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问石上，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边，同心有缘千里。饮散西池，凉蟾正满纱窗，一语系人心里。
低问石上，凿井何由及底。微向耳边，同心有缘千里。饮散西池，凉蟾正满纱窗，一语系人心里。
韦庄入蜀时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从韦庄接到朝廷命令时所作的另一首诗《寄右省李起居》中可以看出。《寄右省李起居》开头两句“已向鸳行接雁行，便应双拜紫微郎”，则说明韦庄在接到朝廷征书准备入蜀一开始时是非常欣喜和激动的，但在奉使入蜀时所作的这首《过樊川故居》中却出现了一种悲观、凄凉的基调。
“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第一句明显是叙事和写景，“衰草”和“杜陵秋”无疑说明了创作的季节是秋季。题目中的“过”字，表达了韦庄此行的目的不是在樊川，樊川只是途经之地，“却到樊川访旧游”中的“却”字很值得体味，“却”表达的是一种违背了原计划的意思，到樊川游访并不是韦庄的原始意愿，他把奉使入蜀看成是一个机遇，但是结果却只是在樊川游玩。当时时值秋天，樊川的秋景在韦庄眼里是一片凄凉萧条。
接着诗人以魏晋文人应玚、刘桢、嵇康、杜籍自比：“应刘去后苔生阁，稽杜归来雪满头。”极言人去楼空，苍苔入阁，老大归来，华发满头。由于诗人亲历黄巢之乱，家人离散，四处逃亡，自然触景生情，发出感慨：“谁说乱离只有燕，我今偷闲不如鸥。”燕窝被取，众燕离散，沙鸥击水，何时能歇？诗人用燕子和鸥鹭来自比，诉说了自己遭遇的家国不幸。
十六年过去了，昔日的家园如今已是断瓦残垣。“千桑万海无人见，横笛一声空泪流。”沧海桑田，无人看见。横笛悠扬，仪仗催发，诗人禁不住老泪纵横。韦庄一生历经宣、懿、僖、昭四代唐皇及后来的前蜀，身逢乱世，背井离乡，怀才不遇，命运坎坷。但他毕竟志向远大，人生的境遇，造就了他悲凉的诗风。
这种感伤的情怀，在这首诗中有充分的体现。他写景状物，皆着悲色；叙事说人，更具悲情；援引典故，亦出悲声。诗人于景福二年（893年）初回长安时也有《长安旧里》一诗：“满目墙匡春草深，伤时伤事更伤心。车轮马迹今何在，十二玉楼无处寻。”诗中景物与人事，历史和现实，在这里交汇，强烈地冲击着读者的神经。在唐末悲感诗作中具有突出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成就。
伪作论据
（一）良史陈寿修《三国志》，编《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录此表
（二）此表气绥调低，与《前出师表》辞气迥异，非出自一人之手，盖诸葛亮侄儿东吴大将军诸葛恪伪作，目的在于以”此表为他的伐魏主张制造有力的旁证“，因为诸葛恪在《论征魏》一文中曾说：”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未尝不喟然叹息也"。而“陈与贼争竞之计”的只能是《后出师表》。（或说是张俨伪作）。
（三）表中所列史实有误。《赵云传》载云卒于建兴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却说云已死。
肯定观点
（一） 陈寿《亮集》未载此表，不足为伪作之证。
陈氏修史编集对史料取舍，确实是经过审慎斟酌的，但却不是完备详尽的。将《亮传》与《武帝纪》相较，前者显然简略的多，诸如伐吴、南征、八阵、渭南之战等理应明确详述的内容，他都一笔带过，或未作记载。
又陈寿编《亮集》，主要依据司马氏从成都接收运回洛阳的蜀汉政府档案，这个档案经公元264年钟会成都兵变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诸葛亮“言教书奏”，有一部分明确谓“《亮集》载“；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绝盟好议》出自《汉晋春秋》，《与陆逊书》出自《江表传》等；还有一部分未注明出处，如《公文上尚书》《与李丰教》等。这些都说明陈寿所编《亮集》并不完备。《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势，关乎军情机密，不宜公开宣示，故流传不广；或因成都之乱散失，陈寿未见到。
裴松之就是针对《三国志》这种“失在于略，时有脱漏”的情况注补之，且对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惩妄论辩，但对《汉晋春秋》所载《后表》只存录而并无疑义，看来裴氏相信这是诸葛亮所作。
