故人”的凝盼之情(“故人”殆指沦于北人之手切盼南归的故园父老),此其二;联系作为宋朝遗民的张炎当时朋友散失、家国破碎、孤身一人、满目凄凉的处境,可以想见,即使有书可传,那“故人”之愿又将告于何人?此其三。然而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却是通过作者极疏淡自然之笔(两句用一事而又一气贯注)写出的。这正是“清空”特色的表现之一。
“料因循误了,残毡拥雪,故人心眼。”这是为雁立传,可以看到作者思想轮廓。表面上是说孤雁误了寄书,和苏武托雁寄书的心事。“残毡拥雪”,用苏武“武卧啮雪,与旃(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事表达心声。
从对上阕简单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作者无论写景还是状物,都能“不滞留于物”(《词源·咏物》),特别是对孤雁外部形象的描写和琐屑事件的叙述,即使是最简单的交代都省略了,而是摄神遗貌,紧紧抓住最能表现孤雁内心情感的神态(如“欲下”),把笔触伸向孤雁的内心世界(如“怅、惊、料”),栩栩如生地刻划出孤雁孤寂索漠的内心世界,给人一种艺术上的去芜存精的澄净感,而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在此得到了曲折委婉的表达,即所谓“调感怆于融会之中”。
下阕更以化实为虚的方式体现了张炎词的“清空”本色。换头承前,叹息北去的南宋宫室艰难险恶的处境。而孤雁只能在夜雨中哀鸣,若是能在玉门关重新见到离失的伴侣,该是何等的惊喜!因“离群万里”,因而“谁怜旅愁荏苒”。“荏苒”表达迁延的意思。在形容时间光阴之绵长的“荏苒”前面冠以“旅愁”,其旅途之劳顿和愁之绵绵可知,且作者并不正面说此愁无人怜而以反问出之曰“谁怜”,除更觉情切动人外,已微透“怨”的消息,故下面紧接写道:“谩长门夜悄,锦筝弹怨。”说长门夜悄与锦筝弹怨。典出汉武帝陈皇后罢退长门宫故事。“长门”所“弹”者,昔陈皇后之“怨”;而筝柱斜列如雁行,故在此又是孤雁之“怨”。“谩”字,极度渲染孤雁的哀怨。作者以“浑化无迹”之笔,借陈皇后之事,将人、雁之“怨”一起写出,从而抒发了自己亡国之思家破之愁无人可告亦无人怜之的一片愁怨之情。
孤雁之哀愁既无人可告,那么雁之凝盼思归的急切心情是可以想见的。它多么盼望自己早一天飞到同伴身旁啊!可它不说自己身落寒塘之实境,却首先代同伴着想: “想伴侣、犹宿芦花。”不说眼前自己思念同伴之实情,却透过一层,言伙伴曾念自己在来年春前“去程应转”。伙伴们春天到来之前,应该回北方去了。这又是化实为虚,使虚中有实,虚实相生,既婉转又空灵,它比正面诉说更能见孤雁之一往之深情。
“暮雨相呼,怕蓦地、玉关重见”。随即是个飘渺的幸福的设想。玉关春雨,北地黄昏,却是将怎样和旅伴们重见呢?“怕”字含意深微。孤雁由“离群”之“怅”而生“谁怜”之“怨”,又由“怨”而生“暮雨”中之“呼”,从“呼”又生“怕”,于是读“暮雨”二句,读者脑海里会出现这样一幅动人的情景:瑟瑟秋风、潇潇暮雨中,望伴情切的空中孤雁,一声又一声呼叫,找寻着同伴,它要尽最后一丝力量飞到它们身边,倾诉离后之情。它坚信,同伴们就在不远的前方。然而,突然之间它又由“呼”而“怕”了:是怕见同伴于忽然之间,“怕”自己不胜那突如其来的巨大的喜悦和幸福潮流的冲击。一个 “怕”字,生动而逼真地刻划出雁经过长途跋涉,备尝离群之苦后幻想自己即将在“蓦然”间重见同伴时那种喜悦、激动而又有些不安、焦躁的复杂矛盾心理。
至此,孤雁之情已至深至切似乎无法再写,但作者意犹未尽,再次从虚处下笔,进一步替孤雁设想:“未羞他,双燕归来,画帘半卷。”长期的期待与渴望,一旦相见期近,反怕春期之骤至。虽能相见也无愧于寄身画栋珠帘双双紫燕了。从用意上看,此二句实承以上而来。即如上所述,孤雁之愁已至浓至厚,无法解脱,其望归思伴之情已至深至切,无以复加,但退一步说,即使雁之愿望无法实现,它也绝不愿像在春日融融中翩翩归来的“双燕”(暗指归附元朝者)一样,寄人檐下,以博主人一笑,从而表现出雁之孤高自傲的情怀,使其形象得到了升华。而在这空灵蕴藉中,作者不愿事奉新朝的心迹也得到含蓄而委婉的表露。这在情感上,表现为异军突起;在格调上,则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峭拔。
由于作者在这首词里没有刻意于静态的摹写,而着重从孤雁内心情感的发展变化上——由“怅”而“怨”,由“怨”而“呼”而“怕”,写出了动感,因此,在意脉和情感节奏上,于自然流转之中包含着起伏跌宕,于空灵之中见出流动,从而给人以和谐的美的享受。
