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写鹦鹉洲，开篇便从鹦鹉入手，“鹦鹉”二字一出，便顿觉颇难收束，只好一气贯注，旋转而下，到了第四句才略略顿住，然而诗已过了半篇。鹦鹉洲是江夏的名胜，原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城外江中。相传由东汉末年祢衡在黄祖的长子黄射大会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的《鹦鹉赋》而得名。后祢衡被黄祖杀害，亦葬于洲上。历代诗人临江夏，大都描写鹦鹉洲。此洲在明朝末年逐渐沉没。现在汉阳拦江堤外的鹦鹉洲，系清乾隆年间新淤的一洲，曾名“补得洲”，嘉庆年间改名鹦鹉洲。这鹦鹉洲是因为祢衡的一篇《鹦鹉赋》而得名，并不是因鹦鹉来过而得名。那么李白诗开篇的“鹦鹉”看似实写，其实乃是代指祢衡，“江上洲传鹦鹉名”，主要是指《鹦鹉赋》，而不是专指这里来过鹦鹉，至少是一语双关，虚实并用。接下第三句还是一语双关，它化用祢衡《鹦鹉赋》中“命虞人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张罗”的句子，说鹦鹉已西飞而去。相传鹦鹉生长于陕西、甘肃两省交界处的陇山一带，如今，洲上已不见鹦鹉，那么，定是飞回陇山去了。言外之意是说祢衡在这里被杀。因此，诗人感到非常的惋惜：鹦鹉曾来过这里，为此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然而又西飞而去。鹦鹉飞走了，不在了，可那芳洲之上还碧树青青。情韵幽深，余味无穷，表现了诗人对祢衡的无限怀念。这四句诗气势流转自如，而又一唱三叹，绝不是对崔颢《黄鹤楼》的简单摹仿，它是诗人的艺术创造。其中字面的点染，双关语的运用，词语的重叠出现，设问的语重心长，同崔诗比较，既有异曲同工之妙，又有别具匠心之处。
五六两句诗意开始转折，转的过程中，又同第四句藕断丝连，接“何青青”三字，生动地描绘了鹦鹉洲上明媚的春光：远远望去，鹦鹉洲上，花团锦簇，水气缭绕，花之浓艳似云蒸霞蔚，轻烟笼罩；水之蒸腾成雾气上升，迷濛缥缈。烟花水雾，似花似雾，即花即雾，彼此迷离一片。一阵春风拂过，鹦鹉洲上如帷幕轻轻拉开，淡烟薄雾逐渐散去，可见洲上那嫩绿的兰叶、葳蕤纷披，在微风中摇曳生姿，融融丽日、阵阵馨香，令人陶醉而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正是阳春三月的季节，江洲两岸的树树桃花临水盛开，如同朵朵红云，互相簇拥着、升腾着，像是被江岸和洲岸夹束在一起似的。微风中，桃花落英缤纷。飘荡在倒映着枝枝繁花的水面上。水中的，水上的，倒映的，飘落的，艳丽的桃花将晶莹明澈的江水染得像一匹绚烂夺目的锦缎，随着江波的起伏，一浪一浪地涌向岸边。然而，景色尽管明丽，却丝毫撩拨不起诗人的欢快之情，他依然沉浸在孤寂和悲苦之中。此时，诗人毕竟还是一位被流放过的“迁客”，眼前这一切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跟他内心的索寞痛苦恰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大好时光，烟花美景，都只是徒有。自己一生流离困顿，晚年蒙冤遭流放，更趋穷困，尽管内心还存在一种奋起搏击的暮年壮志，但终不免落花流水，悲愁难驱。面对如此芳洲，此时此地只不过是徒然纵目而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景色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所注望的仍是“鹦鹉”，是那位和自己有着相似遭遇的祢衡。据陆游《入蜀记》载：“鹦鹉洲上有茂林神祠，远望如小山，洲盖祢正平被杀处。”诗人问道：如今，祢衡长眠地下，而长洲之上那一轮徘徊的孤月，又将清辉投射给谁呢？
诗写鹦鹉洲，实际上是在吊古伤今，怀祢衡而抒发自己的沉痛感慨。诗人晚年的不幸遭遇和处境，会使他自然地将自己和祢衡联系起来，况且他平生倾慕祢衡，常以祢衡自比：“误学书剑，薄游人间。紫薇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于张翰，且乐船中。”（《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好友杜甫也曾以“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诗句来称美他的才华。他在诗中也曾多次写到祢衡：“顾惭祢处士，虚对鹦鹉洲。”（《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愿扫鹦鹉洲，与君醉百场。”（《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并有一首《望鹦鹉洲怀祢衡》。《望鹦鹉洲怀祢衡》与《鹦鹉洲》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而《望鹦鹉洲怀祢衡》表现得比较平直、明朗；《鹦鹉洲》则深沉、含蓄。
前人评诗认为李白这首诗同另一首《登金陵凤凰台》是与崔颢《黄鹤楼》争高下的。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曾对此说过这样一段话：崔颢《黄鹤楼》，千古擅名之作。只是以文笔行之，一气转折。五六虽断写景，而气亦直下喷溢。收亦然，所以奇贵。太白《鹦鹉洲》格律工力悉敌，风格逼肖。未尝有意学之而自似。方氏所论还是比较切合实际。艺术不乏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像《鹦鹉洲》这样感情深沉，意境浑融的作品断不会是摹仿所能得到的。
李白这首诗属于拗体七律，它前两联不合律，后两联合律。汪师韩在《诗学纂闻》中曾说：李白《鹦鹉洲》一章乃庚韵而押青字，此诗《文粹》编入七古，后人编入七律，其体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韵也。