（二） 所谓前、后表词气迥异、风格不同字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谓“才弱敌强”，既是诸葛亮转述当初刘备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汉的总体人才质量、军事力量跟曹操及其庞大的人才群和军事力量作对比后实事求是的结论，它与《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语义类似。
《后表》所谓“夫难平者，事也”，“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语，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针对议者非料度“必胜”绝不出兵的观点而讲，是就即将二次北伐的战役而言，并不是对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长远目标丧失信心，诸葛亮所列举的曹、刘集团成败浮沉的曲折历史完全证明诸葛亮“凡事如是，难可逆见”乃清醒客观之言。所以《后表》并无“志衰气丧”的情调。
再看二表的用辞风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谓“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说的是当前的任务，与《后表》“今贼适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辞义仿佛，所谓“庶竭驽钝，攘除奸凶”，说的是自己的职责和决心，与《后表》“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脉相承；所谓“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指长远的目标，非认为一举大胜，它与《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与《前表》及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点：讲究对仗排比、有汉赋骈偶特色；音节铿锵，纵横捭阖，回转层叠，说理透彻；感情真挚，语言酣畅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叙事抒情，《后表》专注于论述批驳，互为补充映照，合之为一完璧，故当出自一人之手。
（三） 诸葛恪不可能伪作。
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吴公安督诸葛瑾致书通报军情，言“与贼争竞之计”的《后表》应是此时传送到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诸葛恪看到，再有吴大鸿胪张俨撰《默记》时收录。
假使诸葛恪伪作，他当会大赞叔父，贬抑曹魏，决不会造“难可逆见”一类有余之辞；假使他做伪作的目的是为自己伐魏的乐观主张做“旁证”，则会转引其辞以说服他人，然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叹息”而已；诸葛恪“见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时蜀汉尚在，两国使者频往，知情者均在；又诸葛恪作为吴臣，安肯曰“孙策做大，遂并江东乎？”所以，诸葛恪伪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张俨伪作，起码首先骗不了诸葛恪这位知情者。
至于张俨将《后表》收入《默记》，一则因为俨是主战派（由裴注引《默记·述佐篇》）可见，二则因为《后表》与《默记·述佐篇》体例相符。张俨曰：“余观彼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於主。”显然，其“陈进取之图”的，主要当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战并对诸葛亮屡以弱攻强的进取方针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关于赵云死亡时间，可能是《三国志》有误。今但知建兴六年夏初赵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动一概不见史载，即使建兴七年春取武都、阴平二郡之重大战事亦不见有赵云出现。由此窥测，赵云有可能卒于建兴六年冬诸葛亮上《后表》前，灵柩运回大邑县（蜀汉蜀郡江原县境）安葬时至七年春，陈寿或有可能因此误记卒年。