通观全篇,状物言情极尽精巧而不着雕饰痕迹,词人遣词炼意、体物抒情的精湛造诣淋漓尽现。全词多处用典,堪称咏雁佳句。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曰:“玉田《高阳台》,凄凉幽怨,郁之至,厚之至,与碧山如出一手,乐笑翁集中亦不多见。”张炎词善于咏物。从咏物词的整个方法、风格和寄意来说,这首咏孤雁的《解连环》更有代表性。词人刻画孤雁的形象妙肖传神,在咏物的方法上,紧扣一“孤”字展开描写,烘托渲染,以物喻人,将咏物与抒情合而为一,通过对孤雁的描绘,把家国之痛和身世之感尽蕴含在对孤雁这一形象的描绘中。
这是一首怀古诗。诗的首联点出怀古之地;颔联用往昔的繁华,来突出今日的荒凉残败;颈联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尾联发出诘问,批判晚明统治者不能吸取六朝兴亡的深刻教训,致使国破家亡、重蹈历史覆辙。全诗言筒意深,蕴含丰富,寓情于景,真切动人。
首联运用“工对”之“地名对”起,既点出怀古之地,又写出南京形胜:“牛首开天阙,龙冈抱地宫。”十个字对偶工稳精整,而景象又雄奇壮阔。一“开”一“抱”两个动词,用得也十分形象有力,极见炼字之功。两句诗把南京为帝王之都的山形地势,突兀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为下面进入怀古预先作了有力的铺垫。
“六朝春草里,万井落花中。”颔联两句运用当句对比手法,把往昔“六朝”、“万井”同今日“春草”、“落花”加以对照,从而用往昔之繁华,来突出今日之荒凉残败,以见人世沧桑巨变,语极沉郁。“春草”、“落花”,形容现在城市之衰败残破,好像现在整个南京到处都是杂草丛生,野花飘零。过去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不胜繁华,而今日却残破不全,一种“过春风十里,尽麦青青”(《扬州慢·淮左名都》)的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诗人写这种内心悲痛的感受,却又显得毫不粘滞,似乎是随意地把古之历史、当时城市人口情况,同现在的春草、落花并列在一起,而让对比鲜明的形象,自己来透露朝代兴废的瞬息万变。“六朝”、“万井”又有双重意义,暗中亦指南明,南明小朝廷亦建都南京。南京经清兵的掳掠烧杀后,已是满目疮痍,一派凋敝景象。十几年后,诗人到此,断垣残壁犹在,不禁悲慨万分,因而借用怀古之情以喻伤今之意。所以,这两句诗言虽少而意却多。
“访旧乌衣少,听歌玉树空。”颈联两句推进一步,由写景物转入写人事。乌衣巷是六朝繁华之象征,《玉树后庭花》曲是六朝亡国之象征。这里,乌衣用以代指南明时朝中之显贵,玉树则用以暗指南明福王朱由崧荒淫误国的丑行。福王朱由崧在清兵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思进取,纵情声色,选优排戏,完全置国家社稷于不顾,最后落得国破身亡,“临去秋波泪数行”(孔尚任《桃花扇·余韵》)的下场。两句诗均有话外暗示之音:拜访旧时之显贵,现在人已无多;而过去笙歌迭唱的舞榭歌台,现已人去楼空,微微透露了南明小朝廷之覆亡。这一联中,诗人以“少”和“空”来概括“访旧”和“听歌”的结果,可见现在人事已非,用得十分准确贴切。尤其是“空”字,更显现出一种空虚渺茫之感。
古之六朝,今之南明,均遭到社稷倾覆、江山易主的惩罚,这使诗人不能不对这种历史悲剧疾首蹙额,怅恨不已,故诗人在尾联里,发出似乎不可理解的慨叹。“尽”字表示有亡国恨者不仅仅是六朝,也包含了南明。这两句既反映了诗人内心深沉的悲痛,也表现了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
历朝历代都不乏咏秣陵之作,但大都以历史的旁观者身份进行创作。有的是总结教训,指出险不足恃,如刘禹锡《金陵怀古》诗:“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有的是叹息世事如梦,如韦庄《台城》诗:“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此诗则不然。作为明室遗民,屈大均直接目睹和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迁。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诗人来说,是不堪忍受的。因此,诗人不是把自己作为历史的旁观者,而是以历史变迁中的受屈辱者的身份,写个人切肤之痛,故情真意切,感人良深。
此诗以写南京为帝王之都始,而以哀叹一个朝代接一个朝代的帝王覆亡终。其写法上最大的特点,是把写景、怀古和抒情融为一体,而于怀古之中又暗藏伤今之绪,亦怀古亦伤今。无论是写景、叙事、抒情,均寓有深层的意蕴,却又浑然无迹,藏而不露,使诗增添了无限的情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