正是它未完全合律，前人曾将此诗看作七古：“李白《鹦鹉洲》诗，调既急迅，而多复字，兼离唐韵，当是七言古风耳。”（毛先舒《辩坻诗》）李白现存七律共十二首，且大都如此，同整个创作比较，七律诗比较少。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前人多有论述，或认为李白不善和不愿作七律：“李太白不作七言律……古人立名之意甚坚，每不肯以其拙示人。”（贺贻孙《诗筏》）“他所以只有很少几首律诗，不是不善写，而是不愿写。”（王运熙、李宝均《李白》）“他是不耐烦在形式上和字句上下推敲工夫的。”（王瑶《李白》）或认为李白反对作七律：“太白之论曰：‘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所谓七言之靡，殆专指七律言耳。故其七律不工。”（翁方纲《石洲诗话》）这种种评价都缺乏公允，实际情况应该说是当时七律的发展现状决定的。李白所处的时代，七律尚未定型，因此创作难免不合律且数量少，不仅李白，其他人也多是如此。赵翼在《瓯北诗话》中对此曾有一段中肯的论述：
就有唐而论，其始也，尚多习用古诗，不乐束缚于规行矩步中，即用律亦多五言，而七言犹少，七言亦多绝句，而律诗犹少。故李太白集七律仅三首，孟浩然集七律仅二首，尚不专以此见长也。自高、岑、王、杜等《早朝》诸作，敲金戛玉，研练精切。杜寄高、岑诗，所谓“遥知属对忙”，可见是时求工律体也。格式既定，更如一朝令甲，莫不就其范围。然犹多写景，而未及于指事言情，引用典故。少陵以穷愁寂寞之身，藉诗遣日，于是七律益尽其变，不惟写景，兼复言情，不惟言情，兼复使典，七律之蹊径，至是益大开。其后刘长卿、李义山、温飞卿诸人，愈工雕琢，尽其才于五十六字中，而七律遂为高下通行之具，如日用饮食之不可离矣。
由此可知，七律的成熟是在李白之后。这样，《鹦鹉洲》诸作不合律也就很自然了。
这首词描写的是春光融融之中，词人在花开似锦的宫苑里，与美人饮酒赋诗、寻欢作乐的情景，充分表现了李后主作为一个文人皇帝沉湎声色、不思进取的生活情趣和思想性格。全词结构顺畅完整，以意起篇，以景会意，别具特色；语言明白直快，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准确生动，亲切可人，显示了词人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
词的上片，开头两句以意起词，不是写景，而是先抒胸臆，其实是作者追求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的真实体现。“寻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老”是词人驾车出游、会赏春光时的经验之谈。早春之际，百花争艳正是看花寻春的好时节，行乐须及春，作者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辰美景。词人有如一个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满心欢喜地追寻着世间的快乐。词人正是如此纯真地把游春时的想法和盘托出，其快乐是那般的真切，全然不似一般俗人的猥琐，闲散疏放之致。唐杜秋娘有诗句“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金缕衣》），李煜词取其意用，但《金缕衣》是劝人珍惜时光，而李煜在这里却强取及时行乐之意。以此作为此词的主旨，全词基调确定如此，也使得这首词的整个思想格调不高。其中的“春”和“花”都有双重含义，既指春日的良辰美景，又指人之青春美貌，并非当真“寻春”和“看花”。后续两句承前二句之意，直接描写饮酒作乐的具体场面，酒美人也美，和下片春光之美相对应。美人劝酒，美在对手的描写，称之“玉柔”可见其妩媚多情，“缥”“玉”“清”给人的色彩感受都非常素雅细腻。唐李白《子夜四时歌四首·春歌》中有：“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亦是表现人物手势与物色之间形成和谐的观感效果。
词的下片进一步细写作者与美人对饮赋诗、调笑作乐的情景，继续充实及时行乐的具体内容。开头两句写作者与美人都是无拘无束地玩笑作乐，因此觉得春归也晚。“何妨”一词写出宴饮更加放浪，在饮酒调笑之间，甚至觉得连最易逝去的春色脚步都放慢了。词人在这里径自说“频笑粲”“春归晚”，即是都肯定了这两种心理状态。“同醉与闲评”以下写酒酣耳热之际的闲谈和赋诗。曹孟德横槊赋诗，曹子建成诗七步俱是备受后人艳羡的文士雄才。这里是一种“移情”的描写，春来春归本是自然现象，是不以人的情感要求为转移的。但是在纵情欢饮、恣意享受的作者的感觉中，许多美好的景色似乎永远不会消亡，明媚的春光似乎永远都在伴随着作者，这不是错觉，而是一种“移情”，十分真实地体现出了作者的心态。结尾两句，醉已成为“同醉”，评也已成“闲评”，作者那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性格特点毕现，而作者的大部分追求似乎也只是“诗随羯鼓成”了。赋诗和评论，以羯鼓声停为限，也反映了其寻欢作乐的一种方式。
全词通篇都是描写饮酒赋诗的闲逸生活，抒发追求及时行乐的思想感情，格调是不高的。但是这首词以意起篇，以景会意，表现结构上顺畅完整，别具特色。词中表现的内容不很丰富，相对比较紧凑，从另一方面也昭显了作者驾驭生活和语言的较高功力。在语言使用上，全词都有一种明白直快的特点。开篇即如与人对话，相对而劝，自然朴实，后边的“何妨”以口语入词，亲切可人。而“同醉”“闲评”等，既明白，又质朴，准确而又生动。整首词都体现了一种不饰雕琢、自然清新的语言特色。
宫廷的享乐生活是李煜前期作品的主要内容，在花开似锦的宫廷中，与众美人饮酒赋诗、赏玩美景，充分表现了李煜这个文人皇帝不思进取、沉迷享乐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