这首小令从唐女子刘采春《啰唝曲》“那年离别日，只道往桐庐。桐庐人不见，今得广州书”的绝句脱化，也穿插了《啰唝曲》“莫作商人妇”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意境。但较原诗来看，“闺怨”的含意更为显豁。“悔作”、“当逢”，口吻如生，表现出散曲小令开门见山的直露本色。“闺怨”的前提多为夫君别离远出，唐诗往往将这种前提加以隐掩或推衍。除上举的《啰唝曲》外，如张潮《江南行》：“茨菰叶烂别西湾，莲子花开犹未还。妾梦不离江上水，人传郎在凤凰山。”其妙味如前人所评：“意其远行，却在近处。总以行踪无定。”看来恰恰同《啰唝曲》的“意其近行，却在远处”反了个向。不过要让读者一览即领悟却不容易，可见唐诗是过于偏重含蓄了。
徐再思改诗为曲的原因，可能就是为了化含蓄为显露，当然也有别的因素。唐韩偓《偶见》：“秋千打困解罗裙，指点醍醐索一尊。见客人来和笑走，手搓梅子映中门。”不怎么知名；而李清照化用其意作成的《点绛唇》秋千词，“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云云，却为人传诵。可见夺胎前人成作，也不失为出新的一途。
原诗的薄情夫君“只道往桐庐”。桐庐在富春江中游，唐方干《思江南》：“夜来有梦登归路，不到桐庐已及明。”看来唐代桐庐为一交通中心。曲中改成了“别时只说到东吴”。东吴的指谓说法不一，据周祁《名义考》，元明时习以苏州为东吴、湖州为中吴、润州为西吴，苏州在元代确实是繁荣的商业城市。这也说明曲作者不是简单地模仿照搬，而是根据元代的实际情形更改了“闺怨”的细节。
诗人运用描写、记叙、议论、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完成了这首有名的乐府诗。先以文彩艳丽的笔法描绘了牡丹妖艳迷人的姿色。继写由于牡丹的妖艳而引逗出卿士赏花的狂热场面。然后笔锋一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重华不重实的流弊，由来已久。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这里没有采取直接抨击卿士的办法，而是采取一种委惋的方式，说“卿士爱花心”是由于“牡丹妖艳色”所致。希望老天施展造化力来减却牡丹的妖艳色，削退卿士的爱花心。最后正面提出： “同似吾君忧稼穑”的主张。白居易提倡天子与卿士关心农业生产的主张值得肯定。
开始四句从正面极写牡丹的艳丽之态：黄色的花蕊，红色的花瓣，成千上百的牡丹联成一片，像那晚霞似的
牡丹 灿烂辉煌。“照地初开锦绣段， 当风不结兰麝囊。仙人琪树白无色， 王母桃花小不香。”这四句意思是：牡丹初开似锦绣的身段，光辉照地，香气四溢。仙人的玉树，王母的桃花都无法相比。“宿露轻盈泛紫艳， 朝阳照耀生红光。红紫二色间深浅， 向背万态随低昂。”以上四句意思是：夜露的滋润，朝阳的照耀，使牡丹变幻着不同的色彩，展示着美丽的娇态。
“映叶多情隐羞面， 卧丛无力含醉妆。低娇笑容疑掩口， 凝思怨人如断肠。浓姿贵彩信奇绝， 杂卉乱花无比方。”这几句运用拟人手法写出了华丽、高贵、娇美的牡丹超凡脱俗，与那些杂卉乱花不可相提并论。比方即比拟。比起牡丹，这两种花都显得太细小了。
“遂使”以下四句：写王公贵族狂热地赏玩牡丹， 这四句的大意是：牡丹的妖艳引逗着王公卿相，贵族公主，豪家儿郎，穿着漂亮，乘坐着轻便舒适的车马终日赏玩。“卫公宅”以下八句：继写牡丹盛开时赏花的盛况。这里用一“闭”字。写尽了王公贵旋倾家出动赏牡丹的情景。又用一“开”字，写尽了牡丹开处皆有人的情景。“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牡丹在谷雨前后开，从开至谢，一般为二十来天。花开花落，仅仅二十来天，在这一年一度的花开时节，满城的人看花。就好象发狂了似的。“三代”以下四句：议论时弊，进入主题。 “三代”，指夏、商、周三代。 这四句的大意是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浮华胜过了质朴，时人都重视虚华而不重视质实。直到看重牡丹的芳菲。这种流弊并非抬自今日，而是由来已久。“霞和”以下六句大意是：元和天子很关心农业生产．由于他怜悯老百姓感动了神灵，上天便降下了吉祥。去年地里的谷子长出了九穗。但是群臣不关心百姓疾苦。以致田野里很寂寞，无人前往问津。今年的麦子分出两枝，真是祥瑞的征兆，但是这些却无人理会，唯独天子一个人内心感到喜悦。这是对皇帝的颂扬欢捧。“无人知”至末尾：直抒胸臆，点明主题。这四句的大意是：天降吉祥，没人理会真叫人叹息，我愿暂求掌握造化的主宰者。减却牡丹妖艳的颜色，冷却一下卿士们爱花的心情，都象天子一样关心农业生产，人民就都得到幸福了。作者痛斥上层统治者狂热地赏玩妖艳的牡丹而不关心与广大百姓生命攸关的农桑。但作者无回天之力，只能无可奈何地呼喊：“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少回卿士慢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作者对皇帝的褒奖，只是一种类似辞赋中的说反话而已。
借牛郎织女的故事，以超人间的方式表现人间的悲欢离合，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李商隐的《辛未七夕》等等。宋代的欧阳修、张先、柳永、苏轼等人也曾吟咏这一题材，虽然遣辞造句各异，却都因袭了“欢娱苦短”的传统主题，格调哀婉、凄楚。相形之下，秦观此词堪称独出机杼，立意高远。
这是一首咏七夕的节序词，起句展示七夕独有的抒情氛围，“巧”与“恨”，则将七夕人间“乞巧”的主题及“牛郎、织女”故事的悲剧性特征点明，练达而凄美。借牛郎织女悲欢离合的故事，歌颂坚贞诚挚的爱情。结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最有境界，这两句既指牛郎、织女的爱情模式的特点，又表述了作者的爱情观，是高度凝练的名言佳句。这首词因而也就具有了跨时代、跨国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位。 此词熔写景、抒情与议论于一炉，叙写牵牛、织女二星相爱的神话故事，赋予这对仙侣浓郁的人情味，讴歌了真挚、细腻、纯洁、坚贞的爱情。词中明写天上双星，暗写人间情侣；其抒情，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读来荡气回肠，感人肺腑。
词一开始即写“纤云弄巧”，轻柔多姿的云彩，变化出许多优美巧妙的图案，显示出织女的手艺何其精巧绝伦。可是，这样美好的人儿，却不能与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过美好的生活。“飞星传恨”，那些闪亮的星星仿佛都传递着他们的离愁别恨，正飞驰长空。
关于银河，《古诗十九首》云：“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盈盈一水间，近咫尺，似乎连对方的神情语态都宛然目。这里，秦观却写道：“银汉迢迢暗渡”，以“迢迢”二字形容银河的辽阔，牛女相距之遥远。这样一改，感情深沉了，突出了相思之苦。迢迢银河水，把两个相爱的人隔开，相见多么不容易！“暗渡”二字既点七夕题意，同时紧扣一个“恨”，他们踽踽宵行，千里迢迢来相会。
接下来词人宕开笔墨，以富有感情色彩的议论赞叹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对久别的情侣金风玉露之夜，碧落银河之畔相会了，这美好的一刻，就抵得上人间千遍万遍的相会。词人热情歌颂了一种理想的圣洁而永恒的爱情。“金风玉露”用李商隐《辛未七夕》诗：“恐是仙家好别离，故教迢递作佳期。由来碧落银河畔，可要金风玉露时。”用以描写七夕相会的时节风光，同时还另有深意，词人把这次珍贵的相会，映衬于金风玉露、冰清玉洁的背景之下，显示出这种爱情的高尚纯洁和超凡脱俗。
“柔情似水”，那两情相会的情意啊，就像悠悠无声的流水，是那样的温柔缠绵。“柔情似水”，“似水”照应“银汉迢迢”，即景设喻，十分自然。一夕佳期竟然像梦幻一般倏然而逝，才相见又分离，怎不令人心碎！“佳期如梦”，除言相会时间之短，还写出爱侣相会时的复杂心情。“忍顾鹊桥归路”，转写分离，刚刚借以相会的鹊桥，转瞬间又成了和爱人分别的归路。不说不忍离去，却说怎忍看鹊桥归路，婉转语意中，含有无限惜别之情，含有无限辛酸眼泪。回顾佳期幽会，疑真疑假，似梦似幻，及至鹊桥言别，恋恋之情，已至于极。词笔至此忽又空际转身，爆发出高亢的音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这两句词揭示了爱情的真谛：爱情要经得起长久分离的考验，只要能彼此真诚相爱，即使终年天各一方，也比朝夕相伴的庸俗情趣可贵得多。这两句感情色彩很浓的议论，成为爱情颂歌当中的千古绝唱。它们与上片的议论遥相呼应，这样上、下片同样结构，叙事和议论相间，从而形成全篇连绵起伏的情致。这种正确的恋爱观，这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远远超过了古代同类作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首词的议论，自由流畅，通俗易懂，却又显得婉约蕴藉，余味无穷。作者将画龙点睛的议论与散文句法与优美的形象、深沉的情感结合起来，起伏跌宕地讴歌了人间美好的爱情，取得了极好的艺术效果。